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福州路的上海古籍書店，是知名藏書家韋力每次到滬的打卡之地。浸淫古書三十年，專精版本目錄之學，放眼國內藏書圈，韋力是公認最鑽研的藏家，有人說他“中國民間收藏古籍善本最多”，可謂中國當代藏書“第一人”。緣何與古書結緣？他眼中的淘書之樂有哪些？
日前，芷蘭齋主人韋力亮相海上博雅講壇，與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對話他的“書式生活”。“自古至今的愛書人都有一個通病，此病不是指愛書之好，乃是這些愛書人大多會以書為中心展延開來去熱愛一些與書有關的人和事，而古舊書市場也就是得書的場所當然是藏書人的最愛之一。”
韋力笑言自己是個“挺瘋狂的人”——最沉迷兩類事情，一是“和書有關的一切”，一是“和傳統文化有關的一切”，而且也不想放下這瘋狂。作家慶山，也就是安妮寶貝，曾經對韋力做了一系列關於古書的訪談，匯成一冊《古書之美》，韋力豐富的私人古籍收藏，令安妮寶貝備感驚訝。像一個舊式樣文人，韋力的資金幾乎全用來養護古舊而奢侈的“藏書癖”，孜孜矻矻，樂在其中。
《書肆尋蹤》《書坊尋蹤》《書店尋蹤》，韋力著，中華書局出版
以愛書之心，憑一己之力，韋力爬疏歷史資料，走訪古舊書店，與談舊書店主，將其所見、所感與所思，集結成前不久出版的“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含《書肆尋蹤》《書坊尋蹤》《書店尋蹤》，從私家古舊書店、古舊書市場與國營古舊書店三個角度，完整展現了當下中國古舊書業的現狀。
三部曲記述了各家書店創辦始末、經營狀況和庫存菁華，記錄了來往與堅守在古舊書業中形形色色人物及彼此交遊之掌故，可稱作“古舊書尋訪指南”。在韋力看來，藏書之樂在於收藏的每本書都有自己的故事，他最為鍾意的一本，是宋版藏書《施顧注蘇詩》，“它不是最好的宋版書，但它是最有名的宋版書。就它的故事，我都可以講一堂課。”
這本書刊刻與宋嘉定六年，是今天留下來的蘇東坡最早的詩集刻本。千百年間流轉中，它曾經清代藏書大家宋犖、納蘭容若之弟揆敘之手，乾隆四十年又為“肌理說”的創立者翁方綱所得。因翁方綱同時還得到蘇軾一個帖，便把兩件藏品放在一起建了“蘇齋”。自此，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這一天，他就會請很多名士到家裡，在書上寫跋語和題記，稱為“祭蘇會”。
此後幾多輾轉，1949年《施顧注蘇詩》大部分被運至中國台灣，但有兩卷被民國大藏書家、銀行家陳澄中收藏，分別是《和陶詩》第四十一卷和四十二卷。陳澄中去世後，藏書由兒子和女兒繼承，兒子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二卷後歸國家圖書館，女兒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一卷則到了韋力手裡。如今，這部《施顧注蘇詩》依然分藏兩岸。
藏書成癮、嗜書成癖，在北京城南某棟居民樓中，有面積逾六百多平米的藏書齋——芷蘭齋，正是韋力安放寶貝之地。韋力藏古籍逾十萬冊，四部齊備，從吸塵清理到整理日誌再到古書修補，他都親力親為。
除了為芷蘭齋擴容，韋力也遍訪天下古書“珍寶”。自2010年起，韋力耗時四年遍訪典籍中記載的163座古代個人藏書樓，又花三年時間逐一查證。在三卷本115萬字《書樓覓蹤》中，康有為的萬木草堂、梁啟超的飲冰室、傅山的紅葉龕、沈括的夢溪園、顧炎武的讀書樓、劉鶚的抱殘守缺齋、曾國藩的富厚堂、顧頡剛的寶樹園、葉恭綽的幻住園一一揭下時光面紗。
與此同時，韋力還完成了對分布大江南北的幾十位古代藏書家之墓及古代遺址的尋訪，包括劉向、班固、范欽、黃丕烈、曾國藩、羅振玉、傅增湘等。
“書樓是一個人藏書之所，是著述、抄傳、刊刻等一切學術活動的起點，也是傳承與傳播文化的重要空間。”在韋力看來，尋訪這些書樓，是對古代藏書文化的回首和致敬，也是對中國古代學術從何而來、如何傳承的仔細梳理。典籍能夠流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藏書家的傳承。
延伸閱讀
《書肆尋蹤：古舊書市場之旅》序言
文/韋力
自古至今的愛書人都有一個通病，此病不是指愛書之好，乃是這些愛書人大多會以書為中心展延開來去熱愛一些與書有關的人和事，而古舊書市場也就是得書的場所當然是藏書人的最愛之一。
孫從添關於藏書有“六難”之說，其中第一難為：“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知有此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沒錢買書當然是愛書人的第一大頭疼事，然細品孫從添的這段話，他卻點出了藏書的真諦：收藏書籍雖然需要太多的條件和方法，但相比較而言，買書的過程才是最美之事。
既然得書能給愛書人以最高級別的愉悅，那書從哪裡來呢？以我的看法，得書渠道大約可歸為繼承、購買、抄寫三大類。當然如果把巧取豪奪也視之為得書渠道的話，那也可以將此四分。據傳當年的丁日昌就是通過巧取豪奪的方式，得到了鬱松年宜稼堂所藏的宋元舊本。這種說法出自陸心源，但後來的倫明和徐紹棨因為同為廣東人，故紛紛撰文替丁氏辯汙。而日本目錄版本學家島田翰在《宋樓藏書源流考》中則稱：“心源因宋元本數種，而起狺狺曲成之辭，既傷友好，又欺後世。”
