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繼畬
庚款留學生
洋務運動中的新式學堂
金陵機器局
1998年6月，美國第42任總統克林頓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說了一段話：
“從我在華盛頓特區所住的白宮往窗外眺望，我們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雲。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鄰近有塊小石碑，上面刻著：米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些話並非出自美國人，而是由福建巡撫徐繼畬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勒石為碑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
對於他演講中提及的石碑及其碑文，我有兩點說明。
其一，該石碑並非當時的中國政府，即清政府所贈送。實際上，這是當時寧波地區的一批中國基督教信徒在傳教士的提議和幫助下，響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華盛頓紀念碑奠基時向美國各州、世界各國征集紀念物的號召所贈送的。
其二，克林頓引用的只是碑文中的一句。碑文全文如下：
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裡，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裡，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 耶穌教信輩立石
合眾國傳教士識 鹹豐三年六月初七日
把傳教士送碑說成清政府送碑，這且不去管它，這段碑文所提及的《瀛環志略》，值得研究。它是徐繼畬於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間，在其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任內所編撰的一本世界史地名著。時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面對戰敗、開埠、割地、賠款的陣痛，一名清廷的封疆大吏，何以如此高調頌揚西方強國的領袖及其政績。這不禁令我們深感疑惑和好奇：寫下這段話的福建巡撫徐繼畬是個怎樣的人？《瀛環志略》是一本什麽樣的書？徐繼畬又是在何種情勢下，出於何種緣由說出這番話，其遭遇如何？歷經百餘年的歷史風雲之後，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連串的問題勾起了我們今天的話題。
名臣與名著
徐繼畬（1795-1873年），字健男，號松龕，清代山西五台縣人。其父徐潤第，進士出身，潛心陸王之學，歷任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徐繼畬自幼承蒙父親嚴格教誨，博覽群書，悉心研習儒學經典，並曾隨父寓居京師，師從著名文人高鶚等，因此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熏陶，形成厚實的儒學功底。
他18歲時入縣學，次年即中舉人。32歲時中進士，名列前茅，入選翰林院庶吉士，開始步入官途。4年後授翰林院編修。再越3年，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補陝西道監察禦史。
徐繼畬任職期間，時值清朝由盛入衰，官場腐敗成風，時弊積重難返，他耳聞目睹，痛心疾首，“直言敢諫，揭露貪官，指陳時弊”，曾先後上疏揭露道府州縣等地方官吏不理政務、專司鑽營，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催征無度、中飽私囊等種種惡行，並呼籲杜絕各省督撫回護和欽差大臣調停的積習，以振綱紀。
道光十六年（1836年），徐繼畬出任廣西潯州知府。數月後，擢升福建延建邵道道員。他由此開始從內陸走向沿海，開始面對、接觸和浸染東漸的西學，也開始從感受內憂轉向面對外患，從而開始進入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時期。
道光二十年（1840年），徐繼畬調署與廈門毗鄰的汀漳龍道道員。時值鴉片戰爭期間，廈門告急，徐繼畬親自率領軍民沉著備戰，扼守險要。次年7月，英軍攻佔廈門，他督軍守衛與廈門一水之隔的漳州，遂對家人表示：城若失守，將以死報國。8月，浙江定海、鎮海相繼失守，他慨然長歎：“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裡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興言及此，令人發指眥裂，泣下沾衣。”期間，他還著述《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
機會總是留給做好準備之人。目睹時弊之嚴重，外患之嚴酷，徐繼畬殫精竭慮於探尋緣由和解決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升任福建布政使，並以專員身份負責辦理廈門、福州兩個口岸的開放通商事宜。是年，廈門口岸開埠，他結識了美籍傳教士雅裨理。在交往中，徐繼畬不僅從雅裨理處獲得許多世界歷史地理知識，而且還獲得雅裨理帶到中國的地圖冊。顯然，雅裨理向徐繼畬打開了一扇開眼看世界的窗子。原本就對中國傳統地理學——輿地學懷有濃厚興趣和鑽研精神的徐繼畬，以從雅裨理處獲得的地理資料和知識為本，並參考當時已經刊行的多種地理著作，編撰了《瀛環志略》的初稿《瀛環考略》。徐繼畬在翌年七月自敘成稿經過時這樣寫道：“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駐廈門。米利堅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挾有海圖冊子，鐫板極工，注小字細如毛發，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與晤談，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圖摹取二十餘幅，綴之以說。說多得自雅裨理，參以陳資齋《海國聞見錄》，七椿園《西域聞見錄》，王柳谷《海島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諸書，是曰《瀛環考略》。”
