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創造出更多反烏托邦而不是烏托邦

預測未來並不是科幻小說的任務，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式，將人類看作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將會變成什麽樣……

華麗麗的烏托邦敘事

Dashing Utopian Yarns

The future arrived when we weren’t looking.

《The Magazine》2014年12月

作者：Eileen Gunn

譯者：ONES Piece 何聰聰、楊紹華

http://the-magazine.org/57/dashing-utopian-yarns#.XF7idc8zbOT

一直以來，科幻小說與其作為基礎的科學都處於動態變化的關係中，有時相輔相成，有時相互衝突。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我們的飛車呢？」這樣的問題化作了一聲失望的哀歎，也反映出人們普遍認識到，科學技術沒能兌現二十世紀早期科幻小說中那天馬行空般的諾言。

背景設定在未來的故事總被認為其本身也是關於未來的，而且如果其中的問題足夠緊迫或者想象足夠瑰麗，還會被當成是一記警告或是一則預言。有些科幻小說思考的是當下有關人類發展與倒退的倫理道德問題，包括普適計算、基因操縱、氣候控制。但隨著時間推移，但對它們的評價卻僅限於這些故事是否「變成了現實」。

科幻小說在預測上的表現是差強人意的，而且主要是由於它們想法的多樣性而不是嚴謹推測得出的技術奇跡。有時，成真的正是那些最為驚人的離經叛道的想法：現在我們很難理解五六十年前菲利普·狄克的未來構想是多麽瘋狂、偏執，直到現實現出它們的輪廓。

但預測未來並不是科幻小說的任務。相反，科幻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式，讓我們得以將人類看作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並去思考自己將會變成什麽樣。科幻小說從當下的問題和趨勢出發進行推斷，構想、審視可能出現的未來，但現在才是它照亮的地方。

為什麽那些富有創意的作家，本著探索備受煎熬的人心的目的，把故事設定在未來？讀者為什麽尋求預言？為了回答這些及其他問題，我採訪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科幻作家和教育者。

它究竟是誰的現實？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也是「網絡空間」（Cyberspace）一詞的發明者——他可不能忘了這一點，他解釋了為什麽人們想要評估科幻小說的預測能力。「作為一名讀者和科幻小說家，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文本的潛在樂趣之一可能就是假裝相信文中所展現的未來是一個可能的結果。對於極度黯淡的結果，這可能尤其如此，因為我們創造出的似乎更多的是反烏托邦而不是烏托邦。我們的文化對於華麗麗的烏托邦敘事可不抱什麽期待。」

厄休拉·勒吉恩表示，未來是一個思想實驗的實驗室。她說，「事實上，未來是一個完全空白的區域，在那裡，你能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而不必害怕與本土的事物產生矛盾。對於嘗試各種想法，未來是一個安全、無菌的實驗室。」

勒吉恩指出，很多被當作科幻小說行銷的故事並不是關於科學的。「很多科幻小說根本不涉及科學以及技術思想，它是一種思考現實的手段、一個方法。講故事的方法比科學方法古老得多。這兩者完美和諧地共存，但即使在科幻小說中，它們只有很小程度的重疊。」

特德·薑也許是今天在這個領域工作的最純粹的哲學性作家。他說科幻小說特別適合「問哲學問題，包括關於現實本質、它對人類意味著什麽、我們如何知道我們認為我們知道的事情等問題。當哲學家以一種分析問題的方式提出思想實驗時，他們的思想實驗通常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

然而，科技與科幻小說之間的聯繫是不可否認的。我們仍然在等待我們的雷射驅動式太空電梯和光驅星際飛船，但這些是技術專家非常重視的項目。喬丁·卡雷是一名任職於西雅圖公司LaserMotive的天體物理學家。他在雷射、太空電梯、光帆推進做出過重要的實踐和理論工作，並高興地認識到科幻小說對他生活和事業的影響：「因為我對宇宙巨集觀層面的運作感興趣，所以我進入了天體物理學；但我 MIT是因為羅伯特·海因萊因的小說《穿上航天服去旅行》中的男主角是去的MIT。」卡爾，一位活躍的科幻迷，補充說，「正在從事科學中最具探索性工作的人們中的一部分與科幻小說的世界有聯繫。」

近幾十年來，技術專家和教育工作者紛紛邀請科幻小說家作為未來主義學家來發言。微軟、谷歌、蘋果和其他高科技公司紛紛讚助演講系列，讓科幻小說家向員工講話，並與開發者和研究部門會面。科學家有時尋求與作家合作探索想法、預測大規模採用新技術時可能產生的隱患。

