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頓女性：陷於貧困和匱乏，卻保存著拜佔庭最後的傳統

編按：馬其頓是位於巴爾乾半島上的一片地理和歷史地區。長期以來，它的界限和定義發生了很大變化。現代的馬其頓人（公元6世紀、7世紀定居於巴爾乾半島的斯拉夫人的一支）在征服當地原始部落並同化後，曾先後被拜佔庭、保加利亞、土耳其、塞爾維亞統治，民族和宗教衝突所引發的叛亂、屠殺、社會暴動周而複始地在這片地區出現。

馬其頓人是麗貝卡·韋斯特決定重新遊歷巴爾乾地區的原因之一。她在次年的復活節來到斯科普裡，去往教堂參加復活節儀式。在那裡，她遇見了一位典型的馬其頓農婦——她的身體飽經摧殘，卻仍在那粗糙而高雅的衣著之下透出一種驕傲的氣質。

拜佔庭的傳統在她以及其他更多馬其頓女性身上沿襲下來。儘管她們能夠在恐懼這件事上給出最多的證明，但在剩餘的時間裡，她們體面而高貴地活著、創造著，也在同時養成了克制且堅韌的品質。“死亡可能會持續五百年時間，但那些死去的事物卻又是不死的。”

“她像陷於卵石的凹陷中一般陷於貧困和匱乏，卻保存著拜佔庭最後的傳統”

文/麗貝卡·韋斯特

節選自《黑羊與灰鷹》

當我們站在那裡時，我特別害怕，因為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會帶來不適，這些人手上又拿著燭火，我擔心他們會引發火災。可當我看到坐在對面窗台上的那位農婦時，我忘掉了擔憂。她是一個典型的馬其頓人，而馬其頓人正是我此次回到這裡的原因之一。她的年紀大約是飽經風霜的五十歲—事實上，馬其頓女性似乎從不再是少女的那一刻起便看起來這般滄桑。一塊黑布從她的頭部垂到肩部，那頭巾的折痕、高貴的身軀以及遭痛苦碾壓的肉體正是壁畫和馬賽克圖畫中常見的拜佔庭的聖母瑪利亞形象。她用粗糙的手護衛著蠟燭，低頭注視著燭光，仿佛在看著一個年輕的生命；赤褐色羊皮夾克的袖子上繡著一片頗具風格的紅黑樹林，可以看出這種樣式源於兩千年前，由優雅的波斯婦女們創造。這正是馬其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奇跡。

較其他人而言，她和她的先祖們承受了太多痛苦。此地一位頗具眼力的觀察家曾這樣說過，在大戰前降生在此的每一個人（還有很多人在大戰後出生）終其一生至少要面對一次殘酷的死亡景象。伴隨著周而複始的叛亂、屠殺、社會暴動，她於土耳其暴政末期降生在這個世界。儘管她居住的村莊沒有遭遇屠殺，她肯定聽過很多這樣的事情，也沒有任何人向她保證她的村莊日後不會遭此厄運。之後，她長大了，巴爾乾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中途還有霍亂和傷寒等傳染性疾病的侵襲蔓延。再後來，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興起，而生活還是極度貧困。私人財產、人身安全、分娩關懷，她什麽都不曾擁有，這是任何一位西方女性無法想象的。然而她有兩樣讓西方女性羨慕的東西。第一是力量，可怕的、冷酷的馬其頓之力—除非一槍斃命，否則她的家族不懼炮火侵襲，遭驅逐時，他們能熬過山區的嚴冬，能在瘟疫肆虐後頑強存活，能就著麵包和辣椒長久地活下去。她像陷於卵石的凹陷中一般陷於貧困和匱乏，卻保存著拜佔庭最後的傳統。

我們都知道拜佔庭。它是羅馬帝國在東方的延續，代表著一段極其迷人的文明。不足在於，這個帝國完全不重視國家經濟，無法言說的饑餓的痛苦讓人民幾近發狂。早期的皇帝們通過金角灣從亞洲為這個衰落的帝國引入並完善了一整套宮廷禮儀，讓所有觀者知曉借由視覺和聽覺表達出的靈魂深意。教會也跟國家合作，學習治國之道，將彌撒提升為人靈互動的至上傑作；皇帝在理論上是神設在世上的總督，教會用很多儀式讓人們不斷接觸神旨君令，由此發展出一種獨特的高貴藝術，在建築、繪畫、馬賽克鑲嵌、金屬製作以及紡織等方面都能看出人們對於重大經歷的表達，讓所有其他的藝術形式稍顯幼稚或粗糙。我們明白這些成就並非來自工藝技藝，而是來自真正靈性的痕跡，因為拜佔庭人能夠在四百年間高貴、體面地活著，知道自己注定有一天將被殘虐的土耳其人連根毀滅。在那種心理陰影下，他們不僅學會了克制和堅韌，甚至在厄運來臨的最後時分，他們還繼續充實地活著，繼續創造，促成一個新興畫派的新芽萌動。