但或許因為初稿完成過於倉促，徐繼畬對初稿不甚滿意，《灜環考略》並未刊行。此後，徐繼畬不斷悉心收集中外、古今、官私的各種相關資料。他不僅從僚屬霍蓉生處獲得“較雅裨理冊子尤為詳密”的兩冊地圖以及“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而且自己也搜求得若乾種。他還利用一切機會虛心請教西方來華傳教士、官員和醫生等各色洋人。儘管期間他已升任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公務繁忙，他仍利用公事之餘，持之不輟。
正是憑借徐繼畬這種虛心、認真、刻苦和務實的精神，在歷經5年，稿數十易之後，《瀛環志略》終於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建省城福州撫署刊行面世了。
《瀛環志略》全書近20萬字，計分10卷，配有40幅地圖，圖文並茂。全書按全球、各洲、各國的順序，分別詳細介紹了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及其域內近80個國家的疆域四界、地理風貌、建置沿革、種族人口、風俗人情、宗教信仰、物產種類、經濟狀況和政治制度等等。尤其注重於介紹各國經濟和政治的演化及現狀，以考察其國勢盛衰之緣由。是故，與一般的地理著作不同，《瀛環志略》其實是一部世界史地志。
怎麽看與看什麽
作為一部代表先進思想的先驅之作，《瀛環志略》可圈可點之處甚多。近二三十年來學術界就此的研究不斷擴展、深入，相繼問世了多種論著。這裡，我們擬轉換視角，從怎麽看和看什麽兩個方面來加以探究。
爆發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確實對中國社會的後續走向產生極大影響。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慘敗，朝野震驚。雖然絕大多數人在震驚之餘，很快故態複萌，尤其是朝廷。清廷滿懷祈望鴉片戰爭只是個意外，簽訂的《南京條約》也被視為“萬年和約”，似乎從此依然可以做天朝上國的夜郎之夢。但是，畢竟有一些有識之士，感悟到了帝國的危機，希望看清楚外部世界的真實情況，尋求強國方略。是故，開眼看世界便漸成了一種思潮，儘管還很微弱。然而，就開眼看世界而論，恐怕更重要的是：怎麽看和看什麽。所謂怎麽看，指的是以什麽樣的心態和觀念，什麽樣的態度和方法來看世界；所謂看什麽，則指的是看世界時的興趣和關注的是什麽，引起的聯想和思考是什麽，以及看後的感悟和收獲是什麽。就此而論，徐繼畬確實有其高明、先進之處。這充分體現在他所著述的《瀛環志略》裡。
看世界其實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話題。世界各種古代文明體都曾有自己看世界的心態和理念，是為其世界觀念。我們的先人也不例外。這就是萌生於先秦的天下觀。不過，先人的天下觀並非僅僅是一個太空的概念，它更多地蘊含了政治意義、文化意義和倫理意義。它是個龐大複雜的觀念體系，並且隨著歷史進程而不斷變化。華夷秩序是中國古代天下觀的核心理念，朝貢制度則是其實踐性制度安排，兩者構成表裡。
作為中國古代天下觀核心理念的華夷秩序，是一個精華與糟粕共存的觀念體系。其精華在於設計出一個天下一家、王者無外，和而不同、互利共榮的理想化世界；其糟粕則在於華夷分辨、以夏治夷的華夏中心觀。歷朝統治階級為穩坐江山、一統天下而竭力宣揚華夏中心觀，以致在明清時期逐漸演化成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思想桎梏，致使清廷醉心於天朝上國、萬方朝貢的誘人場景，不能正視西方先進文明東漸、世界格局為之一變的新情勢。
徐繼畬自覺接受西學東漸帶來的近代世界意識，以新的世界觀念看世界。他因此客觀地視中國為世界百餘國之一，認識到華夏文明並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也非世界諸多文明的中心。在《瀛環志略》原稿中，他原本依據這一觀念將中國地圖放在亞洲總圖之後。只是由於好友張穆的極力勸阻，他才無奈地將中國地圖挪到前面。他還一反當時朝野死抱“華夷之辯”觀念，一律以“夷”字指稱西方各國的做法，在《瀛環志略》一書中，除個別地方及摘引他人之語外，基本上不用“夷”字。甚至對於鴉片戰爭的肇事者英國，也不稱英夷，而是稱為英吉利。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客觀、正確的看世界的心態，才使得徐繼畬在開眼看世界時，能看到許多常人看不到的事物，關注和認知許多士大夫視而不見的歷史發展動向。
始自十五世紀末，以葡萄牙為先驅的西方各國商業勢力相繼東來，並開始其海外殖民掠奪的歷程。十八世紀下半葉以降，隨著英國等西方各國工業革命的相繼完成，一個世界性的工商業資本市場正在急速擴張中，以朝貢貿易體系為支柱的亞洲世界秩序正在遭到侵蝕，面臨瓦解的危機，世界格局由此為之一變。
