導致魯迅兄弟決裂的這個女人，究竟有什麽秘密

1919年，魯迅在北京新街口的八道灣胡同11號買了一套三進三出的大宅子，確切地說，是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買的。

那是周家兄弟最美好的時光，魯迅已是名聲顯赫的文壇大V，周作人雖才來北平兩年不到，但也靠著哥哥積累的人脈，順利在北大出任教授。兄弟倆的想法很簡單，有了錢，買個大房子，然後把老母親和三弟接到城裡來，一家人，就是整整齊齊。

算上兩兄弟的積蓄，賣掉紹興的老屋，魯迅還找自己教育部的同事齊壽山借了500元，契稅和裝修一共，住進這套院子最終花了4300元。當時的北京，大約200元就能買到一戶普通的四合院，周家這套耗資數千元的宅子，可以說是豪宅了。魯迅對房子的裝修也格外講究，特意在這套精心挑選的宅子裡裝上自己喜歡的榻榻米臥室和日式衛生間。

然而奇怪的是，在住進這套豪華的、被寄予了周氏兄弟對未來家族生活全部向往的宅子4年不到，魯迅卻帶著母親妻子搬走了，此後再沒住回來過，甚至跟周作人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來。曾經家人團聚的期待全部化為泡影，兩人對失和的原因也同時閉口不提，外界傳言四起，直到現在都還是懸案一件。

只是在眾多的猜測之中，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把原因歸咎給了一個女人——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太太。

羽太信子出生於日本一個平民家庭，沒什麽文化，卻十分有主見，隻身一人在東京謀了一份女傭的職務。

1906年夏，魯迅被母親以生病為由“騙”回紹興結婚，他很無奈，婚後才幾天，就和剛取得留學資格的周作人一起回了東京。1908年又受許壽裳之邀，與另兩位留學生一行5人，一起租住在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經的居住之地，本鄉區西片町十番地。就在這裡，兄弟二人認識了臉盤圓圓、做事利索日本姑娘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在宿舍裡為魯迅五人料理夥食方面的事務，相處融洽，十個月後留學生們遷居他處，她也沒有離開。久而久之，年輕的女傭跟住客中最年輕的周作人慢慢親近起來，1909年兩人就在東京舉辦了簡單的結婚儀式。弟弟結了婚，長兄魯迅不但不反對，甚至考慮到周作人婚後開銷會增多，便跟許壽裳一同回了國，打算找份工作以便補貼家用。

有哥哥庇佑，周作人在日本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生活，直到兩年後結束在日本的留學，才帶著羽太信子回到紹興。回國的當時信子已有身孕，到次年快分娩時，周作人還特意寫信告知信子的哥哥羽太重久，以及她的妹妹羽太芳子，請他們到紹興來照顧自己的妻子。

1912年周家合影，後排左為周建人、右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魯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懷抱的嬰兒是周作人長子周豐一)

信子於1912年生下長子周豐一，後來又為周作人生下兩個女兒。羽太芳子隨後來到紹興照顧姐姐，也因此跟周建人結識，兩人後來結婚，育有兩兒一女。芳子跟信子雖然都嫁到了周家，境遇卻完全不同，相比起周建人後來南下組建新家庭，留芳子獨自在北京撫養三個孩子，信子的夫妻生活可以說是和諧多了。

周作人回紹興的時候，老屋裡周家數口人唯一的生活來源，可能就是遠在教育局工作的魯迅。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邀請周作人擔任視學，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辭謝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後，才去就任。僅一個月又托病回紹興。後來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回憶這件事，隻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因私事不曾前往杭州去（就任），就是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來幫忙；這時她只有十五歲的樣子，由她的哥哥送來，但是到得上海的時候，這邊卻已經生產了。”

後來周作人到了北京，也經常牽掛著妻兒。1919年魯迅買下八道灣房屋，正在為裝修忙得不亦樂乎時，作人卻悠哉遊哉地陪著妻兒去日本探親。等到全家要搬遷到北京時，他又才去日本接妻兒老小一大家子回到北京，照顧得無微不至。

這樣看來，魯迅似乎才是始終為著闔家團圓辛苦操勞的人，甚至在搬入八道灣之後，他把最好最寬敞的後院分配給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母親和朱安住在中間的堂屋，餐廳也在這裡，魯迅自己則一個人住在前院靠近大門的一間。想到侄兒侄女圍繞，兄弟母親都在身邊，不禁對大宅院生活的熱鬧美好充滿了信心。但他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太過美好的，往往都不太能持久。

魯迅和周作人忙著在外賺錢，周母年紀大了不宜操勞，朱安一個舊式女子，第一次來到大城市難免拘謹，持家管账的重擔就交到了二兒媳婦羽太信子的肩上。

在魯迅跟周作人決裂以後，很多文章把原因歸結於羽太信子生活揮霍無度，不但吃的用的要從日本進口，連生病看醫生也一定要指定日本醫生。魯迅也曾抱怨過家裡的開銷巨大，他說自己是拉著黃包車把錢送進家裡，他的家人卻開著汽車把錢送出去。

