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不是藏寶圖：從《紅樓夢的破譯》說起

作者附言：

這篇小文首刊於《博覽群書》2002年第11期。那時筆者剛博士畢業不久，連紅學會會員都不是，還沒有如謾罵者所說的開始膨脹，但已經對紅學亂象發表不同意見。

轉眼之間，十幾年過去了，《紅樓夢》的作者候選人已經多達一百多位，但論證手法基本上還是如出一轍，那就是個人經歷思想的簡單類比加上漢字音、形、義之間的隨意搭接，甚至更為簡單粗糙。

學術乃天下公器，既然覺得自己做的是學問，那就必須用學術的標準進行檢驗，學術問題只能以學術手段解決。如果只是起個化名，不敢堂堂正正站出來，專門躲在陰暗角落裡用汙言穢語進行人身攻擊，那只能證明自己的無能和卑瑣，只能敗壞紅學愛好者這個群體的名聲，不僅解決不了學術問題，而且只會汙染學術環境，增加人們對這類低素質紅學民科的厭惡和鄙視。

這樣看來，小文還沒有過時，仍有現實性和針對性，有重新刊發的必要。

《紅樓不是藏寶圖——從紅樓夢的破譯說起》，《博覽群書》2002年第11期。

老實說，我是看到多家新聞媒體對《紅樓夢的破譯》一書的報導才去購買並閱讀這本書的。必須承認，那些老記們重大發現、紅樓新說之類的渲染手段著實有吸引力，否則這本書我挺多在書店裡瞄上一眼就會放回書架，是不會花上整整一天的時間來閱讀它的。

說起來不怕作者傷心，讀完該書後的總體感覺就是失望。作者在書中確實像媒體所渲染的那樣，提出了一些很是驚人的觀點，比如《紅樓夢》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其叔叔曹頫以及作品的隱真問題等。

不過，這一在媒體看來十分新穎的觀點對略曾涉獵過紅學的人來說早已沒有什麽新鮮感，因為同樣的觀點早就有多人多次提出過。

無疑，這是一部索隱之作，作者也有意強調這一點，並請同樣為索隱派乾將的許寶騤先生為之作序張目。

《紅樓夢的破譯》

與其他索隱之作相比，該書的特色在於，它更多地借鑒了考證派有關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成果，在索隱的方法上更為靈活，即不再堅持以往的張侯家事、明珠家事、吊明之亡等舊說，而是另辟新路，將《紅樓夢》與曹家的家族史等同起來。

作者抓住了考證派在方法、結論上的一些失誤及《紅樓夢》有關資料缺乏這一缺憾來做文章，這是很聰明的一招。雖然從表面上看起來，考證派與索隱派似乎水火不相容，但如果考證派將自傳說發揮到極致，往前多走一步，與索隱派就沒有多大區別了，這也正是考證派需要警惕之處。

胡適《紅樓夢考證》

從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這種傾向，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則更進了一步。這樣雙方相互靠攏，就有了不少相同之處，那就是撇開作品的文學性，將《紅樓夢》視為人物傳記或家族史，它們都特別關注作者、版本以及作品內容與史實的對應關係。

只是在具體論證方式上有所區別，索隱派喜歡對已有材料進行別具心裁的解讀，同時借助拆字諧音猜謎等方法。考證派則更注重新資料的發現和對已有資料的整合。

有了這些不同，兩者的發展態勢自然也有差異，如果沒有新資料的發現，考證派往往會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索隱派則不然，它們對新資料的依賴性要小得多，對原有資料的發揮太空要大得多，因而也就總是不斷有新著出現。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

自考證派成為紅學主流之後，索隱派雖受重創，但並沒有消亡，而是出現了新的變化，表現出頑強的生機。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文化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它對探尋中國人的文學觀念和閱讀思維當會有所幫助。

以此為界，可以將索隱派分為新舊兩派。蔡元培無疑是舊索隱派的代表。新索隱派於20世紀5、60年代形成於港台，以潘重規、杜世傑、李知其等人為代表。

80年代後，隨著政治文化氛圍的寬鬆，新索隱派在大陸重新崛起。加之各路媒體的大肆炒作，呈現一派紅火局面，其對公眾的影響力甚至超過其他各派紅學研究，比如霍國玲等人的《紅樓解夢》就是如此。

該書雖然新近出版，但其完稿卻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因此可以將其作為研究新索隱派的一個範本。

《紅樓解夢》

較之舊索隱派，新索隱派的研究者有很多變通，方式也更為靈活，它們不再將自己與考證派對立起來，而且還能主動吸收考證派的一些研究成果。

同時，也不再拘泥於一些歷史人物、史實與小說人物、內容的簡單比附和對應。他們將更多的精力用在尋找小說原作者、挖掘作品的寓意上，因而與考證派紅學的差異逐漸縮小。

不過，方法雖有變通，但由於閱讀小說的思維方式即將小說當傳記或家族史來讀的方式卻沒有根本的改變，其結論自然又回到舊索隱派的老路上，往往自覺不自覺的將《紅樓夢》當作了密電碼或藏寶圖，對作品本身的文學性則視而不見。

儘管該書作者宣稱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破譯法，但根據其具體論證方式來看，似乎與其他索隱派的著作並沒有根本的差別，比如近年來一直紅火的《紅樓解夢》，儘管後者的作者不承認自己是索隱派，而是宣稱在索隱派、考證派、評論派之外新創了一個解夢派。

《紅樓夢的破譯》（再論）

在筆者看來，索隱派有兩個致命缺陷：

一是其無視文學創作的規律，撇開小說的藝術性，將小說當作一部隱含政治歷史資訊的密碼本來研究，其切入的思路和前提就有問題。

作為一部大書，《紅樓夢》的內容極其豐富，可供多角度多學科的開掘，歷史學的閱讀也是一種可以考慮和接受的角度，但索隱派並不是想挖掘《紅樓夢》的史料價值，而是著眼於作品與史實的簡單對應，挖掘作者隱含的微言大義。

