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言、叔蘊，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室名齋號甚夥。清同治五年（1866）生於江蘇淮安，1940年卒於旅順。羅振玉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甲骨學、金石學、史學、農學、教育、出版、收藏、版本目錄學、敦煌學、歷史檔案學、古器物學、書法等諸多領域中，均有著奠基之功和導夫先路之勞。
羅振玉於1928年冬遷居旅順，隨後，其藏書庫“大雲書庫”也搬遷至旅順，自此羅氏舊藏與旅順結緣。1945年，蘇聯紅軍進駐旅順，羅氏“大雲書庫”被強行征用為蘇軍招待所，庫內文物流失者十有六七，令人扼腕。近年來，旅順博物館立足館內羅振玉舊藏，傾心致力於征集、保護羅氏散佚文物。當然，本館所藏並不是羅氏舊藏的全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圖書館、大連市圖書館也存有相當數量的羅氏舊藏。
羅振玉自幼敏而好學，6歲開始讀“四書”“五經”，17歲始治金石文字之學，賃碑校勘《金石萃編》。此後，他校勘前人著錄、讀碑考釋、訂正史料、刊布新發現。可以說，碑學研究貫穿羅振玉一生的治學生涯，編撰碑學著作逾60種。縱觀其所藏碑帖，數量逾萬件，珍本佳拓為數眾多。羅氏視碑帖為珍寶，或裱卷軸、或裱冊頁、或托紙折疊裝，多數都有其題簽、鈐印或考證文字，為後世研究提供了方便，也形成了自己的收藏特點。
秦 琅琊台刻石 清初（束鐵前）拓本
一、天下名碑拓本盡歸於己
羅振玉所藏碑帖範圍廣泛，內容包括石刻拓本、磚及瓦當拓本、青銅器銘文及全形拓本、買地券拓本、硯台拓本、甲骨拓本等。其中石刻拓本為數最多，石刻年代以秦至唐居多，名碑拓本鮮有“漏網”。拓本年代自宋拓至清拓，尤以明拓本、清拓本為主。
東漢 郎中鄭固碑 清雍正至乾隆四十三年以前拓本
秦代刻石，現僅存“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兩種。在羅氏收藏中，此兩種石刻拓本均收藏數紙，僅“琅琊台刻石”即有明拓本、清初拓本、嘉慶束鐵後拓本、陳壽卿精拓本四種。館藏有羅振玉舊藏“琅琊台刻石”拓本兩種，分別為明拓本、嘉慶束鐵後拓本，羅皆視為珍寶。《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雲：“予藏明拓二本，氈墨之善，此為第一。”西漢石刻所存不多，拓本亦難求，故而羅振玉所藏西漢碑帖較少，館藏僅為“西漢甘泉山刻石”（亦稱廣陵中殿石題字）清嘉慶拓本。東漢刻碑漸盛，這其中包括被羅振玉視為墓志濫觴的“馬薑墓志”。“馬薑墓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方墓志，又稱“東漢賈仲武妻馬薑墓志”“馬薑墓刻石”。東漢延平元年（106）刻。1929年河南洛陽出土。後歸羅振玉所藏，且親手傳拓志文。羅氏《石交錄》雲：“漢人篆書傳世者，舊僅嵩高、開母、少室三闕，近三十年來洛陽新出袁安、袁敞二碑，敞碑雖已殘，而字之存者刻畫如新，予以重值購之，與‘賈武仲妻馬薑墓記’同列寓齋。”可見，羅振玉只要見到名碑，均不遺余力出重金購藏。羅振玉所藏東漢碑石拓片頗多，如館藏“鄭固碑”“武榮碑”拓本均有數種。魏晉、南朝禁碑，故碑刻甚少，北朝取石既便，刻碑無禁，佛教的興盛使得石窟、石刻遍布，石刻的數量、種類、藝術水準都大大超過了東漢時期，此時期造像題名、題記興起。北朝以墓志、造像為大宗，造像之名始見於魏晉而大興於北朝，羅振玉在《石交錄》中雲：“龍門造像記由魏迄唐，孫、趙著錄才數百品，余家所藏拓本千五百餘品。”羅氏所言僅龍門一山，由此可知北朝造像的興盛。也可見羅氏對石刻造像的喜愛。墓志是北朝石刻的又一特色，羅振玉所藏北朝墓志頗多，也對北朝墓志的形製做過深入研究，所稀見者，均詳細著錄。唐代社會安定，文化發達，各種石刻類型均已發展成熟。羅振玉所藏唐碑、唐志數量眾多，不乏善本佳拓，如館藏“晉祠銘”明拓原石本、“雁塔聖教序”明初拓本、“顏氏家廟碑”明拓本等即是此例。
東漢 君車畫像拓本
二、立足碑志進行文物學上的研究
