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老北門往事並不如煙：五老七賢多住皇城以北街巷裡

老皇城附近的街道景色

桑宜川/文

成都北大門外的駟馬橋，是一個很有故事的地方。相傳漢代大才子司馬相如北上，赴長安，途經城北昇仙橋，題句於橋柱，自述致身通顯之志，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世遂以“題橋柱”比喻對功名有所抱負，亦省作“題橋”或“題柱”。昇仙橋由此而易名“駟馬橋”。

再往北走，到新都，更有位居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楊慎，他在21歲那年參加會試，本來主考已將他的鴻文列在卷首，已是板上釘釘之事，誰料照明的燭花燒了考卷，於是名落孫山，真是時也命也。然而楊慎胸藏錦繡，非要“浪花淘盡英雄”不可。到了二十四歲那年，他又去參加殿試，這次皇天不負有心人，他被選為狀元，而且還得了一個翰林院編修的職位，這是當時讀書人的至高榮譽。

落醬園街，因狀元駱成驤而得名

清朝年間，四川出了不少名士，如遂寧詩人張船山、詩論家；德陽戲曲理論家李調元；稍後更有資中人駱成驤，破了清朝沒有川人摘取文狀元桂冠的天荒。駱成驤成名後，到成都定居。在文廟南街以南，2001年前有個不起眼的小巷，叫落醬園街，其實原叫“駱狀元街”，就是因狀元駱成驤而得名。但駱成驤晚年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裡，如今那一片街區已不複存在。

駱成驤

駱狀元的早年人生與成都的幾家書院有關聯，他9歲入成都錦江書院，14歲進尊經書院深造，聰敏勤奮，為主講人王壬秋所器重。光緒十九年（1893），四川鄉試第三，光緒二十一年中進士，這次殿試光緒帝親臨現場。主考官徐桐，見駱成驤言詞異切，文句樸實，辯理精辟，尤其答卷中“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一句切中時政，正值光緒帝被老佛爺廢黜，康有為走麥城之際，感動了光緒帝，欽點他為狀元。這就是他，早年苦讀，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興學，直至終老。又因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狀元”，故在四川鄉紳士林中頗具影響。

駱成驤“狀元及第”匾額

駱狀元一生清廉自守，極重教育，常說：“天下無如吃飯難，世上唯有讀書高。” 他任過山西提學史，辛亥革命後任四川議長、籌賑局督辦，梁啟超讚譽：“狀元公辦學有癮。”實為中肯之語。1916年任四川高等學校校長，乃四川大學前身。他為人正直，連省督陳宦獎給他4000大洋，都如數辦學，可自己生活卻清貧如洗。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北門故居病逝，靈柩穿城，經龍泉，送回資中安葬的途中，一時萬人空巷，摩肩接踵。這就是成都北大門的人文故事場景之一，何等偉岸！百年以降，在四川無人享有此殊榮。

五老七賢多住皇城以北街巷裡

近年來，成都人心目中的不同城區各有千秋，但民國時期的成都則全然不同，那時的城區不大，主要在如今的一環路內，除了華西壩有華西協合大學，望江樓旁有1936年從皇城遷移過去的國立四川大學，彰顯出厚重的蜀地人文，出新南門再往南，基本上是農耕之地。而皇城以北，上風上水，大戶人家，名門望族多半居住在這一片城區，鱗次櫛比。

先撇開官府人家不提，先說說民國時期的“五老七賢”，他們就主要居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裡。他們學識淵博，德高望重，聞名遐邇，被後世尊為“蜀中宿儒”，其中有狀元、進士、舉人、知府、翰林、禦史。為政者清廉剛正，循聲卓著；為教者扶掖後學，培育英才。他們德才兼備，經世致用，廣植桃李，嘉惠士林，繼承巴蜀文化的優秀傳統，使“蜀學”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

趙熙

這一說法有些仿竹林七賢，五為實，七為虛，其中有趙熙、徐炯、方旭、宋育仁、劉鹹滎、尹昌齡、陳仲信、曾鑒、曾語、駱成驤、胡駿、文龍、顏楷、衷翼保、林思進等二十餘人。例如趙熙的詩詞書畫，劉鹹滎的聯對，林思進的古詩文、顏楷書法均在蜀中遐邇聞名。他們的徒子徒孫就更多，數都數不過來。

宋育仁畫像

這些士林文人的社會良知具有一定影響，他們為民請命，調停禍端，救濟災民，也讓軍閥與江湖袍哥不得不收斂一點。然而也因此落下垢言，謂之“五個燒火佬，七個討人嫌。”但他們門生眾多，不愁沒有弟子站出來，為恩師仗義執言。

培根固本，慈惠堂一度聲名遠揚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尹昌齡先生，他是成都“五老七賢”之一，故居就在老北門。辛亥革命後，他興辦了成都慈惠堂，被廣泛譽為“中國慈善第一人”。除此而外，他還興辦過學堂、托兒所、孤老院、火柴廠等實體機構。成都最早的托兒所、孤老院都是他親手創建的，令後世敬仰。