公司現在經常聘請科幻小說家創作虛構的原型、思想實驗以及潛在可銷售產品的假設故事。已經為迪士尼、樂購等客戶創作了這些設計小說的小說家科利·多克托羅說，「我真的很喜歡設計小說和原型小說。公司委託作家創作一個關於人們使用技術的故事來決定該技術是否值得研發，這事兒沒什麽奇怪的。這就像建築師在做一個建築物的虛擬航拍影片一樣。」以前在軟體行業工作的多克托羅看到過研發過程中的兩個方面。「我經歷過一些爭論到中途轉向了『使用該產品會是何種體驗』的工程討論會，而小說可以是獲得這種體驗的一種方式。」

然而勒吉恩認為，作為一種創造性勞動，小說在反映現實的手段上有其天然的局限性。「所有的藝術都由限制和排斥、發明和創造組成。對於一名作家而言，『未來』不僅是一個實驗室，也是一塊空白畫布，他／她可以在隱喻的畫布邊界之內描繪出各種可能性，塑造出那些尚不存在，但可能或貌似可能成真的現世場景。」

然而「現世場景」本身具備的真實感也會帶來問題。勒吉恩警告到，不要字面地去理解科幻小說及其隱喻。「我覺得我們不能假定科幻小說就都是關於新鮮想法的。把科幻小說簡化成對問題和解決方案的呈現，或者把想象力與推斷混淆，是一種做過頭了的減法。」她說，小說有自己的規則，它們不一定是科學的。「虛構情節絕非用來使一個想法吸引人或者傳遞資訊的糖衣；相反地，小說中的故事經常是通過深挖一個想法來產生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進行具象思考，而作家的思考是帶有隱喻的。純從字面去理解隱喻非常幼稚，也很危險。」

從日常打造反烏托邦

有時，科幻小說顯得更像超現實而不是未來預言。最有名的例子可能要數菲利普·狄克的作品：在他筆下，日常生活變得非常怪誕。魯迪·拉克把自己經過改造的現實模式稱為「超寫實主義」（Transrealism）。在這類科幻作品中，怪誕的元素滲入現實，對其進行改造。當你讀完這些故事以後，把一些書中的怪誕帶入生活，日常的東西在你看來將不再尋常。

閱讀科幻小說的樂趣之一，就是我們被扔進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但最終會明白其中的意義所在。除了你可以在幾百頁的閱讀中就完成一段冒險、明白個中道理，科幻作品無異於人類經歷的一個縮影。即使是當下所謂的「反烏托邦」小說——比如蘇珊·柯林斯的《饑餓遊戲》，其中所描述的世界只不過比美國中產階級生活略遜一籌，講述的也通常是主角如何在嚴酷的世界中掙扎但最終取勝的故事。美國的科幻小說是一種樂觀主義類型：努力和苦難總會有回報，至少對於主角而言。

科幻作品，無論是否是反烏托邦的，能夠幫助讀者為變化和新事物帶來的衝擊做好準備。變化是人類的常態：個人生活有可能會遭遇突然的顛覆性事件：戰爭、洪水、火山，還有死亡與出生。文明的變化則來得更加緩慢，但也在變化。正如威廉·吉布森那句名言：「未來已來，只不過它分布不均。」

已故作家奧克塔維亞·E·巴特勒的小說影響深遠，所吸引的讀者遠遠超過了其類型本身所承載的群體。在她的作品中，未來人類在超越自身的力量的作用下，發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轉的改變。在2000年《本質》（Essence）雜誌中，巴特勒直接指出了那些落於窠臼的科幻小說的症結所在。

需要多少意外的結果以及對此的應對才能迂回把我們帶入一個看似偏離任何明顯趨勢的未來？不用很多。這就是為什麽準確預測未來這麽困難。

我見過錯得最離譜的一些預測是那種直線式思維的，那種看法忽略了意外的結果的必然性，忽略了我們對此常有的不那麽理智的反應，而是簡單斷言，『未來，我們會有更多現在我們關注的東西。』

巴特勒死於2006年，她從未采取捷徑將預測的難題敷衍了事。她對未來奇怪的預想和她筆下主角應對無法避免的、反烏托邦式的變化的意願，既令人害怕，又令人欣慰。

故事幫助我們理解世界：它賦予世界秩序，營造出A引發B的因果關係。的確，科幻小說最擅長（不過有時是最失敗）的地方之一就是解決重大問題、提供關鍵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講述一個節奏鮮明的故事。通過詳細分析諸如氣候變化、人口過剩、無處不在的監視等迫在眉睫的問題，一段敘事——無論是小說還是故事——能夠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