拜佔廷美術作品：聖索非亞大教堂中鑲嵌畫的耶穌像

我們知道這一切，但僅僅是知道而已。可這位女士正用盡生命去了解這一切，除此之外她一無所知。她存在於知與未知之中。土耳其實施的暴政剝奪了她享受西方所有文明福祉的權利；她能依靠的只有翻轉君士坦丁堡之杯後灑出的甜蜜。因此，她的行為內在都是拜佔庭式的。拿起針，她就能本能地照著拜佔庭式花樣在亞麻布上飛針走線，她信守拜佔庭理念，即人必須打扮，每時每刻都得打扮自己，華麗地打扮自己。她坐在那兒，倔強地堅持著自己手上的工作。這種堅持不是物質帶來的偶然結果，它代表著一種社會信仰。她相信跟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相比，一個想得到尊重的人舉止應當更加莊重高貴。她的背挺得筆直，她也絕不輕易展露笑顏。也因為如此，她並不覺得教堂儀式有任何的枯燥沉悶之處。參加教堂活動時，她可以坐上好久，安靜滿足地照看燭火，看著行動緩慢、表情莊重的神父，壯美莊嚴之情油然而生，並由此生出崇拜之心。她這樣做並不是在瞪大雙眼看西洋鏡，也不僅是為了打發時間。她的心中懷揣著熱情，就是這份熱情令當時來到這裡參與饑荒救援的救助人員震驚不已。這裡的饑荒總是在對基督徒的反抗的鎮壓之後接踵而至。一次又一次，土耳其人不停地對不喜歡的村莊殺燒搶掠，當地村民被勒令移居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村民們總是回答說那或許是最明智的抉擇，可他們不能拋棄自己的教會。這不關乎迷信。拜佔庭風格的分支已經在聖壇前通過了那個它的母體曾經通過的測試，它防止厄運演變為墮落。這位婦人的臉上沒有怨恨，只有尊貴，儘管還有些許對悲傷的感知，可她一心想著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高貴與崇拜。

此時，大主教站在教堂門口，他是一個高貴的人物，這並不僅僅因為他的法衣上金色絲線熠熠發光，法冠、牧杖和胸前的十字閃著寶石般的光芒。他的法衣糅合了古代賢哲的鬥篷、羅馬執政官的肩布以及拜佔庭皇帝的束腰外衣和長手套等特點，一針一線皆透露出其與生俱來的高貴尊嚴。大主教用他那渾厚圓潤的嗓音宣布基督已經升天，昏黃燭光映襯下的張張臉龐發出信仰的呼喊。隨後他開始祈禱，誦讀《福音書》上的一段我無法確定出自何處的文字，之後繼續發表講話，將塞爾維亞二十五年前把信仰基督教的馬其頓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來跟基督的復活相提並論。這實際是直截了當的南斯拉夫式傳道，這種方式大部分時候可以更容易地在政治舞台上得到實現。

我們的現代性大受震撼。這不是創新，而是對教會傳統的延續。“和人體一樣，政體也是由很多部分和其成員構成的，而最重要、最關鍵的部分是皇帝和牧首，”一位拜佔庭神學家如是寫道，“人的快樂平和取決於身心和諧，政治組織亦如此，皇帝與神職人員之間也需要達成完美的一致。”正因為隻作為一個宗教存在的東正教從不宣稱自己是哲學、道德和政治學的最終掌握者，它才不會像基督教在西方世界那樣引發此類難題。東正教曾經認為教會的主要職責是施展法術，通過儀式喚起人們最需要的精神體驗，他們現在依然秉持這種觀點。教會還有責任樹立行為道德的普世準則。如果世俗政權參加儀式並接受這個準則，那麽它就有權要求來自教權的支持，而教權也有權提供支持，除非它自身遭受侵犯無法給予援助。事實是，只要世俗政權不插手宗教事務，教會將從政治上支持世俗政權。這種態度必然為所有國家教會所接納，對教堂而言也沒有任何麻煩，因為它並不就世俗和神性話題提出最終主張。

