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在中國文明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漢唐之際玉門關、陽關以西才稱“西域”，而比這更早，漢唐都城長安周圍的周朝諸地就是所謂的西方和西極。至於婦孺皆知的《西遊記》，“西遊”去西天取經又折行到印度。近現代話語中的“西方”，則特別指東西文化之別的“西方”，這和我們古代說的地理太空的西方幾乎不是一回事。說這些，本無意去考據“西”在中國語境的漫長衍變史，當然以我的學科知識也無法勝任於此，但無論“西”的地理太空發生多大的變化，西天、西域、西極和西方有著異質的地理物理人情帶來的曜奇和詭麗，當然也呈現中心對邊緣想象的孤遠和荒寒——他者和異邦。
就文學而言，向西，“西遊”，就是檢視以曜奇、詭麗和異質激活文學的潛在力量。如此看，中國現代文學的肌體其實激蕩著兩股自西而來的蠻力：一股自歐風美雨的西方，一股從遼闊國度內部的西域。他們各自輸入文化和文學的新血，塑造中國現代文學的血肉筋骨。神奇的是，有時候後者又被征用來抵抗前者——以中國西部荒蠻的文明孳遺對決近現代的西方，時間換太空，確立民族的和本土的價值立場。因此，文學西遊，去往哪個西天，取到的其實是不同的“經”。
中國沒有類似巴黎和外省之分，糖匪的《無定西行記》本來的題目是“北京以西”。在她這一篇具體的小說裡，現在以“大都”替代“北京”，由實有而虛化，可能反而廓大了小說的太空想象。但從文學地理學和文學審美差異的角度，“北京以西”可以眺望到疆域遼闊的大陸腹地。“北京以東”，或者東偏北偏南，在當代中國不同發展階段都曾經是經濟發達地區。卻有東北是老工業區，東部沿著海岸線往南則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地緣上東與西之間的中部過渡地帶，更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偏東。
這個專題首先不論西學東漸之西，單說中國地理版圖的“北京以西”，那麽，做一番文學“西遊”，首先應該勘探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理和文化景觀對文學的形塑。1949年之前，就作家的地籍看，除了西南的巴蜀地區，文學貢獻基本上來自“北京以東”，東偏北或者偏南，以及部分中部地區。而且，中部及巴蜀地區的寫作者往往也是出了中部和巴蜀向東以後才成為文學大佬的，比如郭沫若、巴金和沈從文，他們的成名都不是在四川和湖南。至於西、西南、西北的西安、桂林、昆明、重慶和延安等地也有片面和暫時的繁榮，則是因為特定戰爭形勢和地緣政治。因此，極端地說，20世紀中前期，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現代文學基本上是文學地理學意義的東部文學。至少說幾乎所有文學史都是這樣寫的，而事實也差不多是這樣。
當然這不是說西部文學的“在地”寫作者的文學書寫在此歷史階段完全是空白。近些年出版的各地以省域，或者更小的地理太空為部門的地方性文學史打撈了許多西部“在地”的寫作者，尤其是西部各民族的寫作往往都有各自的“小傳統”，文學史也追認了昌耀這樣的詩人，但即便如此，西部“在地”寫作者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晚近三四十年的事。
三四十年前，西部“在地”寫作者成為經典作家並不多見，但這不影響西部地域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不少研究專著挖發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其實關於地域和文學之關係，魯迅在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時就不局限於東部，所以他說：“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而像沈從文和艾蕪的浪漫、詭奇和野蠻賦予中國現代文學的異質性則更明顯。同樣，如果以異質性來考察，北、東北的作家也是值得一提的。雖然以小說為例，當下文學的東北式微得厲害，被提及的作家似乎只有遲子建、刁鬥、劉慶、孫惠芬、金仁順、雙雪濤、班宇等可數的幾位，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是刮過一陣強健的“東北風”的，就像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藝術的“西北風”。