作家金·斯坦利·羅賓遜一貫拿這些重大的科幻話題作為題材：異次元世界、異次元歷史、烏托邦、反烏托邦、核戰爭、生態災難、氣候變化、未來、過去、火星改造、內行星上的日常生活、長壽，還有人是什麽。羅賓遜並未臣服於絕望之罪；他經過深入研究，提出了複雜、實際、詳細的解決方案。他的小說所探討的，是今天就已存在、而且放任自流未來將持續惡化的重大問題，但我不會把他的作品視為是反烏托邦的，他自己也不會這麽認為。

就應該用『烏托邦式的』這個詞，顯然它才是『反烏托邦』的反面。用『巨集偉藍圖』這個近義詞來代替『烏托邦』在話語中出現的做法，只是一種企圖避開政治，宣稱這些科技上的『巨集偉藍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話術罷了。科技『巨集偉藍圖』都是些啥？火箭，還是聚變核能？它們都沒法解決一切問題。我們面臨的其實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問題，而那些描繪光明的政治經濟前景的小說就是『烏托邦』。不要回避這個詞。

事實上，是我們正在踐行的資本主義，借以各種各樣的技術，正在摧殘生物圈。所以如果我們不開始描繪後資本主義的話，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這個問題。這才是那個『巨集偉藍圖』！這個『巨集偉藍圖』是後資本主義，但這個詞太大了，很難說出來的同時不嚇著我們自己。

但是，說到反烏托邦，《饑餓遊戲》是部很棒的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的目的就是用來展示當下人們對未來的感受。這就是為什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還有五十年代的一段時間內『巨集偉藍圖』這麽流行。當時人們覺得未來會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變得更好。而現在人們卻不這麽覺得。

有錢人拿走所有東西的十分之九，然後迫使我們其他人去爭搶那剩餘的十分之一。如果我們反對的話，就會被告知是在挑起階級戰爭，隨即便被打垮。他們為了一己歡愉玩弄我們，在我們忍饑挨餓、相互爭搶的同時，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這是《饑餓遊戲》借情節敘事中所表達的主題，所以它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征服黑暗

在二十世紀早期，美國的低俗科幻作品展現出的往往是一派光明的未來景象，在這幅景象裡，科學進步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到了世紀中期，經歷了幾場恐怖的戰爭、原子彈的發明以及兩次針對平民的原子彈投放之後，科幻小說的走向變了。故事變得更加黑暗，核武器大屠殺隨著「相互保證毀滅」原則的提出成了一個日益嚴峻的威脅，而科學也不再必然是英雄。

在人類第一次登月46年後，隨著美國被拖入更多戰爭、經濟權力在少數人手中集中，美國的科幻小說變得更加黑暗。1980年代的賽伯朋克小說常常被認為是反烏托邦式的，儘管威廉·吉布森懊悔地說，「我只想過做一個自然主義者。」

我印象中，反烏托邦和烏托邦一直是一種毫無意義的二分法。我猜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時候沒那麽反烏托邦，因為我在寫的是一個完好無損從冷戰中走出來的世界。事實上，在當時很多聰明人看來，這不太可能。現在我可能沒那麽樂觀，因為這些迫在眉睫的大問題看上去更加是深層次的體系問題，而我們對此有序的回應更多的是扯淡。

吸血鬼和僵屍故事已經佔據了以青少年為目標的奇幻小說市場。科幻小說和電影，除了《星際爭霸戰》系列，也走向了反烏托邦的設定。著名評論家約翰·克魯特認為，時下的反烏托邦式文學是對當今政治氣候的直接反映：

在我看來，多數這些作品部分源自《1984》中關於思想控制手段的描寫，也就是奧威爾對今天我們的統治階級用來粉飾太平的語言的赤裸裸（並且提前的）展示，以及他對權力的分析。這種分析基於一場內部政變——為了使我們獲得生活動力的資訊樞紐被更牢地被控制住，少數人利益驅使的全球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模式沒落，讓位於不折不扣的帝製暴政。

對於科學的政治用途，克魯特並不樂觀。他引用了伯特蘭·羅素1924年的先見之明：「我不得不擔心，科學會被用來提升統治階級的權力，而不是用來讓人幸福。」克魯特說，「今天我們真正害怕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是建立在那些從中獲利的人的意圖之上，正如羅素所說的。」

與羅賓遜一樣，特德·薑認為美國科幻作品中還是存在不少烏托邦式的想法。「它們主要是以有關奇點和後稀缺經濟的小說的樣貌出現。」他說，「技術樂觀主義者們以前覺得廉價的核能可以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現在則認為無限的計算能力將解決一切問題。但關於超級電腦的小說不像講述大規模工程的小說那麽能鼓舞人，因為在電腦領域的成就更抽象也更乏味。」

