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學人大多受到金石學、碑學思潮影響，加上習字書寫的臨摹需要，收藏一些碑帖拓本或者影印本，是比較普遍的習慣。啟功先生青年時期以詩畫出道，旋又矢志於書，他的金石碑帖收藏頗具學人代表性。

藏品自成體系

啟功舊藏 明拓本柳公權《玄秘塔碑》

啟功先生生前常為友人鑒定題跋碑帖，頗多雋句妙語。後來先生家人整理遺物，發現兩個未曾開啟的大箱子，於是有了近年來新整理的《啟功先生金石碑帖紀事》，以及《啟功舊藏金石碑帖展存目》這樣一些文獻資料，粗略統計藏品約在四五百件左右。從先生留下的內容豐富的封簽、考訂、題跋看，他對金石碑帖的研究是極為深入又自成體系的。這些難得一見的藏品給我們留下了幾方面的深刻印象。

啟功舊藏明拓本柳公權《玄秘塔碑》題記

一是先生對篆隸金石類的重視，比如石鼓文有五六種版本，《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經典金文皆為精拓，甚至還有原器已失、原拓極少的西周曶鼎清中期拓本。此外，漢篆石刻妙品《袁安碑》是最初的拓本，題簽的《禮器碑》有多種版本，秦權、漢量等也是數種並列，琳琅滿目。

二是先生對於魏碑的重視，諸如龍門造像、元氏墓志、石門雲峰焦山諸處摩崖等經典作品各類俱有，有些碑刻既有剪裱本，又有整拓本。其中先生最為珍視的，可以《張猛龍清頌碑》明代淡墨精拓本為代表，他為此碑連題六絕、鑒跋三番，倚重非常。

《張猛龍碑》明拓善本題跋局部 縱32厘米 橫16.5厘米

三是先生精心對待這些本子，有些是自配工具，親手粘裝成冊，或者自署簽題，並且常留下大段的鑒賞、考訂、辨證文字，記錄了大量珍貴的研究資訊。

四是先生所有手書的文字清逸端和，或楷、或行、或草，都有濃鬱的書卷之氣，讓我們得以窺見先生在書法技法上的全面修為，也打破了很多人關於啟先生不會寫篆隸的偏見。

收藏只為實用

啟功先生藏 《范巨卿碑》

當然，啟先生收藏金石碑帖的宗旨，主要是為了深入研究和臨習方便，在《范巨卿碑》封面，有他的一段小字題記，借題抒懷，將自己認同的收藏立場表達得很明確：“此冊拓雖不甚舊，而前三行末字俱存，亦得略矜為善本矣。虞山邵海父先生舊藏，是考校者之藏，非好事者之藏也。啟功。”

出於學者、書法家的實用立場，啟先生也大量購買善拓的影印本，以石印和珂羅版為多見，很多這樣的字帖，從封面到內頁都留下了先生考索辨證的痕跡。

治學一絲不苟

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性學者，啟先生認真不苟的態度、細致深入的觀察力、不同流俗的判斷力在題記和跋語中隨處可見，這些難得的資料因此也蘊藏著豐富的學術性與藝術性。茲舉數例言之。

《石門銘》

首先，對於喜愛的碑帖，他盡可能收藏不同的版本以方便比對、整合、校勘。像《漢禮器碑》，他即收有清初期拓本、清晚期拓本、影印明拓本數種。從題簽看，既有碑陽碑陰的合本，也有親手粘存的碑側的本子。藝苑真賞社影印明拓本的封面上，則題寫著“碑陽、碑陰、碑側全有周季木先生題識”，隸書清婉可愛，亦可見漢隸中他對《禮器碑》的偏愛。又如《石門銘》，先生根據行數字數設計了釋文表格，逐字填入，所據為《圖書季刊》新第二卷第二期董作賓先生的校考釋文，通篇為墨書，然後旁批、眉批為朱筆張伯英先生題跋及校勘考異之字，兩家不同觀點並列，極具學術考辨價值。

啟功在《金天王神祠題記》上的題字

其次，對於晚近出土的金石，他盡可能收藏初拓本，比如《袁安碑》，穿中空白位置有官印朱文“偃師縣縣立第十三初級小學校之鈐記”，拓本右下角有當地碑帖摹拓名工的印章“郭玉堂摹拓金石文字”，可見這是袁安碑自1929年發現至1938年消失這之間的拓本。此碑發現以來，時有文獻學者懷疑這是近代新出的偽劣之作，啟先生則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袁安碑書寫藝術的鑒賞觀點：“字形並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後來若乾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

啟功藏《吳皇象書急就章》

再次，緣於對書法藝術的熱愛，他對重要碑帖的精心護持與學習研究達到了常人難及的程度。我們知道啟先生從26歲開始關注《張猛龍碑》，自存有正書局石印本，並以商務珂羅版明初拓本相校，得11處不同，40歲、49歲又兩次再為石印本題跋，後從此碑悟得“一劑強心健骨方”，在此基礎上結合隋唐楷書特點又提出了著名的結字“黃金分割率”，可見用心、用功之深。尤為值得大書的，是他次年始以7種舊拓，終於換得淡墨精工《張猛龍碑》明拓本，如獲至寶，又將碑中殘泐處用炭末蘸白芨水，以響拓法補足，鉤摹之精心，通篇之渾然，觀者多難識別所補何在。

熱愛的程度，決定探究的深度和造詣的高度。名不可虛得，這大概是先生用一生行動做出的最為誠懇的誡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