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會有點愛好，能把愛好做到極致很難，而能把愛好做到全國數一數二的，大概鳳毛麟角。藏書家韋力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是中國藏書界的一個傳奇，據媒體報導，他堪稱“中國民間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收藏家”——儘管謙虛的韋先生本人從不承認這樣的說法。與此同時，韋力追蹤古跡、閱讀古書與寫作之勤，著述之豐，也常令人歎為觀止，他不同尋常的尋蹤探源之路和持續高產持續創作的狀態，讓所有熟知他的人和不熟悉他的人都心存敬仰。
本文系韋力先生新作《書坊尋蹤——私家古舊書店之旅》的序言，承蒙韋力先生俯允，轉載於此。標題為群學君自擬，但相信也代表了普天下愛書人的心聲。
當代私家古舊書店尋訪記 序言
文 | 韋力
來源 | “芷蘭齋”微信公號
韋力“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書店尋蹤》《書坊尋蹤》《書肆尋蹤》），中華書局2018年
一
誰是中國的第一位舊書商，歷史資料未見記載，而關於中國最早的舊書店，禇樹青在《民國杭州舊書業》一文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書肆業，古已有之。據文獻記載，漢時就已萌芽，至宋元而備盛。”
可惜這樣的記載無法點出第一家舊書店的名稱，然後禇樹青在文中跨過宋元直接講到了明代，舉出的例子則是明末的汲古閣主人毛晉，他認為正是毛晉張貼布告征集宋版書，由此而將中國的書業作出了兩分法：“高額的利潤，使得以營利為目的的書賈隊伍，旋即分化成兩種經營方式：一為重營當代刻本者，一為專販宋元舊槧者。後一種書賈經營即成為現代意義的古舊書業了。”
汲古閣刻本
是否將中國新舊書業的分水嶺定在明末，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但從明中期開始，古舊書業確實興旺了起來，然而此行業的經營跟新書的區別較大，經營新書者無非就是低買高賣，在其他方面用不著費大多的心思，而經營古舊書業者則不同，從業者則需具有豐富的目錄版本學知識才能在此業中討生活。正是這個行業的特殊性，使得一些舊書業店主成為了目錄版本學界的行家。
張祖翼在《海王村人物》一文中舉出了這樣的例子：“至書肆主人，於目錄之學，尤終身習之者也。光緒初，寶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饒某，其後又有李蘭甫、談篤生諸人，言及各朝書版、書式、著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士大夫萬不能及焉。”
海王村舊書攤
二
經過多年的修煉，一些書商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水準超過了許多讀書人，以至於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其名著《文史通義》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
正是因為古舊書業的特殊性，由此而產生了多位書商中的目錄版本名家。
北京的琉璃廠乃是中國古舊書業最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國年間，文祿堂主人王晉卿、通學齋主人孫耀卿及邃雅齋主人董會卿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因為這三位的字號中都帶一個卿字，故被業界尊稱為琉璃廠“三卿”。這其中的孫耀卿就是《販書偶記》的作者孫殿起，而他所編纂的這部書直到今天都是業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必備書。
《販書偶記》
對於舊書店主在這方面的勤奮好學，郭子升在《琉璃廠的古舊書店》一文中寫道：
古書店的主人多是學徒出身，儘管讀書不多，但由於經常與書打交道，用心鑽研，大都精於版本目錄學。有的還博學多才，著書立說。不僅與專家、教授有共同語言，很多還是要好的朋友。書店的經營作風多數是規矩的，對待客人是誠懇的，利潤也是合理的，這是琉璃廠的一種好風氣。
雖然古舊書業有如此的特殊性，但其畢竟販書也是一種商業經營，而經營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但由於書是特殊的商品，購書之人大多是學者文人，書商賺取這些人的錢顯然會令後者不滿。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購書經驗》一文中稱：“余之老練，余之謹慎，終不能敵書估之刁頑，終不能防書估之虛偽也。”
琉璃廠書商（Hedda Morrison攝）
三
“書估”即是書賈，將書商稱為書估究竟是褒是貶，周越然在文中解釋了他的觀念：
“書估”者，售書人也，惡名也，另有美名曰“書友”。黃蕘圃題識中兩名並用，但有辨別。得意時呼以美名，愛之也；失意之時，則以惡名稱之，賤之也。本篇通用“書估”，以括全體，無尊之之意，亦無恨之之心。篇中有騙書、騙錢、打罵顧客、舊書“典當”等等故事，想閱眾皆未之前聞也。
