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熊：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北大紅樓

圖文/ 倪熊

【作者簡介】倪熊，曾為電視台記者，現為自由媒體人。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在故宮博物院北側的景山公園東邊，五四大街北側，中國美術館的西邊過去叫沙灘北街現在五四大街29號的紅樓在外地人看來如此扎眼醒目，可是北京人可能見怪不怪熟視無睹，以至於我參觀一圈出來興致勃勃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了一通照片之後北京的朋友以及長期混跡在北京很多年的朋友都一驚一乍地問在哪裡茫茫然的遺憾不知道有這麽一地兒呢。

我是幾次三番車子匆匆路過像刁德一懷疑阿慶嫂似的總是覺得這樓不尋常，心存懸疑想探個究竟，還是在來去匆匆的短促瞬間瞥到一眼“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門牌。中午飯前有個閑暇時段就跟盧衛星老師說可能有個驚喜不妨一起走一趟。

果然有驚喜。盧老師的驚喜在於剛到門口，竟然在北京這個他自己都人不識地陌生的地方，竟然此時此刻包括我們自己攏共也就只有四個人要進去參觀，竟然被另外兩個人認出他是下午展覽的參展者之一姓甚名誰的畫家。

而我們的驚喜在於這紅樓決絕不單單是因為整座建築通體用紅磚砌築紅瓦鋪頂故名的“紅樓”，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紅樓”，傳說中的“沙灘紅樓”。我們木知木覺來來回回反反覆複走來走去的駐地門前這條大街是五四大街，通常這類以歷史重大事件命名的路線從來不會平白無故一定有重要意義，也一定還有其它與之相關的事物。我們的無知在於認為“北大紅樓”一定在北大，而北大過去就在這。

這事兒恐怕還得原原本本從頭說起，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

1898年6月，光緒皇帝正式宣布變法，7月4日，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同年年底，大學堂正式開辦，這恐怕也是曇花一現的戊戌變法所幸留下的唯一痕跡了。緊接著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位於沙灘馬神廟街公主府舊址的大學堂校舍被俄、德侵略軍強佔，當然房屋、儀器、書籍、設備等遭到嚴重破壞，從1902年起，清廷在舊址恢復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對學校建制、辦學規模及模式進行改革。隨著招生的擴大，校舍不敷使用，校方於1907年上書，奏撥由內務府掌管的漢花園灘地（大學堂曾做操場），並租用其北鄰松公府前的一片空地，價1500兩，約37畝。1908年，光緒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準予將800多平方丈的漢花園土地撥給大學堂使用。但是難在資金問題沒有落實。1916年6月，時任北大校長胡仁源和預科學長徐崇欽向法國人創辦的比利時商辦儀品地產放款公司訂立借款合約，貸款20萬銀元，擬在漢花園新建一座大樓，以作預科學生寄宿舍之用。計劃建房300余間，可容1300人住宿，每人每月擬收宿費2元，用以歸還貸款本息。大樓由中法實業公司和儀品公司共同負責建造。前者負責包辦人工材料及電燈、衛生設備，後者工程師決定施工細則，而熱氣管道則由義善實業公司裝置。原定1916年10月中旬開工，1917年8月30日完工。但因不久發現工地下方有甚深之古池兩處，不能不改地基。儀品公司便修改圖紙，少建房屋7間，並改為1917年9月30日造完四分之三。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新一任北大校長，1917年1月4日上任。在他的主持下，1918年8月大樓建成。

當時就因建築的主體用紅磚建成稱之為“紅樓”，該樓造型為簡化的西洋古典風格的磚木結構建築，平面呈工字形，東西寬100米，正樓南北進深14米，東西兩翼樓南北進深各34米，佔地2154.9平米，地上四層、半地下一層，建築面積10774.5平米，層均55間，共275間，紅瓦坡頂，主體為紅磚砌就，青磚窗套，二層以下呈灰色。坐北朝南，正門面向漢花園大街即現在五四大街，門廳北部有主樓梯和北門，此門與大樓東西兩翼各有一門可通向後院和北面的大操場。

這中間還插了兩檔子事：一是，當年還在紅樓周圍增築了圍牆，樓前建起號房和校警室等。此事經教育部核準並且撥給補充費2萬元。二是，同年3月，校“因謀實事上之便利”，將新建學生齋舍改建為文科教室、圖書館及研究所和校機構之用。這樣可無須由住宿生交宿費以償還建樓貸款。此事亦“呈請教育部準自（民國）七年起，每年特別增加本校經常費二萬二千元以資償還此款，並準本校正式列入每年預算款內”。

正因有上述二事，紅樓竣工半年前，就相應修改了設計圖紙和施工項目。1918年8月紅樓建成並投入使用後，半地下室設有印刷廠，第1層為圖書館，第2層為行政辦公室，第3、4層為教室，改為文科教室、圖書館、研究所和校機構所在地，定名北大文學院，又稱北大一院。這就為紅樓日後的輝煌提供了巨大而理想的平台。

在當時的北京，這是罕見的高大現代化建築，非常壯觀醒目，日後成為了北京大學永恆標誌與象徵。

是1916年至1952年期間，北京大學的主要校舍所在地之一，原北京大學校部、文科及圖書館所在地，為北京大學第一院。與此同時，原公主府校址改為北大理學院，又稱北大二院。而紅樓南面、北河沿西側的原譯學館為北大法學院又稱北大三院。此時紅樓與北面的松公府舊宅中間有一片空地，1918年起北大租來作操場。此後1931年，北大將操場連同松公府舊宅全部買過來，並入文學院。同年，北大又購得原傅恆家廟所在地即今沙灘北街路西社科院法學所處房產，籌建三層磚混結構的地質館樓。至此，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原公主府一處校址，逐漸發展為以紅樓為中心，擁有三院五齋，大小師生公寓散布於沙灘多個街巷的龐大校區。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為北大，都是因為一個人，那就是蔡元培。還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教育總長，在暫借來辦公室裡，與次長范源濂曾有過這樣一番有趣的爭論。范的意思：“辦學要從小學辦起，如果小學都辦不好，何以辦好中學，中學都辦不利索，怎麽辦得好大學？”蔡元培卻反唇相譏：“沒有好的大學，中學的師資從哪兒來？沒有好的中學，小學的師資又從哪兒來？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如果鬆鬆垮垮，那麽這個國家是沒有未來的。”