羅振玉收藏碑帖的同時，頗致力於研究每一通碑帖，或結集著錄、或校勘考據、或證經補史。如“東漢祀三公山碑”清乾隆拓本，羅氏《俑廬日劄》載：“常山相馮巡‘祀三公山碑’，首行初四年，‘初’上損一字。據翁閣學考為‘元’初，是翁氏所見，皆已損本也。予舊藏桂未谷先生本，‘初’上亦損一字，後在金陵得一本，則‘初’上‘元’字完好，映日光透視之，確非黠工所偽為。書之，以為翁說之證。”另，“東漢郎中鄭固碑”清拓本，羅氏《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載：“此碑‘唐張興墓志’‘梁思亮墓志’書揚雄之姓皆作‘楊’，不從‘扌’，昔人謂楊雄字當作‘揚’，得此可正其誤。”羅振玉對墓志考證也頗多，如東魏“王僧墓志”清末民初拓本，《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三載：“《金石萃編》及王氏《碑板廣例》並謂碑題之有年月創見《開業寺碑》，疏矣。又碑板標題之後，例皆別行書文，此《志》則標題之下即接書志文，僅空二格，而不跳行，亦碑板中之罕見者。”除了墓志形製，羅振玉對墓志內容也詳細考證，以補史闕。如北魏“元倪墓志”民國拓本，《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二載：“《志》稱倪為道武皇帝之玄孫、南平王之叔子。今檢《魏書?道武七王傳》，廣平王連無子，世祖以陽平王熙之弟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之。渾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薨，子纂襲。史又載霄弟二子繼出嗣江陽王根，又載繼弟羅侯而無倪名。《志》稱為南平王叔子，則伯為纂，次繼，次倪，次羅侯也。《魏書?廣平王傳》後缺一頁，或倪名在缺頁中耶。史載渾、霄歷官均與《志》合，惟《志》稱渾諡康王，霄曾官禮部尚書，史失書耳。”再如，唐“崔孝昌墓志”民國拓本，羅氏《丙寅稿》載：“知溫官皇朝英府司馬兼尚書右丞、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中書令、贈使持節荊州大都督，諡曰良。兩傳均誤‘尚書右丞’作‘左丞’，新史又誤荊州大都督為幽州（舊史不誤）。”羅振玉藏碑、校碑、證史無疑為我們後人治史提供了便利，也印證了他為研究而收藏的特點。
唐 雁塔聖教序 明初拓本
三、影印出版惠及國人
羅振玉收藏一大特點在於其並非入而不出、藏以自秘。而是每有佳本即影印流傳，以便更多人去研究。他經常買來器物，影印出版後，再把器物賣掉（當然其中也有解決生計的因素），甚至將其他人的收藏借而印之，如《三代吉金文存》中，有不少器物便是端方、吳大澂等人提供的。器物這般，碑帖亦如此。如羅在《水拓本〈瘞鶴銘〉跋》中雲：“鶴銘善本，傳世最罕，予求之三十年，始得汪退谷舊藏水拓……不忍自秘，乃影照精印以傳之。”羅氏所藏“漢陽嘉四年延年石室題字”也為影印本，在其著錄《貞松老人外集》中雲：“延年石室題字景本跋，此石出蜀中，即歸貝子溥倫‘延鴻閣’，求拓本不可得。往寓海東，托寶沈庵宮保向貝子乞之，宮保複書，言此石到京，僅拓二三紙，因寄墨本假觀，乃精印五十本。頃聞貝子捐館，延鴻遺物已星散，此石則置亂石下，已一字不存，磨滅殆盡。此雖影印，亦不異原本矣。爰付裝池，並記其後。”可見，羅振玉對碑帖的喜愛不限於宋元拓本，只要是對治史有幫助，均視為珍寶。陳邦直在《羅振玉傳》中也提到：“羅氏搜集古物的方針，是求有益於學術，若文字有價值的，即使殘物碎片也重價購買。”當年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到中國進行所謂“探險”，羅知曉後，也竭盡全力將其所掠奪重要文獻影印以付梓，如1916年所印《墨林星鳳》即是。作為一位收藏家，羅振玉並非藏而不出，如遇國難邦危，輒傾其所有盡力而為。1920年秋，羅振玉55歲，柯鳳蓀抵津，與羅商議，鳩資二三千元，辦京旗冬賑，羅檢所藏書畫金石刻本數百品，效仿日本展覽出售藏品，托秀水金頌清於京師江西會館開“雪堂金石書畫京旗義賑即賣會”，其目的並非盈利，正如羅致何信中所言，其時“南中有風潮之厄，北省罹旱魃之災，中渚哀鴻，傷心殘目。爰將平日所不能割捨之物推與災黎共之。”三日間，得資20000元，其中2000元賑豫災，18000元為會中基金。由此可見，早期羅並無財力收藏，接觸碑帖隨筆疏記以裨考證。經濟好轉後收藏碑帖以治學，雖藏碑頗多，然治學目的明確，且立身家國天下，器物絕不私秘，與碑賈絕非一類……
（本文作者劉兆程為旅順博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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