在周越然的觀念中，書估是句罵人話，但他也說，大藏書家黃丕烈遇到好的書商就會把對方稱為書友，遇到壞的書商就會將其稱為書估。由這句話可以品出這樣的概念：其實書商跟任何行業的經營者一樣，都是有好人有壞人。正如黃丕烈，他既是藏書家又是一位書商，如果他把書商都視做壞人，那他將如何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所以，黃裳在《訪書瑣記》中並不認為黃丕烈經營書就變成了壞人：
黃蕘圃先是買書、刻書，後來又賣書，還開設了滂喜園書店，商人當然要重視廣告，在黃蕘圃那個時代，還沒有近代流行的種種廣告手段，於是有人就說他的題跋也就是廣告。這很丟了讀書人的面子，遭到譏笑是當然的。
王大隆題贈潘景鄭弟兄
《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三卷》
黃丕烈給後世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他寫的那些書跋，他的書跋被後世搜集在一起編為了《蕘圃藏書題識》一書。因為黃丕烈在生前並未將他所寫之跋留底，故後世只能將他的跋語從各種書中摘錄下來，然黃丕烈的跋語書寫方式別有生面，對於這些書跋的價值，傅增湘在《思適齋書跋序言》中給出了如下的高評價：
蕘圃當乾嘉極盛之時，居吳越圖笈之府，收藏巨集富，交友廣遠，於古書板刻先後異同及傳授源流，靡不賅貫，其題識所及，聞見博而鑒別詳，巍然為書林一大宗，舉世推挹之，宜矣。
看重黃跋者絕非傅增湘一位，黃跋的搜集也逐漸成為了一場運動，在光緒年間潘祖蔭就搜集到了黃跋351篇，刻為《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之後繆荃孫又搜集到70篇黃跋，而後刻為《士禮居藏書題跋續記》，江標則刻有《士禮居藏書題跋再續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民國年間，李文裿將收到的28篇黃跋刻為《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而後繆荃孫將前三部書匯輯在一起，刻成了十卷本的《蕘圃藏書題識》。此後，王大隆又在該書的基礎上出版了《續錄》和《再續錄》等等。可見，黃丕烈的跋語在書界是何等之受重視。
然而有人卻說，黃丕烈在書中寫這些跋語，其目的乃是為賣書作準備，這不過是一種廣告行為。在這個問題上，黃裳秉持相反的立場：
不過我覺得這種指摘並不公平。黃蕘圃在題跋中總是直白地記下了書價，書籍的抄刻先後，是否善本，是全本還是殘帙這些細節，而這作為廣告是不合適的。因此我懷疑他在買書的時候，是否就先已算計著出賣、獲利。
黃裳先生的所言甚有道理，因為黃跋中有不少記錄了買書時的價格，以及他所得到的該書有如何的缺點等問題，這顯然違反了廣告業的規則。反過來說，如果黃丕烈寫書跋是為了給賣書作準備，那當然要把該書寫得全是亮點，即便該書有明顯的缺憾，那也應當像魯迅在《人生論》中的所言“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既然並非如此，那麽把黃跋視之為廣告的這種說法，顯然有小人心和君子腹之辯。
1962年，琉璃廠來熏閣古舊書店
既然黃跋不是售書廣告，那麽跋語是否能夠兼顧這樣的作用呢？至少黃裳認為這種猜測能夠成立，他在《訪書瑣記》中直言：“真的把題跋、目錄作為廣告手段的是繆荃孫。”這句話指名道姓地點出恰恰是匯編黃跋的繆荃孫做過這樣的事，對於其具體作法，黃裳在文中有如下說法：
繆荃孫的辦法是刻書目，每當他聚積到一批書以後就急急地刻《藝風堂藏書目》，在每種書後面附加的版本說明，就大有廣告氣味，誇張的語句是經常出現的。從許多實物看，這種說明常常有錯誤；但並不是繆荃孫的鑒別力特別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計地想把這些書說成不可多得的寶貝而已。他的藏書目錄一刻再刻，以至三續，這就給書坊開了先例，紛紛印發書目，變木刻為石印，出版更為迅速，成為不折不扣的廣告了。
晚清民國間，有些舊書店開始印刷售書目錄，而後寄給潛在的買家。黃裳認為，開此先河的人物是繆荃孫。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古舊書業原本就是一門生意，既然是商業行為，做廣告不但不是錯，反而是一種正常的行銷手段。到如今，廣告公司遍地，然絕無人指責做廣告是不光彩的一件事。雖然中國一向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古人做廣告似乎也並未受到社會的非議。而繆荃孫的這種行為受到指斥的原因，以我的看法，並不是因為他給自己的書做廣告，而是他在遮掩讓人有了婊子和貞潔牌坊相互關係的聯想。
繆荃孫
三
在一般人眼中，古舊書業乃屬暴利行業，正是因為這個緣由，使得很多愛書人對書商有不滿之詞。但陳乃乾在《上海書林夢憶錄》中則說：“或謂業舊書者以賤值收進而昂價出售，一轉手間，獲利十倍，遠非他業所可企及；但事實則不然。”為什麽給出這樣的論斷呢？陳乃乾在文中解釋道：“惟舊書業之進貨，必從向有藏書之舊家；此種舊家，雖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書，而舊家之氣焰依然仍在，故其態度常在可賣與不賣、似賣與非賣之間，若不運用手腕，便無成交之望；且舊家不常有，非若工廠之日夜造貨也。此舊書業進貨之難，不同於他業也。”
琉璃廠舊書店
新書行業與舊書行業迥然不同，因為新書可以按市場需求來定產量，如果某書暢銷則可以大印特印，但古舊書行業則不同，即使社會上對某一類書需求大增，舊書商卻無法收到大量同類之書來迎合市場，而這也正是古舊書業的特殊性所在。