尼爾·史蒂芬森寫過十多部小說，涉獵廣泛，主要討論人類與技術相互作用的問題。他說自己已經受夠了反烏托邦。他發起了一項行動號召，呼籲作家創造更多預見的是樂觀、可實現的未來的故事。作為一名未來學家和技術顧問，史蒂芬森希望能讀到更多有關革命性技術、能啟發年輕科學家的故事。

像金·斯坦利·羅賓遜、格雷戈裡和吉姆·本福德等人一直高舉著樂觀主義的火炬。反烏托邦／賽伯朋克的浪潮是有啟發性的，給科幻小說幫了個大忙，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但我認為它還帶來了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那就是，它對電影和電視導演來說成了像毒品一樣的存在。你跟今天的電影導演交談時會發現，他們很多人似乎陷在同一種三十年不變的老觀念裡，覺得沒什麽比《銀翼殺手》更酷的了。而那正是我們真正需要遠離的想法。

2012 年，史蒂芬森聯合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簡稱 ASU）的科學與想象力中心，創辦了 「象形文字」（Hieroglyph）項目，一個邀請製的基於網頁端的項目。用他們的話來說，它「為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工程師提供了一個空間，來幫助大家就不遠的未來前景進行有創意、有抱負的合作」。

這個項目的第一個成果是一部選集，叫做《象形文字：關於美好未來的故事和願景》（Hieroglyph: Stories and Visions for a Better Future），由哈伯柯林斯出版社於2014年9月高調出版，還收到了令人眼紅的熱情評論。這部選集由科學與想象力中心的董事愛德·芬與世界奇幻獎得主編輯凱瑟琳·E·克萊默共同編輯，作品來自許多知名作家和新人作家，包括史蒂芬森、多克托羅、格雷戈裡·本福德、伊麗莎白·貝爾、魯迪·拉克、布魯斯·斯特林、查理·簡·安德斯、凱思琳·安·古楠、卡爾·施羅德、安娜麗·紐維茨、紈妲娜·辛格、瑪德琳·阿什比 等人。

這些作家對科技本身已經很熟悉，但「象形文字」這個項目很大程度上，用愛德·芬的話來說，是想請作家和科學家「跳出自己的舒適區」。讀者也是。愛德·芬認為，《象形文字》這部選集的核心讀者是那些從未思考過這些故事中的話題的人。「我希望他們能將自己置身於這些未來當中，」他說。

愛德·芬還說，發揚創新精神和交叉學科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很支持這個項目，尤其在目前這個教育預算縮減的時代顯得尤其令人欣慰。項目來自具有遠見卓識的的教育家、ASU 校長 邁克爾·克勞交給史蒂芬森的一個挑戰，要求鼓勵科幻小說家提出積極、可行的未來願景。

關於前文所述的有關科技倫理道德的擔憂，愛德·芬的回應，則是強調社會和道德層面的顧慮滲透在 ASU 未來主義項目中的方方面面。「金·斯坦利·羅賓遜已經是這種思考模式的一個典型代表，他去年來咱們學校訪問過。厄休拉·勒吉恩曾深刻地論述過科幻小說在促使人們改變對自身的思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像這樣把科學家和作家集結起來思考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是一項崇高的舉措，而且它的吸引力也與日俱增，但它會取得什麽成果麽？政府和技術專家會再一次聯合起來發展那些如「巨集偉藍圖」小說所預見的項目麽？

羅賓遜對此表示樂觀。「我認為我們目前所處的情況是，科學和政府形成了一種良好的聯合，對於政府的（發展嘗試的）抨擊也就是對科學的抨擊——這是一場穩贏的爭論，因為科學是進步的方法，是我們脫離這個混亂局面的途徑。」

史蒂芬森則表示懷疑。「事實上，落實這些我們在《象形文字》的故事中所說的想法歸根結底就是讓那些書呆子們想出辦法來。」但是項目的發展需要資金，而募集資金需要正確的人能夠掌管並數年如一日高度專注在這個項目上。「我所知道的每一個有趣的原型項目，而且還不少，都因為缺人而被擱置了。我們的文明需要產生更多這樣的人。我希望我知道怎麽做。」

創造的機器

作為跨學科的研究實驗室，MIT媒體實驗室和ASU一樣，對科學想象力高度關注，但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著手解決技術、科幻、未來這些問題。他們沒有試圖通過增加科幻作家與科學的接觸來改變這個群體，而是嘗試通過增加與科幻的接觸來改變科學家和技術本身。