事情真偽如何，只能讓專家們繼續討論下去了。但這段記載至少說明，巧取豪奪也是得書的方式之一。以這種方式得書，顯然需要太多的附加條件，比如有權有勢、無道德等等。能有這種條件和金錢的人還能愛書，想想也不簡單，但大多數愛書人不具備這樣的先決條件，那只能祈盼其他的得書方式。
繼承是大批得書的好方法之一，這也應當是每個愛書人的夢想，但能實現這個夢想的先決條件乃是祖上也有藏書之好，並且這些書能夠迭經多年而留傳到自己手中。書籍的性質最為脆弱，水火兵蟲皆可令其損傷甚至毀滅。若趕上燒書運動，那更是書籍的滅頂之災。如果某家祖上的一份珍藏能夠躲過這麽多的災難而留傳下來，那才是斯文之幸。如果到後世分財產時，其他的弟兄對此沒有興趣，而全歸了某位愛書人，其狂喜之色簡直難以行諸筆端。
能夠有這種福分之人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的愛書人得書仍然靠辛苦買來。唐代杜暹曾言：“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看來，即使在遙遠的唐代，靠薪水買書也同樣不容易。難怪他跟兒孫們講，賣掉我的書或者把這些書借給別人都是不孝的行為。而明代紹興大藏書家祁承?刻了一方章，其章文為：“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祁承?也在強調得書之何等不易，雖然他不像杜暹那樣把賣書和借書給人看視之為不孝，但他依然告誡子孫，自己得書是何等之不易，希望他們將自己的所藏保護下去。雖然愛書人的這種癡情基本上以事與願違終結，但想想他們那時的心態，完全可以用其心可憫來形容。
古代沒有複印機，遇到孤本或買不到的書，只好靠抄寫來擁有，故抄書也是古代得書的方式之一。然而抄書也是一大筆費用，無雄厚財力依然無法大量抄書。因此，通過買書來增加藏品依然是愛書人得書的主渠道。但買書也具有多樣性：可以從私人手中買得，也可以去古舊書店選購，還可以像民國年間的一些大學者那樣，坐在書齋中等書賈送書上門。
雖然得書渠道還有多樣，但以我的經驗，到書店去買書最慰我心，因為在店中選書之時，可以有意外之喜，而不像送書上門是對方來揣度得書人欲得哪些。書商雖然能夠大約了解到相關愛書人的偏好，但他畢竟不是藏書者本人，無法真切地體味到藏書者在思維上的發散性。
轉書店當然希望有許多店家聚在一起，那麽多的書店毗鄰而居，一家一家地看過去，且不論能夠得到多少心儀之本，轉書店的滿足感就已無與倫比。當然，轉書店的主要目的是得書，但並非每次轉書店都有那麽好的運氣。徐志摩曾跟梁啟超說：“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這句話顯然是文人語言上的達觀，天下的百媚千紅，誰不願意將其通通攬入懷中，但方方面面的能力有限，故只能以“曾經我眼即我有”來作解嘲。
這就好比女人逛街，有時她們結伴而行，高高興興地在街上轉個半天，雖一件衣物未得，但心情之愉悅卻絲毫未減。當你問女士這個結果是否遺憾時，她們大多會回答你說：“看看也過癮。”這句話用在愛書人轉書街這件事上也同樣適用，但是我不相信女人隻逛不買和愛書人一本未得同樣能心情愉悅。雖然結果貌似異曲同工，但愛書人轉書街之時，哪怕未得心儀之本，他也會說服自己買一些並非急需的書，理由是：說不定哪天能用得著。這也正是愛書人對書街最為鍾情的原因之一。
若以書市的歷史悠久論，應當以長安的槐市為最早。《三輔黃圖》載：“倉之北，為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在西漢時期，首都長安已經形成了書籍市場。故而，槐市應當是現有記載中最早的書街。兩千年過去了，這處書街無跡可尋，而我找到的最早書街是位於北宋的都城開封。那裡的書店街，雖然北宋時並無此名，但據文獻記載，此街的位置大約就是北宋時期的書市所在地。
元代對藏書重視度不夠，故其是否有書街，我未看到相應的文獻。進入明代，圖書的交易日漸繁盛。而到了清代，則進入了中國學術史的繁盛期。樸學的興起，使讀書人對歷史典籍的需求量大為增加。尤其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使得琉璃廠的舊書業進入了鼎盛期，而在民國時期，舊書業依然延續了這樣的繁榮狀態。
近代因為海禁的開放，上海很快形成了一座超級大都市，舊書業也隨之興盛起來。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上海漸漸成為江南地區的古舊書流通中心，最終它與北京的琉璃廠並列為中國古舊書流通業的兩大市場。
1949年後，隨著相應政策的轉變，古舊書業幾起幾落。到改革開放後，隨著傳統文化得以複興，舊書業再度興旺，而後又興起了古籍善本的拍賣，使典籍的收藏更加深入人心。而各地古籍書店也參與其中，故中國古舊書業再入佳境，但北京和上海兩大古舊書集散地的地位未曾撼動。
隨著古舊書業的興起，各地出現了不少的新興舊書交易市場，而這些市場大多與其他門類的收藏品融合在一起。這種情況至今未曾改變，故很多愛書人都會到各地的古玩市場去淘書。
對於古舊書街的尋訪，雖然我僅找到了本書中所列的數家，但卻能夠略窺當今古舊書市場的狀況。而這樣的尋訪，仍然在進行之中，我還會繼續探訪下去，以便尋找到更多的古舊書街，呈現給愛書人。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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