1918年，毛澤東首次來北京時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此後兩年毛澤東一直在此工作。1918年以後，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曾先後在此任教任職。

1919年5月4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北大師生是這一運動的主要長官者、組織者和積極參加者，紅樓及其北面的操場即為主要活動場所，是反帝愛國運動的策源地，北大學生從紅樓出發到天安門舉行了示威遊行。在紅樓內外曾呈現一些很有意義的場景和細節，人們或許知道的不多。五月四日前兩天，北大校長蔡元培曾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100多人開會，傳達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消息，號召在此國家存亡時刻，奮起救國。5月3日，蔡元培校長得知北京政府已密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的訊息後，即將此事告知北大進步學生許德珩、羅家倫、傅斯年等人。許德珩馬上召集學生代表在西齋開會，決定當晚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5月3日當晚,在北大三院禮堂北大和各高校學生代表召開臨時會議，大會通過決議：次日即5月4日協同姊妹校齊集天安門前舉行愛國大示威；通電巴黎專使不準簽字；通電各省於5月7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推舉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三個總代表，還在北大學生中推出20個委員負責召集到各學校聯絡進行，他們叫羅連帶簽了字，把前存學生銀行的300元拿出來買竹布等遊行用品。北大同學們在紅樓一層22號的西齋和新潮社連夜奮戰，還請紅樓一層13號的北大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標語等。第二天早上，他們還準備了一個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五月四日當天是星期日，無風的晴天。上午10時，羅家倫從城外高等師范學校返回紅樓一層22號的新潮社，同學狄福鼎推門進來說，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羅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站靠在一張長桌旁邊，揮筆一氣呵成，寫就了《北京全體學界宣言》，然後，把手稿交給狄福鼎，並急請李辛白負責的印刷所印製出2萬份，趕在下午1時許送達天安門前。上午11時許，參加遊行的北大學生在紅樓北面的操場集合排隊，準備出發。這時在紅樓出口處出現幾個人，其中有教育部派來的一個職員，幾個軍警，還有蔡元培校長，勸告學生不要參加遊行。蔡校長沉痛地說，遊行示威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有什麽問題，我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要求。這時，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學向校長痛陳：同學們內心積憤已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張國燾擠上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吧。”張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地將蔡校長擁走。因此耽擱的時間不長。在一片歡呼聲中，大家從旁門蜂擁走出學校。北大2000多名學生的遊行隊伍趕到天安門前時，已近13時，其他大專學校參加遊行的1000多名學生已然先到了。在天安門集會現場及其後的遊行示威中，同學們一路散發《宣言》傳單，市民爭相傳閱，產生了廣泛影響。《宣言》是五四當天遊行示威中散發的唯一印刷品。《宣言》全文僅100多字，文中悲憤地發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的呐喊，擲地有聲，慷慨激昂，極富號召力和感染力。

以後，紅樓北面的廣場多次成為北京學生進行革命運動的集合地點。五四運動後不久，李大釗等在紅樓建立了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為北方革命活動的中心。一樓東南隅有兩間向東的屋子，為當年李大釗辦公的地方。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在此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魯迅先生自1920年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在紅樓授課達6年之久，休息室在二樓扶梯對面，講授新文化、新思想，培育了許多革命青年。許多著名學者和新派人物在這裡講過課。這裡還集中了新潮社、國民雜誌社、新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等許多革新團體，《新潮》、《國民》、《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就在設在地下室的紅樓印刷廠印製出版。鄧中夏等著名共產黨人也曾在此從事革命活動。

如此深厚的歷史和人文淵源，使“北大紅樓”歷經時代變遷而始終令人矚目，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日軍佔領北平時期，此地設有日軍中國駐屯軍憲兵隊司令部、日本憲兵隊本部、特設北京憲兵隊總部、日本憲兵隊置留所等軍、憲、特務機構。1939年，許多愛國志士如國畫大師李苦禪、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青年學生和教授如鄧之誠、藍公武、孫道臨、張東蓀等都被關押在這裡，遭受非人迫害。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北京大學遷往西郊燕園，紅樓由北京政法學院即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接管。後來曾經一度作為為國家文物局辦公樓。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部門。1984年5月初設定了“紅樓紀念牌”。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於2002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屬於舊址類博物館，參觀區分紅樓舊址一層和院內平房展廳兩部分，現有面積3000平方米紅樓一層曾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在地，為突出舊址特色，紅樓內保持原有格局，營造五四時代氛圍。紀念館依據研究成果對圖書館舊址進行部分複原，目前有圖書館主任室、第二閱覽室、登錄室、第十四書庫，以及新潮雜誌社和學生大教室等六處陳列，並開辟蔡元培專題陳列、陳獨秀專題陳列。《新時代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陳列》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舊址複原的輔助陳列，位於紅樓外的平房內，面積180平方米。陳列分“點燃新文化的火炬"和"吹響新時代的號角”兩大部分，以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發展、影響為主線，通過176件實物和67張圖片，全面展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

2004年12月，北大紅樓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成為“全國百家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2016年9月，北京大學紅樓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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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