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瀾壯闊的1919 年春天，作為教育部官員的魯迅忙碌著兩件事情：第一是在已客居七年的北京尋找一處大宅子；第二就是舉家遷進京城。紹興的祖宅已經出賣，必須在1920 年春節前交出老宅。因此，魯迅整個上半年都在四處奔波，尋覓適合的房子。
就在魯迅奔波找房之際，五四學生運動爆發了。魯迅並沒有留意這場學生運動，以他的身份和性格，對於如此群眾運動，已習慣以一種旁觀的姿態來對待。
當天的日記中，魯迅輕描淡寫：
“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
所謂“曇”，即烏雲密布的意思，這一天，為搬家而心不在焉的魯迅對學生運動隻字未提。而據史料記載，當日為新文化運動衝鋒陷陣的劉半農“坐守北大指揮部”，組織社會支持。生死存亡的緊要關口，劉半農如何抽空到魯迅家中“交與書籍”，是一個謎。“五四”當晚，魯迅的學生孫伏園跑來大講了一通火燒趙家樓的情景。魯迅聽後沒有激動的表示，一向不喜歡集體活動，不喜歡遊行示威的魯迅，最擔心的是這些學生成為政客爭奪利益的犧牲品。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此時也是北大教授，五四那天，周作人正陪妻小在日本探親。如果在北京的話，周作人也許會參加。相比於魯迅，儒雅的周作人有時候倒顯得激情澎湃，在很多時候，似乎比魯迅更熱衷場面上的事。5 月18 日，周作人趕回北京，約陳百年、劉半農、王星拱，四人同去慰問、探視被捕學生，結果遭拒絕，只好在門前站著看了一會兒，便返身回了家。
1919 年4 月30 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前不到一周，湖南青年毛澤東離開了北大圖書館職員的位置，返回了長沙。在此之前的1918 年8 月，毛澤東偕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扛著被褥書卷，來到新文化的中心北大。毛澤東應不知道數天之後會爆發那樣聲勢浩大的運動，否則他肯定不會離開北京。
這個時候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陳獨秀人已不在北大，因為陳獨秀私生活引起的爭議，蔡元培此前無奈以決定北大不再設文科學長的方式逼陳獨秀離開。自尊心極強的陳獨秀跟北京大學的關係從此破裂。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到一些蛛絲馬跡——兩人在路上相遇，湯爾和看到他“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選擇離開後，陳獨秀那段時間閉門不出，埋頭於箭杆胡同的家中奮筆疾書。五四運動當天，陳獨秀沒有去學生運動現場，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第二十期上發表了陳獨秀文章——《兩個和會都無用》：
“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看得出來，陳獨秀依舊憤世嫉俗，恨不得立即將眼前的世界砸成齏粉。6 月8 日，陳獨秀發表一篇隨感：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6 月9 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親自譯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傳單，主要內容是對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取消對日外交密約，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等人官職，要求市民有集會、言論的絕對自由權。6 月11 日，陳獨秀相約胡適、高一涵等人在北城城南新世界一個遊樂場吃茶聊天，正說著話，陳獨秀突然從上衣口袋裡取出傳單向其他桌子散發。胡適吃了一驚。最終，陳獨秀被軍警拘捕。也許，陳獨秀是想彌補他沒有參加五四的遺憾吧，五四運動讓陳獨秀、李大釗們找到了傳統價值的立足點——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是團結和動員民眾的最有效武器，也是他們轉向社會革命最充分的理由。
本文節選自《1916—1928年的中國》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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