東正教並非自願放棄該項主張。拜佔庭歷史上不間斷的麻煩迫使教會不得不宣布放棄。只有話題具有可預言性，最終主張的提出才有可能。歐洲現在的有序生活每次只能在一個有限的區域維持幾年時間，不過如果僅就這些混亂的同質性而言，整個西歐地區已經足夠有序，讓智者們能夠制定一些他們穩妥地宣稱為不朽的原則，因為它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為思維和行動提供了有效支持。東歐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東歐歷史上的動亂發生得很頻繁，影響巨大。拜佔庭帝國無法預見未來，帝國飽受著基督徒們殘忍無情的侵略，這些人本為解救位於耶路撒冷的基督陵墓而來，卻停下腳步掠奪君士坦丁堡，一嘗那更加直接的歡愉；拜佔庭帝國也清楚亞洲人必來入侵，它就像一位夢魘纏身之人求助無門。自此以後，帝國的才華從思辨轉向藝術，教會對教義只有保留之責而無須發展它。教會專注於彌撒帶來的榮耀，彌撒能用法術對抗那些已知和未知的惡靈。為此，它招致了各方批評，被認為是一個迷信的奧秘，內容過時且缺乏生命力。但是，它確實很好地緩解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基於以上歷史緣由，沒有一位信徒因為大主教的布道實際上是一段支持政府的演講而感到震驚。而因為巴爾乾嚴禁宗教與反戰思潮之間的任何形式的糾纏，我也確信沒人會因為大主教年輕時曾在非正規兵團服役而大驚失色。這支非正規兵團於大戰前在馬其頓境內對土耳其人開展遊擊戰，軍中有著各色人等。一部分人紀律嚴明、驍勇善戰、奉行禁欲修行之道，這些人大都出身良好，來自未被佔領的斯拉夫國家，他們不斷騷擾土耳其軍隊，尤其是那些被派去懲罰基督教村莊的軍隊，他們還設立非官方法庭挽救土耳其佔領區業已崩潰的法律體系。一部分人是樂於屠殺土耳其人的極端分子，他們甚至更樂於參與針對可疑叛徒的大清洗運動。另有一些人是粗野的民族主義者，對他們而言行動正是精神生活的一種自然表現方式。還有些人屬於流氓無賴之輩，他們入伍就是為了殺人越貨。各色人物的立場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使得西方研習歷史的人很難對近東政治形成清晰的概念。對目睹一隊武裝士兵迫近自己村莊的馬其頓農夫而言，這種理解也很難，相當難。

位於北馬其頓的聖克萊蒙特教堂。

事實上，大主教屬於讓人敬重計程車兵之列。即使他擇友不當，那位農婦也不會憂慮不安，她還是會小心護著燭火，感激涕零地望著他。他是一個很棒的魔法師。他知道如何穿衣、如何說話、如何致禮，讓她體會到愛一個完美無缺的男人的美好。他是一個魔法師，而讓她更為驚訝的是，他不是自己的敵人。她的族人在過去的兩百年裡一直急迫地需要從特工密探那裡找到這種能帶給他們慰藉的獨特魔法，那些特工密探們一方面提供魔法，另一方面卻不時地策劃著要消滅他們。教會在18世紀時落入法納爾人手中，他們是在君士坦丁堡安家立業的富裕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狼狽為奸；當他們的穆斯林主人鼓動他們攻擊斯拉夫人時，他們沒有哪怕一點點的不愉快，儘管他們還保留著基督教的信仰。他們力促蘇丹同意讓已是囊中物的君士坦丁堡教會管轄巴爾乾地區的所有教會。他們對所有宗教儀式徵收重稅，甚至在為逝者祈禱時也不忘榨乾農民身上的最後幾便士，就這樣，教會淪為被精心設計來剝削斯拉夫人的財政機構。他們不僅掠奪信眾們的物質財富，還努力剝奪他們最為珍視的無形財產—他們的民族身份。有一部分虔誠的斯拉夫人仍然選擇當牧師。但如果這部分人不能背叛自己的種族血統，忘記自己是塞爾維亞人或者保加利亞人的話，他們就只能成為希臘神職人員的仆役，要是忤逆了主人，就會在舉行聖禮前被帶到本族信眾面前當眾抽打以示懲戒。除了那些已經受到限制的南部小省區，這些希臘人還在當地發起針對塞爾維亞語和保加利亞語的抵製運動，旨在強化希臘語在馬其頓全境的使用。

