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複刻“重走五四路”

2018年5月5日，早叔帶著一些讀書會的朋友，大概十七八個人，也重走了一次五四路（“也”，前情是那一年，跟著老師重走五四路）

那年是1999年的3月10號，《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這本書交稿以後陳老師帶著幾個研究生，還有北京電視台的記者，我們一起把五四路從沙灘紅樓（老北大舊址）開始，走了一遍。

今年的走法不完全一樣，路線是這樣的：

下午2點，隊伍在天安門廣場東側路與東交民巷交匯處匯合

1. 沿途經東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北京警察博物館、中國法院博物館、日本公使舊址、法國郵政局舊址、聖彌額爾天主堂、比利時使館舊址）；

2. 轉大華路（北京醫院、東單公園、東單體育中心）；

3. 上長安街，然後下穿長安街跨東單天橋往北；

4. 轉入外交部街（雙忠祠大門、清外務部迎賓館大門、北京第二十四中學）；

5. 再經朝陽門南小街轉入東總布胡同（寶成當、東城區第一圖書館）；

6. 最後左轉進入北總布胡同到達本次漫行的終點，五四運動的一把火，趙家樓曹汝霖公館。

綠茶手繪的路線路

後來去北大參加陳平原老師新書《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討論會，就順便跟陳老師匯報了一下當天的幾個細節：

（1）走的不是1919，而是1999

我們這次也是穿過東交民巷，從崇文門那裡在北轉，走到東單，然後從外交部街一直到趙家樓這樣走。有些小夥伴做過功課會說，這些學生不是在東交民巷受阻以後再折返回天安門廣場然後再回到長安街嗎？

我說，對的。但是我們今天重走的五四路並不是1919的路，我們走的是1999年的重走五四路。這一點跟新文化陣營的自我經典化一樣，也是一種自我作古的方式，對吧？

在1999年那個時候，選擇3月10號，估計陳老師也是有提前的意識，怕到了5月4號前後會比較緊張，但即使如此，因為我們有記者、有攝影機跟隨，所以在天安門廣場仍然受到了盤問，解釋了很久然後才放行。

（2）“不準拍攝”與“礙事兒”

今年不是什麽整年的紀念，所以沒有受到這種盤問，但是後來看參與者寫的感想，發現有兩種態度特別明顯。

第一，是不斷會有人過來說這裡不能拍攝，因為今天是個手機時代，所有人都拿著手機拍，但是經常會有武警出來說不能拍，不能拍；

第二，是走的過程中，因為人比較多，然後不斷地有市民過來，就是騎單車的送外賣的他們會過來說礙事，太礙事了，你們幹嘛呢，說他們是幹嘛，因為大家會站下來看這些遺跡的牌子等等，就會被市民認為是很礙事的一群人。所以我就想“不準拍攝”和“礙事”可能本身也是五四的一個部分。

（3）怎樣向孩子們解釋五四運動

因為正好是周六，我的小孩大概七歲，還有他的一個小朋友也跟著一起走這條路。路線全長4.8公里，小孩子當然是有點走不下去的，過程中有兩個斷點，一個是在東單的時候，他們開始很不耐煩了，不想走了，這個時候就是給他們購買了甜食蛋糕，讓他們往前走。另外一次是到外交部街，大概還有700多米的時候，他們也走不下去了，這個時候是依靠了他們互相之間的比拚，就是宣傳“你看，你走過去你就贏了”，就在兩個小孩子的競賽當中，他們終於把全程走完了，最後走到趙家樓的飯店那個地方。

現在是趙家樓飯店

五四路走完以後，作為父母可能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怎麽樣跟孩子解釋“火燒趙家樓”的合法性——平時肯定教的都是要遵紀守法等等——怎麽解釋在那個歷史環境當中學生運動的合法性？我覺得對孩子來說，可能是一個相對長時段的理解，沒辦法立竿見影。

這就提醒我們，我們當下對“五四”本身會有一個無可避免的疏離。五四運動本身，固然是基於當時社會的危機意識，危機意識是社會心態的一個核心。但是危機之外呢？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4）“五四”之外的世界

我自己研究五四的時候，我其實比較關心，在大街上這些救國十人團或者學生演講團，接受他們演講的這些市民，給他們送麵包的這些市民，他們在想什麽？他們是怎麽接受這個運動的？當五四新文化向整個社會傳播出去以後，比如說張恨水，張恨水的通俗小說追隨著五四新文學的發展在發展——當然它有一個滯後。大家可能經常會忘掉張恨水不但是一個著名小說家，他同時是一個成功的媒體人，而媒體人跟社會的互動極其密切。張恨水思想上接受了新文化，但一直很迷戀自己擅長的章回體，這種新舊的選擇又反映了什麽？

還有這些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不管是論文還是著述，張愛玲、沈從文等都被推到一個很高的位置，大家的感覺，好像他們的作品跟那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似乎有一定距離，有人甚至將這一點歸結為他們的作品能夠恆久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們反過來想——今年是沈從文先生逝世30周年——沈從文先生不也是受到五四的感召，才從湘西走出來到北京來求學的麽？雖然北大不錄取他，但是他已然走上這條路線，對不對？所以我們在看這些跟五四有一定距離的作品的時候，我們怎麽去體會？陳平原老師有本書叫《“新文化”的崛起和流播》，新文化在流播過程中，對整個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覺得其實是五四研究當中缺失比較大的部分，或者說我們關注不夠多的一塊。而這一塊也比較困難，因為民眾是相對比較沉默的大多數。但是即使如此，我覺得五四怎麽一步一步從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合力來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百年的變化，如果想把當下和歷史、把社會跟文學結合起來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口。借助五四的鏡頭，我們怎麽來重新審視我們當下的文化，以及我們未來的文化走向，可能是一個全民的課題，不只是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不是早叔自己的擺拍，而是萬聖書園的貼心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