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名儒，徐繼畬固然不可能完全洞察，並以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學術概念來描述這一變局的本質。但他已經敏銳地覺察到這一現象，並進而思考其緣由，探究西方強國富民之道。這正是他難能可貴之處。他在《瀛環志略》中不無憂慮地指出：“歐羅巴諸國之東來，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頭，漸及於南洋諸島，然後內向而聚於粵東。萌芽於明中，濫觴於明季，至今日而往來七萬裡，遂如一葦之杭。”“南洋諸島國葦杭閩粵，五印度近連兩藏，漢以後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他還看到造成大變局的緣由，在於西方各國不斷向外擴張，或掠土殖民，或通商貿易，借此謀求經濟利益，富國資源。他因此稱英國“蓋四海之內，其帆檣無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處，無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華。”並說：“歐羅巴諸國，皆好航海立埔頭，遠者或數萬裡，非好勤遠略也。彼以商賈為本計，得一埔頭，則擅其利權而歸於我。”他由此看到西方諸國由海外殖民和商業擴張，以及發展國內工商業帶來的富強。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徐繼畬開眼看世界所看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的新鮮事物。他在敘述英國時，特別介紹了其議會制度，稱：“都城有公會所，內分兩所，一曰爵房，一曰鄉紳房。”並詳細介紹了爵房和鄉紳房（即國會的上議院下議院）各自的人員構成，職能分工，以及運作程式。隨之強調：“此製歐羅巴諸國皆從同，不獨英吉利也。”
他詳細描述了華盛頓在率軍獲得獨立戰爭勝利後，與眾人共議創立總統選舉製的情景。並著意引用了華盛頓的一段名言：“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而且還寫下了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的被摘錄在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那段話。
作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驅，徐繼畬透過《瀛環志略》所展示的新的世界觀念和對千古大變局的敏銳察覺與清醒認知，是為晚清變革圖強先進思潮的源頭。
謗議與讚譽
徐繼畬帶著與當時絕大多數士大夫不同的心態看世界，並看到許多常人看不到，或不敢看，或不願看的事物，這使得《瀛環志略》“甫一付梓，即騰謗議。” 扣在徐繼畬頭上的帽子有兩頂：一是“誇張外夷”，一是“尤傷國體”。按時任京畿監察禦史的史策先的話說，即是“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顯然，那些抱殘守缺，不願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官員們，依然做著天朝上國的夜郎美夢。足見其時，傳播新的世界意識是多麽艱難的事。《瀛環志略》問世三年後，新繼位的鹹豐帝以徐繼畬在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上處理不當為由，罷免了他的福建巡撫職務，內貶為太仆寺少卿。“見者嘩然，謂其張大外夷，橫被訾議，因此落職。”兩年後，他被罷官歸裡。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朝再次慘敗，帝國危機加深，呼籲變革的思潮迭起，情形才漸有改觀。同治四年（1865年），徐繼畬被重新起用，在總理衙門行走。次年，總理衙門主持重刻《瀛環志略》，並作為同文館的教科書。此後的30余年間，《瀛環志略》不斷被翻刻，刊刻本多達十餘種，於是“不脛而走”，流傳漸廣，影響日深。從此後的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伴隨著晚清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瀛環志略》對洋務派官員、早期的改良主義者，以及維新志士產生的影響，清晰可見。
洋務派領軍人物曾國藩在鹹豐八年（1858年）未涉洋務之前曾在寫給左宗棠的信中指責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頗張大英夷”。然同治六年（1867年），開始興辦洋務的他“因《瀛環志略》關係現辦通商事件”而兩次仔細重讀《瀛環志略》，並“兼畫其圖，抄其節略”。此後數年間，他一直致力於推行“師夷智”、“興西學”的“自強之道”。
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清朝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在光緒二年（1876年）出使英國時，隨身帶著《瀛環志略》，用於對照途經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他驚訝於書中所述與親眼所見是如此一致，深感敬佩而感歎：“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乎？”次年，他將記錄旅途見聞日記題名《使西紀程》寄回總理衙門，刊刻出版。該書不僅如實記錄了他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風土民俗、宗教信仰、工商狀況和政治制度，而且對此發表了自己的心得和評論。他宣稱：“計數地球四大洲，講求實在學問，無有能及泰西各國者”，因此主張：“其強兵富國之術，尚學興藝之方，與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國本，實在可以取法。”
另一位改良主義思想家薛福成在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年）間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時，同樣隨身攜帶《瀛環志略》，並從閱讀中接受新的世界觀念。他因此在出使期間，多方收集各種西方史地資料，“得數十冊”，意圖著述一本《續瀛環志略》。其後雖因猝然病逝未能如願親自完成，但根據其遺著所編輯的《續瀛環志略初編》依然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出版了。