前提有問題，結論自然就缺乏可信度。看起來索隱派將《紅樓夢》捧得很高，但實際上是在貶低這部作品，因為即使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整部作品的價值也不過是證實了一些歷史史實而已，而這樣的作品又有什麽文學價值呢。

甲戌本《紅樓夢》

從作品的內容來看，作者確實是有寓意在的，但對寓意的探求也要有一個合理的尺度，不能將每一個字詞都看作隱含著無限玄機的迷宮，進行沒有節製的過度闡釋。

二是索隱派對小說作品及歷史材料的閱讀理解與一般人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該書作者就能從敦敏、敦誠、張宜泉、明義、永忠、裕瑞等人的詩文中讀出曹頫的蹤跡，從作品及脂批中找到作者是曹頫的內證，而一般人根本是讀不出這一資訊的。這並不是常人太笨，而是作者完全按自己獨特的理解來處理有關資料。

再比如全書後半部分的破譯，更是十分玄妙，賈寶玉不僅是玄燁、曹頫的幻像，同時也是石頭的幻像；林黛玉是石頭真性的幻身，又是曹頫真性的幻身；薛寶釵是李玉釵的幻身；鳳姐是曹頎的幻身，也是雍正的幻身；探春則是曹頎的另一幻身，如此等等。

程甲本《紅樓夢》程偉元序

筆者相信除了作者本人以及極少數的讀者，多數人根本弄不懂這種複雜的幻身安排法。筆者沒有看懂，就連寫序的胡文彬先生也覺得“有些過於‘玄奧’”。

老實說，按照這種破譯法，《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小說都可以讀出具有轟動性的結果來。初看這些論證好像很有道理，但細細回味，滿不是那麽回事。

《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因資料的缺乏，確實還有不少可探討的學術太空，但這種探討應該建立在一些基本共識的前提下，即你所使用的材料和你對材料的解讀必須和一般人的理解一致，即使有差別，但也不能相差過大。否則，連一個基本的共識都沒有，其結論自然無法為別人所接受。

同時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書中拿當年胡適與蔡元培的爭論來做開篇，對胡適指責較多，並使用“弄虛作假，欺世盜名”、“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字眼，擺出為蔡元培鳴不平、平反的姿態。

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這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對胡適、蔡元培當年的論爭，學術界研究較多，而且看法也較為一致，並不是像作者所說的職業紅學家不去打假，而是無假可打。胡適的紅學研究在具體結論上無疑是有許多可商榷處，但非弄虛作假者可比，其研究動機更不是為了以批評蔡元培的方式來出名，因為在此之前胡適已經是著名學者，他沒有這個必要。

再說，胡適與蔡元培的關係一直不錯，並沒有作者所說的那麽緊張。將胡適說得神乎其神自然不好，但只看到胡適具體考證上的一些疏漏，而看不到其在紅學研究史乃至現代學術史上的巨大貢獻，同樣是失之偏頗。

這樣的翻案本來就不存在，因此也就沒翻的必要。作者這樣做，實際上是在製造新的冤案，其對胡適的看法顯然有失公正，是不能接受的。

《石頭記索隱》

由閱讀該書筆者還想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文化現象，那就是新索隱派多為非專業人士，這裡所說的非專業是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專門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員相對而言的。其專著多屬作者業餘研究的成果，與其本行無關。比如該書作者即是一位金融業人士。其他如《紅樓解夢》、《紅樓夢真相》的作者也是如此。

之所以刻意強調這種區分，乃是因為兩者在學術規範的恪守方面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必須承認，儘管這些業餘研究者有些也有著學者身份，比如是工程師、金融研究專家等，但一個學科有一個學科的規範，特別是文學研究與一般的人文社科學科還是有著較大區別的，這可以從他們的研究往往從歷史著手而忽視作品的文學特點這一共同點上表現出來。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並不是說紅學是專業研究者的專利，但進入這個領域無疑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最起碼是對學術規範的遵從。

胡適手跡

但從實際的研究情況來看，學術規範的失衡恰恰是最為嚴重的一個問題。專業研究者雖然也會出現這類問題，但畢竟大多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犯規的比率要小得多。

無疑，這些業餘研究者的精神是值得稱揚的，比如《紅樓夢的破譯》一書作者為寫作該書就用了數十年之功，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研究的思路存在問題、研究不合規範，所取得的成果往往與所付出的巨大勞動不成正比，儘管這些作者都表現得十分自信，相信自己有新的突破。

另一個同樣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些業餘紅學家的成果面世後，往往是媒體炒得熱火朝天，學術界則表現出奇的冷靜。

原因很簡單，後者覺得前者的研究過於荒唐，缺乏對話的基礎，不願進行評論，但這種“傲慢”的態度往往又容易引起公眾的誤解或不滿。這種情況此前已多次發生過，無論哪一方都有應該檢討之處。

胡適畫像

對專業研究者來講，對《紅樓夢》這麽一部有著良好群眾基礎的文學作品，不能只是關起門來研究，將研究成果通俗化，進行學術普及，溝通學界與公眾，也是一種必要的工作。

對業餘研究者來講，花一些時間在學術規範上多下功夫，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科學規範的基礎上，也並非多餘。

既然是在做學術研究，就要遵守學術規範，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對這個問題確實有強調的必要。否則，紅學新說三天兩頭出現，媒體雖然炒得紅熱，但並未在研究上形成良性積累，反而出現混亂的局面，這恐怕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