但也有人為信子鳴不平，有人說點名要看日本醫生的，其實是習慣了日式生活的周作人。信子是傳統的日本婦女，加上有著做女傭的經歷，對周家人的照顧可以說是周全而細致，特別是丈夫周作人，在家裡甚至可以達到油瓶倒了不扶，孩子哭鬧置若罔聞的境界。

周作人的紹興同鄉，後來租住進八道灣周宅的徐淦，在《忘年交瑣記》長文高職有一節記羽太信子。文章說：

“上街采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

到底是信子生活奢侈，還是周家開銷大，外人說不清，反正周母對這個二兒媳婦還是很滿意的。周母患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辦法。老人家還誇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

其實仔細思考一下，以魯迅和周作人曾經的“兄弟怡怡”，兩人年齡相仿，志趣相近，一起留學、辦雜誌、闖蕩文學界，光是這份親人加戰友的情誼，也不至於會因為弟弟的妻子消費如何，而走向終結。

但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中國文學界一場重要的兄弟決裂還是發生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走到前院遞給魯迅一封絕交信，次月，魯迅就主動搬出了八道灣，後來把母親和朱安也接走了。真相是什麽，作為當事人的兄弟二人竟然不約而同地保持了沉默。周作人性格較為內向、隱忍，選擇不發聲可以理解，然而魯迅這樣犀利暴躁的脾氣，居然也能憋著什麽都不說。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魯迅有一次回八道灣取東西，竟然遭到周作人夫婦對其大打出手。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這麽一段：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信子一連揭露出很多魯迅的“罪狀”，還打電話找來了兩位證人，估計流傳的“魯迅在窗下偷聽周作人夫妻談話”，“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魯迅對羽太信子不敬”的種種言論，就是從這次爭吵中來的。

這段激烈的描述，後來又被人解讀為是信子有癔症的佐證。因為周建人曾經見識過一次嫂嫂“歇斯底裡症”的發作，周作人剛帶信子回紹興時，有一次他們夫妻爭吵，信子突然指著周作人破口大罵，然後暈倒在地，嚇得周作人從此不敢再有絲毫“得罪”。包括抗戰爆發後，周作人不願南下，寧願留在北京出任偽職，也是因為對信子百般服從。周建人說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順，卻不辨是非。

事實上，羽太信子為人到底如何，不但作為丈夫的周作人幾乎沒有在文章中談論過，作為兄弟反目當事人的魯迅也沒怎麽評價過。就像關於八道灣失和的真相，這兩兄弟也始終保持著閉口不談的默契。

這個女人，似乎和失和的真相一起，成為永遠無法求證的秘密。

總之，魯迅搬出了八道灣，周建人也早就南下上海，跟曾經的學生王蘊如重組了家庭。

八道灣宅子的開銷落到了周作人頭上，信子、芳子姐妹，以及嗷嗷待哺的六個兒女。抗戰爆發後，周作人不願南下，寧願留在北京出任偽職，人們都說他是受了信子的控制成為漢奸，生性平靜話又不多的他只是淡淡說了一句，一家人要養。

周作人是否是漢奸暫且不論，換一個角度想來，信子遇上這樣的丈夫，無疑是幸福的。周作人終其一生，都很顧家，很念家，對信子是很忠誠的，在早年就與劉半農、錢玄同等結成“三不會”，即不賭不嫖不娶妾，從無出軌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類。

信子和周作人結婚53年，在八道灣共同居住了43年。

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逝於北大醫院，終年75歲。

兩天前，信子發病，周作人急請中國文聯的佟韋、李純樸與北大醫院接洽後，送往醫院急救。周作人年近80，沒有去醫院。天黑了，他一個人在燈下獨坐，倍感寂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寥之感。五十餘年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歎，時正八時也，書以志感。”

可惜這份深情，信子再也聽不到了。

她更不會知道，自己的丈夫不久後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怎樣的折磨，5年後的一個下午，他被鄰居發現以一個奇怪的姿勢趴在自家廚房搭起來的床板上，等兒子豐一和妻子張菼芳趕到，周作人早已渾身冰涼。紅衛兵把他趕到廚房住，那天下午他似乎是想要起身上廁所，卻突然發病，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一個人孤獨地死去。

早在魯迅過世的時候，周作人夫婦曾做過一個財產公證，將八道灣的宅子三分，一份屬於周建人（由羽太芳子代為持有），一份交與朱安。朱安去世前又將房產轉贈與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

很久以後，周海嬰拒不承認八道灣的宅子曾是自己父親的故居，隻稱它為“漢奸周作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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