無論是文學、電影，還是音樂美術，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西部地理大發現對於改變中國文藝生態、趣味和格局都是大事情，比如西南先鋒藝術家和先鋒詩人群，電影和音樂的西北風。寫到這裡，記憶裡那句“我家住在黃土高坡”依然仿佛撲面而來，陳凱歌和張藝謀的《黃土地》，還有楊麗萍的舞蹈，都是大眾且流行的西部符號。而在小說革命，20世紀80年代的西部讓我們首先能夠想到的可能是西藏對扎西達娃、對馬原“實驗小說”的啟蒙。其實還不只是如此吧？王蒙、張承志、張賢亮的小說都有各自的西域背景。只是因為我們很少把他們20世紀80年代文學詩學意義的“西”單獨拿出來談。其實，擴大了看，由西部而中部，比如韓少功，比如“陝軍東征”，他們或者從文學氣質，或者從自我認同，都是屬於中國文學地理的“北京以西”。
慢先生和丁顏，他們的小說只是關於中國西偏北那一片的風景人事。慢先生曾經生活於斯，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地寫作者。丁顏至今還是在地寫作者，也快要到北京念人類學碩士。但即便如此，和20世紀70年代以前不同，文學西遊，我們能看到大量的在地寫作者崛起，從甘肅青海寧夏一直到內蒙古新疆，以新疆為例，就有劉亮程、李娟、董立勃、王族、沈葦、阿拉提·阿斯木、葉爾克西，等等。西南大致也是如此。經過這三四十年的努力，西部在地寫作者的文學已然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因此，這個專題在我的想象中，是遠遠不止這三位小說家的，即便從小說地理上也應該有更多的作家，不只是西北，還有雲貴川和西藏，等等。
丁顏有過廣大西部地區漫遊經歷。在她看來，“西北各民族雜居，一種氛圍中天色一直都很安詳，是難以忘懷的畫面。日常生活中的人，有禁忌也有活著的張力，有談論也有不可說，在禁忌與自由之間釋放舒適的活力。熱鬧的集市商場活色生香，遠處殿頂的彎月閃爍出金色。這一切都很和諧，讓人很舒服”。我看過她拍的西部漫遊路上的照片——遼闊無垠幽藍的天空，沉靜的山巒、建築和各安其生的人們。一定意義上，丁顏以文學的方式重建西部多民族聚居地百科全書式的風俗史，卻沒有流於異域風情景觀化，甚至奇觀化的述異獵奇。她的《大東鄉》生老病死有著今日一如往昔般的程式、秩序和日常生活宗教感的莊嚴，不同世代的精神傳遞安靜地閃爍著俗世的人性的光芒。
因為父親六七十年代從江南去了青海，在此安家生息，慢先生的童年是在西寧度過的。蘇州和西寧的雙重生活開拓出東與西雙重文學景觀的對照記。他的《魔王》是獻給父親和記憶中的西北的。他認為西北是一個敘事上更為廣闊的舞台，人和人的距離更近，更針對，矛盾和衝突也比較激烈。因而，和丁顏不同，他幾乎不在西部風俗志背景寫人，而是小說風格學和修辭學意義上的“去往西天取經”，汲取西部大開大闔的精神氣質。
更重要的是，西部是太空的，也是時間的。如果丁顏沉靜其中的是西部的“常”與“不變”，而慢先生感應到的則是“改寫”和“變”。在這裡，王蒙的《在伊犁》《這邊風景》，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阿來的《塵埃落定》《空山》，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等小說開創的直面當代西部現實和創傷記憶的傳統被慢先生的《魔王》等小說接過來，這使得廣義的“傷痕文學”在當下青年寫作世代得以被記憶、書寫和傳遞。值得一提的是，糖匪的《無定西行記》能否進入這個專題，我一開始是不確信的，因為這篇小說突破了我一開始預設的狹隘文學地理邊界。無定西行，西行到彼得堡了，但如糖匪所言：“西方，一直是作為異世界存在在東方文明的想象裡。作為佛教文化的起源地，或者歐洲文明世界，當然還有亡者國度。無定他們去的是歐洲文明世界，不過這個故事裡的逆熵設定，東方世界反而更現代。還有無定他們不是前往西方世界‘取得’什麽。他們的目的明確，只是經過，然後返回。修建大路是否成功最後也是折返到他們自身。‘西’的地理意義消解了，同時和其他故事不同，它也不是作為某個精神象徵激勵行者前行。‘西’只是一個中點，一個驛站。西行才是故事的終點。”糖匪《無定西行記》的“西”在風俗志、歷史反思和小說修辭之外開拓了對“西方”虛構和再思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糖匪《無定西行記》的孤獨感不是具體的地理和文化賦予，而是一種世界觀，它也可能根植於更古老的人類對“西”的想象。因而，糖匪“熵”之於西方，“西”在漢語文學可以不等於一種小說地理學，而是大於。在這方面，同樣，劉亮程今年的長篇小說《捎話》也是一個值得仔細探討的案例。
2018年8月27日，本學期提前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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