成都檔案館史料記載，他的“希望工程”鼎盛時期，曾捐出現金百萬大洋，救助瀕臨破產的生產服務型工廠，為數以千計的城市貧民提供工作機會，而本人卻無分毫利，1942年去世時，身無余財，連喪事也辦不起，民眾自發為他送葬，隊伍綿延了幾條街。

尹昌齡

回望歷史，在成都九眼橋不遠處，曾有過一條“培根路”的街道，這裡佇立著成都最早的社會企業，慈惠堂屬下的成都培根火柴廠。其前身是惠昌火柴廠，始建於清光緒末年。民國時期，四川局勢長期紛亂，生產無人關心，培根火柴廠日漸凋敝，最終不得不關閉。1922年，尹昌齡為了擴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類慈善事業發展，改“惠昌”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這個改動，不僅改變了火柴廠的名稱，也讓它從一家單純靠生產盈利的工廠，變為了以盈利為手段、以慈善和社會公益為目的的社會企業，這從培根火柴廠設廠之時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見一斑。其火花上有雲：“廠中余利，專恤孤窮，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揚仁風。”這句印在火柴盒上的廣告詞闡釋了“以利益善”的獨特經營模式。而最早火柴廠生產的火柴叫“娃娃牌”，為了凸顯公益屬性，後來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諧音“善”，永存巴蜀歷史。

城北騾馬市，民國紙鋪興盛一時

在中國學術史上，自古以來“蜀學”在全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民國時期，當新文化風起雲湧之時，蜀學的“名份”從未動搖。那年月，川籍學者走向外面世界的雖不多，但卻有自己的稟性，有他們值得驕傲的許多方面。以舊學來言，他們在群經諸子等樸學領域確實頗有整體實力，像趙少鹹、向宗魯、龐石帚等舊學大家，讀書廣雅，博古通今，並不輸給同時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任鴻雋到四川大學任校長，甫抵即聘請劉大傑做中文系主任，結果很丟面子，因為劉先生做的那些舊詩，論水準比他的蜀中學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沒過幾個月，劉大傑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長請辭。由此可見，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

1987年修建、2003年被拆除的騾馬市未來號天橋

那年月，其實也不應苛求劉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無法與川籍學人的舊學“華山論劍”。比如早年的廖平，後來的吳虞，兩人都是現代中國的鴻儒。吳虞家住成都老北門，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釋讀這門冷學問為業，且碩果累累。他的故居位於北大門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經書院學習經學，戊戌變法後，轉而學習西方社會政治學說，著書立說，發出蜀中學人的聲音，被稱為“成都言新學之最先者”。

吳虞是“五四”時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後在成都大學、北京大學和四川大學任教。與龔自珍、馬君武一起，被柳亞子稱為“詩界革命軍之三人”。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我至今不解，那時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會生活環境並不佳良，何以催生了這麽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歷史上的成都北門街巷裡曾有過許多深宅大院，住過許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寶楨，他於1876年自山東調任四川總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兩件特別的事：一是開發了名菜宮保雞丁，二是創辦了四川機器總局（四川機械局），推廣洋務運動。他的故居在北門方正東街，那裡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時，曾擔任過四川副都督兼蜀軍總司令，他的妻子、民國女傑董竹君更是聞名遐邇，家住北門公館。

老成都的城門

成都報業鼻祖級人物，大實業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門附近桂王橋北街石馬巷。史料記載，他們就在皇城以北的幾十條大小街巷裡住過，彼時公館林立，儼然一個官吏與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風光。

滿清時期，滿城北面的騾馬市一帶，乃是滿漢商賈經營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國時期，隨著滿人的遷徙，逐漸變為漢人的紙張及文房四寶流通之地，生意興隆。正是有李劼人於1926年在樂山原蜀新鹼廠舊址上創辦的的樂山嘉樂紙廠，錢子寧於1939年創辦的宜賓中元紙廠等數十家省內紙業，才使抗戰時期的新聞紙、鈔票紙、列印紙、道林紙、電報盤紙、繪圖紙等實現“四川造”，並在那十字路口開設店鋪，解決了當時四川報紙印刷紙張大多靠進口的難題，從而大大降低了報紙的價格，使報紙得到了廣泛普及。其中數吳氏家族的紙鋪較大，還有魯氏家族幫著行銷，以期滿足省內外的用紙需求。

筆者認識這兩家後人，多次聆聽口述，故而得知。1949年以後，那些紙鋪紛紛易名“文具店”。直至上世紀80年代，騾馬市那裡的十字路口處，“未來號天橋”下尚有若乾家書店、文具店開業。再往北不遠，過“萬福橋”，有四川省印刷廠，其前身為民國時期的印刷廠，都是有歷史淵源的。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