維新派領軍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也同樣從《瀛環志略》中吸收養分。康有為年輕時“涉獵群書為多，始見《瀛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光緒五年（1880年）遊歷香港，“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閱《海國圖志》、《贏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而梁啟超則自述，他光緒十六年（1890年）17歲時入京會考後，返粵途經上海，從坊間購得《贏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後來，梁啟超還將此書列入推薦的《西學書目表》。在回顧近代思想的發展歷程時他再次指出：“外國地理，自徐繼畬著《瀛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
顯而易見，徐繼畬及其《瀛環志略》在晚清數十年間的社會變遷中，曾產生持續不斷的影響，正如晚清名士王韜所言：“方今光氣大開，西學日盛，南北瀕海各直省，開局設廠，製造舟艦槍炮，一以泰西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裡，皆能一一詳其遠近夷險，未始非中丞為先路之導也夫。”
兩種圖景的輝映
《瀛環志略》的問世，是徐繼畬身處的那個時代的產物。徐繼畬歷史性地成了這一產物的承擔者。當我們以更為綿長、更為開闊的視野來回望這段不尋常的歷史片段時，或許我們可以對它所蘊涵的意義有更為深刻、準確的理解和感悟，獲得更為豐富和深遠的啟示。
始自十六世紀，西方傳教士相繼來到中國，帶來以史地知識為主的西學，如利瑪竇的《萬國圖志》和《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等等，給明末清初計程車大夫帶了新的世界史地知識和新的世界意識。在廈門與雅裨理的邂逅固然是促成徐繼畬撰寫《瀛環志略》的重要因素。但徐繼畬與雅裨理之間看似偶然的歷史性對話，實際上是在上述長達300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上發生的。
另一方面，十六世紀以降西方商業勢力的東漸，給富有海外貿易傳統的東南沿海商民發展私人海上貿易的機緣。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的興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帝國的朝貢貿易制度，而且也使得東南沿海的有識之士在親身經歷中感悟和接觸新的世界知識，認知西來商業勢力的強盛，以及環中國海地區地緣格局的變化，促成《海國聞見錄》《海島逸志》《海錄》《海國四說》《裨海記遊》《薄海番域錄》《高厚蒙求》等一批著述的出現。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便是這一認知潮流的集大成者。
毋庸置疑，《瀛環志略》的產生，也與徐繼畬個人的經歷和素質密切相關。綜觀徐繼畬早期的官途生涯，我們不難看出，從內陸調往東南沿海任職使他身處其時中西文化交流、衝突的中心，使他得以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接觸、感悟新的知識；另一方面，他為官期間對內憂外患強烈的感同身受，面對時弊所顯現出來的剛正、清廉、較真、務實的品格和憂國憂民、疾惡如仇的情懷，則顯然使他具備了編撰傳世之作《瀛環志略》的優良素質。
歷史長河川流不息，滾滾向前，時而風平浪靜，時而波濤洶湧。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舞台上，回望兩個世紀前徐繼畬及其《瀛環志略》經歷的坎坷遭遇，我們的面前展現出兩幅歷史圖景：全球化圖景與中西文化交流圖景。
十五世紀末以來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開始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被中外學術界公認為全球化的開端。此後的全球化進程，不斷改變著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催生了沃勒斯坦所精心描繪的世界體系。十九世紀中葉，當中國的大門在西方堅船利炮的炮轟下被迫打開，徐繼畬等一批先賢們開始開眼看世界。這段如水流失的往事留給我們的啟示，不僅在於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更在於必須保持理性的頭腦，清楚怎麽看和看什麽。如果說昔日的先賢曾為開眼看世界經歷了一番痛苦而艱辛的歷程，今天的我們，面對當今日漸成型的多元化、多極化新的世界格局，理應具有更開闊、更遼遠，也更清晰、更理性的全球視野。就是先賢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
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無論是西學東漸，還是東學西漸，都曾經歷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既留下許多誤解和傷害，也留下許多碩果和佳話。徐繼畬等先賢們能夠開眼看世界，固然是其時的內憂外患使然，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高高聳立的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那塊鐫刻著徐繼畬170多年前寫下的話的石碑，以及圍繞這塊石碑留下的種種佳話，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文化交流應秉承的理念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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