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生活帶給他的困頓，肩負著家庭的重擔。長久地犧牲自我，使魯迅領略到人生最大的哀痛。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魯迅
周氏兄弟都閉口不談的可怕記憶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後來對此都閉口不談。我想，一定是有難言之隱吧？魯迅與周作人分手，是在1923年7月19日。
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此前五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
周作人
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後，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衝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裡症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誣蔑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為要說明我不辯解的態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餘的；我所要的其實只是最末後的一節罷了。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7月17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8月2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衝突，也隻簡單地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麽‘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裡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人之最大悲哀，在於有苦而不可言告，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遙想當年，兩人手足之愛，同遊東瀛，共譯洋文，後輾轉京城，於“五四”風潮中並肩呐喊，其情其景，歷歷在目。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
周建人
從後來魯迅與三弟間的密切關係看，周作人在他們之間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儉，花銷頗高，搞得經濟上頗為緊張。周建人後來回憶說：
這倒並不是因為周作人不願意，而是為了家庭日常開支弄得十分心煩。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職業，在家譯著有關生物學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和《婦女雜誌》，從編輯章錫琛的通信往來中，知道他們缺人，所以在八道灣隻住了一年八個月，於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生了，免得好像在家裡吃白食。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歎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歎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也是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花掉了。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於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裡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裡，一講起日本，她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魯迅忍著屈辱搬出他親自買進、親自設計改進的八道灣的家
與周作人的決裂，對魯迅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忍著屈辱，搬出了八道灣。雖然那套房子是他親自買進、親自設計改進的，但他只能把這苦果吞到肚子裡。他不想再見到周作人一家，他覺得只有離開那裡，才會擺脫所有的不快。
婚戀的悲劇與兄弟的失和，在魯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起來，家庭的概念已經徹底瓦解了。
在搬出八道灣之前，他對朱安說過：“你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魯迅告訴她，如果她回紹興，他將按月寄錢供應她的生活。朱安懂得魯迅的意思了。她很悲傷地說：“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魯迅母親）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麽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呀。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八道灣魯迅紀念館
沉默，長久的沉默纏著魯迅。有什麽辦法呢？他的心在絞痛著，撕裂著，他幾乎被窒息了。這位在新文化舞台馳騁的猛將，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負要把他拖垮了。
在這一年的8月，魯迅遷居到磚塔胡同六十一號暫住，不久，為了安慰母親，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買下了一處房子。從此，他與多年相親相愛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有人說，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精通性心理學的周作人，對此再清楚不過。至少在多半生裡，他與羽太信子是恩愛至深的，所以他一直能過著平和的日子。魯迅與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獲，是重新選擇了生活。如果不是與二弟鬧翻，他或許還在舊路中徘徊著。魯迅後來所以有了振奮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氣，在於他選擇了生活的新的伴侶，他終於在兩性的愛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華。
1925年3月，魯迅結識了自己的學生許廣平，開始了通信的交往。這是他一生的重大轉折。如果不是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他後半生的狀況，或許更壞。一個多月後，魯迅與許廣平的情感由師生漸向情侶的方向發展，隨後不久，雙方都投入了熱戀之中。
魯迅與許廣平
這時魯迅已是人過中年了。他似乎已沒有了青年的激情。那是成熟的生命之愛，在近於死亡了的愛欲的土壤裡所生長的，是蒼綠的新芽。被強烈的傳統所壓榨的魯迅，帶著沉重的歷史重負，果敢而艱難地邁出了愛的一步：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麽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驅力。1926年，他的南下，實在是愛情的緣故。他們預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
周作人惡語諷刺魯迅婚姻
但魯迅的事情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任》、《蒿庵閑話》、《家之上下四旁》、《談卓文君》、《記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筆談》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
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雲雲，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切。
從左至右：魯迅、周作人、周建人
其實，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化。但為什麽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我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後一種原因，我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認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
周作人在談《結婚的愛》一書時說：“有些人知道兩性要求的差異，以為不能兩全，只好犧牲了一方面，‘而為社會計，還不如把女子犧牲了’，大多數男子大約讚成這話。但若如此，這決不是愛了，因為在愛裡只有完成，決沒有犧牲的。”
周作人明確表明了欲與愛的區別。他是站在女權的角度，來思考人類的婚戀，雖不免偏頗，但不可謂不深刻。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於欲，而非愛。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
魯迅是站在女人的角度，來思考男女在愛情上的平等的。這裡涉及道德的自我界定。什麽是合理的道德呢？“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我覺得這是很深刻的內省。
魯迅在選擇對許廣平的愛時，並非沒有考慮到朱安的存在。在處理愛情問題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萬分。《兩地書》中，魯迅曾談及自己性格中妥協的一面。讀起來亦有傷感之歎。但這種傷感，正如王得後先生所談，並非什麽“負罪”之感，而是充滿了悲劇意識。許廣平針對魯迅的憂慮，曾這樣說道：
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按：這裡指朱安），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裡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邁出這一步，走向愛的王國，這在魯迅那裡，是極其艱難的。讀《兩地書》，可感受到兩性間純粹而博大的愛。那種血的聲音，顯示著人類天良的美色，絕無周作人所說的無聊之意。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在中國現代史上，是難得的兩性摯愛的文本，那裡毫無世俗的卿卿我我之情，其中隱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裡留有現代先驅者，在傳統的壓迫中，怎樣艱難地爬出人生的苦門，以人的聲音，向世間發出的苦訴和戰叫。每次讀到魯夫子忍痛咀嚼人生苦果的文字，便被異樣的感情罩住。它所折射出的，乃東方人生哲學中最神奧的光澤。那裡有血，有淚，有漫長的荊棘，也有滿身血痕的鬥士的風采。周作人對這一世界的領會，其吞吐、敵意的口語，大概是不得其真義的。
也許，愛永遠是一個謎，男人與女人，也永遠是一個謎。我們繞不過這一存在，從遠古到現代，乃至今天。但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著，尋覓著，創造著。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存在於這種艱難的選擇之中。
（圖片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本文作者為魯迅博物館館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原文《魯迅、周作人恩怨揭秘》
刊於《名人傳記》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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