時間來到19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察覺到來自希臘人的巨大威脅，有一些希臘人已經在希臘王國實現了獨立，而在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中爆發的騷亂每隔十年就會加劇。蘇丹想出一個延續土耳其殘酷統治的新辦法，即分而治之，並於1870年任命一位保加利亞總主教負責管理保加利亞和馬其頓境內所有的教堂。“總主教”這個詞就是對拜佔庭傳統的一種奇怪延續。它最早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用來稱呼總督的，比如拉文納總督就是代表拜佔庭在意大利行使權力的官員。可這個詞也反映出飽受土耳其摧殘的拜佔庭傳統的墮落退化：教會神職很難用現代名稱來定義，而且在不同的年代，這些名稱確實有著不同的含義。在這種情況下，它被解釋為被指派到該省區履行政治使命的總主教，可這位總主教又無法獲得明確的支持以確保自己能夠打敗對手、完成任務。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就好比英國政府向澳大利亞派駐一名大主教開展宗教事務，同時強迫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放棄民族身份，成為英格蘭的子民，與此同時又不采取任何行動防止現有蘇格蘭和愛爾蘭宗教力量及政治組織的反抗。蘇丹並沒有召回在馬其頓的希臘神職人員，後者為了保留權力進行了激烈反抗。而看到掌管教會的保加利亞人比起希臘人也好不了多少，塞爾維亞人自然也武力相向。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以超過五十萬人的和平與溫和生活為代價保存了帝國，避免了希臘、塞爾維亞以及保加利亞聯合的危機。

殘酷的宗教衝突及殺戮一直持續到巴爾乾戰爭結束。坐在窗台上的那位女士不算年輕，她肯定記得斯科普裡南部某馬其頓教區裡的希臘大主教，他對斯拉夫人的憎恨確實隻停留在精神層面，因為他很難從他們的肉體傷害中獲得滿足。有一次，他指揮一幫刺客去殺害一位藏在某處養傷的保加利亞領袖。他們成功得手。他們切下那人的頭顱將它帶回大主教宮作為證明，大主教收下人頭並付給他們一筆豐厚的酬金。那顆人頭面目可怖，下顎被子彈擊碎。即便如此，這位大主教還是給人頭拍照，把照片放大並懸掛在信徒接見室的牆上，這樣一來，信徒們或許都能得到點兒教訓。許多敏感高雅的女人，比如坐在窗台上的這位，只能從這位與本族為敵的暴徒口中聽到基督升天的宣告。這位畢業於西方某大學的大主教極富個人魅力。一想到這種令人討厭的不一致性預示著這個複雜的世界無法做到始終如一，並常常讓人不快，我的手就禁不住顫抖起來，燭光搖曳。

大主教還在講話，空氣開始變得灼熱，熱氣繚繞中彌散著蜂蜜的香氣，因為律法規定教堂使用的所有蠟燭必須以蜂蠟製成。之前的關於火災的擔憂又開始困擾著我，對恐怖歷史的陣陣反感以及對重蹈覆轍的憂心忡忡也隨之而來。火苗迅速蔓延，燃燒物無力招架，唯有燃燒，化為灰燼。人類喜歡折磨自己的同胞，他們屈從於自己的不當欲望，放任悲劇持續好幾百年，眼睜睜地看著人們痛苦掙扎乃至消亡。即使人生之快樂自我展現為宇宙中起決定作用的特有品質，也沒有任何真正的效果。儘管空氣中彌漫著蜂蜜的味道，但我快被熱死了。月光下，噴泉旁，玫瑰綻放，夜鶯歌唱，一切無形的、無比美好的事物都將歸於塵土，直到又一次創世紀的到來方得解放，重見天日。我讓自己最充分地感受著這樣的恐懼，又感到這種做法有點奢侈，因為我面對著這位馬其頓婦女，而在我所遇見過的人當中，她能在恐懼這件事情上給出最多的證明。她的敘述中沒有過分樂觀的東西。人們可以大喊說開往布萊頓的列車將於11點15分從6號月台駛出，卻只能低聲地談論敏感新聞，因為不論以藝術還是經驗的形式，要在認知的邊緣獲取真知都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她並沒有公開宣稱人必得救贖，她就是簡簡單單地認為比起她所知的其他年份的復活節，今年的復活節在結束時不會有更多的死亡，僅此而已。她的身體飽經摧殘，卻仍在那粗糙而高雅的衣著之下透出一種驕傲的氣質，它顯示出，死亡可能會持續五百年時間，但那些死去的事物卻又是不死的。

[英] 麗貝卡·韋斯特 著

向洪全，夏娟，陳丹傑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069-9

三輝圖書天貓店已上架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乾，在 20 世紀40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本書觀照了自14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乾歷史。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麽？為什麽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乾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乾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乾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乾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