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某位學者想研究某一類書，只能靠書商代為搜集。雖然說這種作法會讓古舊書商賺取一定的利潤，但如果沒有這些書商的存在，單憑學者本人，可能要花費成倍的氣力都難以搜集到那麽多相應的資料。從這個角度而言，某些學者在學術上的研究成果也有古舊書商作出的貢獻。
來熏閣為何其芳先生（左）送書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書籍產生之後也就有了書業的經營，而這種經營就產生了書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書在使用之後又進行了二次流通，由此又出現了舊書商。舊書商的存在則使得一部書籍能夠傳閱到更多的讀者，因此說舊書商也是文化的傳播者，而舊書店則是舊書商的經營場所。
對於書店的稱呼，郭子升在《琉璃廠的古舊書店》一文中稱：“書店古稱‘書肆’、‘書坊’、‘書鋪’、‘經籍鋪’等。叫‘書店’、‘書局’、‘書館’是以後的事。”從這些稱呼可知，在歷史長河中，舊書店雖有名稱上的變化，但卻能延續至今。雖然歷史上有不少著名的舊書店，但能長盛不衰者卻極其少。朱聯保在《解放前上海書店、出版社印象記》一文中說：“掃葉山房，是舊中國歷史最長的一家書店，有四百多年歷史，創於明朝萬歷年間。”
一家書店能夠經營四百多年，真可謂是奇跡，可惜這家書店在民國年間歇業了。餘生也晚，我不僅沒能趕上掃葉山房，甚至琉璃廠在民國年間的輝煌時期也未能目睹。
三四十年代之琉璃廠書攤
四
上世紀五十年代，經過公私合營運動，北京的一百多家舊書店均合並進了中國書店中。在十年浩劫時期，中國書店跟其他城市的古舊書店一樣業務全部停頓。
周岩在《北京市中國書店建店五十周年記》中寫道：“1966年6月—1976年12月間，北京古舊書業遭到了嚴重破壞。中國書店曾被誣陷為‘三家村’黑店，琉璃廠、隆福寺多處古舊書刊收售門市部被迫關門，收售業務全部停頓。企業大量虧損，職工人心渙散，等著‘鬥、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虧損一百四十一萬元，等於中國書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繳利潤的總和。直到70年代後期，才有了有限的開放，古舊書的出售則根據內容分為了六類，而每一類對應不同的購買群體。”
1957年之琉璃廠（馬克.呂布攝）
改革開放後，中國古舊書業再次迎來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時被抄走的書大多數得以返還，而這些書因為各種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場。根據相應的政策，各地漸漸出現了一些舊書攤，若乾年後，這些舊書攤有的變成了古舊書店。從1956年合營時消失的私人舊書店又再次出現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再次興起的私人古舊書店，有如其他行業一般有起有落，這樣的起落除了正常的商業規律外，同時古舊書業也受到了網絡的衝擊。有不少的人喜歡網上購物，而不願意再到舊書店去費力淘書。同時，閱讀習慣的改變，使得一些年輕人喜歡電子閱讀，這也對紙本書市場造成一定的衝擊。
雖然如此，還是有不少的愛書人士喜歡看得到摸得著的紙本，而對於有著歷史痕跡的古舊書則更加有著深情的偏愛。以我的感覺，這樣的偏愛並非只是懷舊心結，更多者是紙本書尤其是古舊書給愛書人帶來的心理愉悅。雖然說，網上購書帶來了一些便利，但到實體店翻閱那些紙本給自己帶來的意外之喜，這是網絡購書所不能給予的，想來這也正是舊書店存在的必要性。
2018年10月，群學書院-十竹齋東方人文美學高級研修計劃北京遊學期間，幾位同仁登芷蘭齋，拜訪韋力先生。左起：陸遠、衛江梅、韋力、薛冰、陳衛新
有人把古舊書行業視為夕陽產業，我不想展開這樣的討論，畢竟社會處在巨變期，科技的加速度發展，使得很多歷史經驗不再值得借鑒。因此我也不知道舊書業的未來究竟在哪裡，但我覺得人們對快樂的追求決不會改變，而古舊書店的存在乃是愛書人最主要的快樂源泉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論，只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愛書人的存在，那就應當有古舊書店的一席之地。
登芷蘭齋，觀韋力先生珍藏，歎為觀止
近些年來，我陸續訪問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影響力的古舊書店，而後我將所見所感寫成了一篇篇的小文。如今，將這些文章匯為這本書，當然我去過的舊書店畢竟是現實存在中的少數，因此我不能說這些舊書店代表了整個中國古舊書店業的整體狀況，然而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書店卻足膺管中窺豹一詞，它們至少代表了當下古舊書業的喜怒哀樂。而我的古舊書店之旅也並不會因本書的結集而止步，我還會繼續地走下去，去探訪更多的有特色私人書店，想以此來記錄下社會轉變時期的私人古舊書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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