MIT媒體實驗室成立於1985年，初衷是為了在技術與媒體和設計之間尚無人踏足的交界之處來劃分出新的領域，被稱為「藝術與科學的混合體」。在過去兩年中，它提供過一門叫做《從科幻創作到科學創造》（Science Fiction to Science Fabrication）的課程，把閱讀、對科幻的討論與設計，以及學生受啟發所創造的設備融合起來。同時，學生也會審視設計過程的倫理道德問題以及設計對社會潛在的影響。

媒體實驗室的指導員索非婭·布魯克納和丹·諾維會引導學生了解嚴格的教學大綱，包括過去七十年中許多重要的科幻小說、電影、遊戲和短篇故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有媒體實驗室畢業生、建築師、比較媒體學者，甚至一位機器人倫理學家——都需要根據他們從閱讀中獲得的技術靈感來打造實際可行的原型。

此外，學生還會考慮他們正在研發的技術的社會和倫理背景，以及該發明潛在的尚未計劃的應用場景。在一個受到吉布森《神經漫遊者》中的一幕場景啟發的項目中，學生打造了這麽一件設備，利用電極和無線技術，使一個用戶僅憑一個手勢就能刺激遠處另一個用戶手上的肌肉來使他做出同樣的手勢。這些年輕的工程師建議他們的原型應該被應用到現實世界中，例如理療師可以幫助中風患者來恢復四肢的使用。在《神經漫遊者》中，技術被用於性剝削，把人變成由軟體控制的「肉身木偶」，所以引起了有關可能被濫用的工具的道德暗示的深度討論。

在吉布森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在街頭，東西總有它自己的用處」中，以及科幻小說的情節裡，我們總擔憂技術被濫用於統治和控制。不過布魯克納說，「那些工作是科幻作品中常見話題的人，例如人類增強、可穿戴技術、擴增實境等，通常對於相關的著名科幻作品並不熟悉，儘管作家已經就同樣的話題極其深入地探索了數十年。看科幻小說跟看論文一樣重要。」

諾維說他很驚訝地發現很多 MIT 的學生之前並沒讀過科幻小說，但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麽。「我猜可能是他們都是名校裡出來的傑出人士生，被教育說科幻小說不過是種兒童讀物，或者不值得他們花時間去看。他們經歷了相當激烈的競爭才達到目前的位置。他們很可能除了必讀的人文作業之外，就是沒時間讀閑書。」

布魯克納和諾維都同意這樣的學生的日子會不好過。「他們終於來到了一個他們可以擁有創造明天的資源的地方，但靈感的源泉卻有點枯竭。」諾維說，「MIT 這裡的教授非常堅持要學生想得更大、更瘋狂。」而閱讀科幻小說，他說，激發了學生們的想象力。

布魯克納在藝術和工程持有兩個學位。他感歎，從事新興技術工作的人通常都沒有怎麽讀過科幻。「隨著新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的發展，你看到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這樣的作家在寫以這些技術為中心的反烏托邦世界。」她說，「幾十年來，作家已經以不可思議的深度探索過同樣的話題。隨著基礎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結合藝術家和作家創造意義、創造體驗、講述故事的方式中，還有尚未實現的潛力。以往人們隻做這件事或者那件事，不過我的個人使命就是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把兩者結合起來，」

諾維是一位跨學科的研究者，擁有戲劇和視覺效果方面的背景。她在科學與科幻的結合體上面看到了巨大的創造性潛力。「各種想法開始自己冒出來了。你離一個能夠改變世界的博士項目可能只有一本書或者一次討論這麽遠。」

山繆·R·德蘭尼是這個領域涉獵最廣泛、也是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他把科幻作品看作是對於人人都將面臨的未來衝擊的一種應對措施，尤其這種衝擊隨著變化加快將變得更加強烈。「科幻小說通過想象讓我們習慣各種世界和情形，這是思考真實世界（即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的「由發生的事情所構成的世界」）年複一年向我們輸出的（偶爾災難性的、更多困惑的）實際變化的最好的訓練之一。它幫助我們不被這些變化驚得手足無措，也幫助我們理解不同人面對的不同問題。」

在最好的情況下，科幻小說能激發靈活的思考，不僅能啟發我們，還能驅使我們審視自己的世界觀，並思考自身行為種種潛在的後果。只要別忘了勒吉恩對於技術應用所帶來的道德問題的擔憂，把科幻重新融入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想象力生活中，也許真能將尼爾·史蒂芬森的願景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