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求穩定，他們選擇離開互聯網大廠，到國企工作。曾經在大廠，人人都有花名，或者英文名。可能跟一個同事共事了很久，都不太記得他的真名叫什麽。但在國企，他們變成了X工、X經理。
撰文丨劉美粒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另一種生活
在國企上班後，韋力發現自己的生活被分成界限分明的兩半。
他從未設想過有一種程序員的工作會是這樣的——每天只需要工作七個半小時，用一整年的時間慢慢推進一個項目。“早上八點半到公司開始上班，下午五點就下班了。”生活突然多出來一整個晚上，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韋力不太像我們印象中的那種“格子衫”程序員，他看起來頭髮濃密，身著寬鬆的白T恤和千鳥格紋闊腿褲，再配上一頂小氈帽，更像是一個展覽館裡的藝術青年。來到現在這家國企部門以前，他在一家互聯網大廠做到了高級程序員的位置，然後突然決定停下來。他辭掉工作，開啟了一小段不需要被代碼捆綁的人生：自駕川藏線318公路，一路從成都開到拉薩，去稻城亞丁看牛奶海和五色海，還偷偷嘗了一小口牛奶海的水。趁著有大塊的空閑時間，他還做了“蓄謀已久”的近視恢復手術。然後，他才決定開始找新的工作。
還是面試的時候，他就發現，這份工作似乎不太一樣了。以前，韋力面試互聯網大廠，面試官會問得很深、很細，考察你的技術程度如何、項目做的怎麽樣。現在，面試新部門時，除了技術以外，韋力更多被問到的是家庭、性格和綜合能力等，像是那種：如果有五杯水卻來了六個領導，你該怎麽辦？“以前的面試，面到技術總監就可以了，這邊需要一直到公司的最高層管理，甚至到董事級別才可以通過。”
另外一些讓韋力感到不同的時刻是，在大廠，人人都有花名，或者英文名。可能跟一個同事共事了很久，都不太記得他的真名叫什麽。個體的身份好像在這裡隱形了。你是誰並不重要，人們縮小成一個個看不見的原子，按照既定的SOP做事，共同維護這個龐大系統的運轉。但在國企，同事們都叫他韋工、韋經理。
“說實話，國企的技術底子其實挺爛的，但你可以很好的去複用互聯網的那套模式。”韋力把在互聯網工作的技術和思維用到新的工作中，設計方案、搭建框架、研發架構。在大廠積累的經驗讓他如魚得水，他感覺自己不再是一顆只會敲代碼的螺絲釘。這讓他覺得自己被看見、被重視，有一種久違的“人情味”。
除了技術員的身份，韋力還要身兼項目經理、產品，甚至採購。雖然要操心的事情多了，但他感覺這是一件好事，自己的軟實力提升了。“以前的程序員工作太單一了，年紀大了危機感就會很明顯。”
他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自己組內的同事們，可能80%都是互聯網來的，“還有一些是外企來的。”
韋力曾在三個排得上名次的一線互聯網大廠工作過，薪水呈穩定上漲趨勢。公司的名稱響亮，辦公大樓頂部的logo醒目，站在高處，甚至可以俯瞰整個城市。那是互聯網的黃金年代。但是變化發生在最近幾年。互聯網行業開始逐漸收縮，很少再聽說有哪些創業公司憑空出現，半路夭折的項目也數不勝數。那些站在頭部的公司也不得不“降本提效”，這被寫入HR們的OKR中。具體到每一個員工身上，感受更加明顯。福利減少、內卷加重、裁員失業。每一項，對於打工人來說都是不穩定的因素。
對一個程序員來說，一種曾經可以借鑒的上升路徑——在幾家互聯網大廠之間來回橫跳，這樣你的工資至少每次可以上漲百分之三十左右。如果你足夠優秀，用不了幾年就能年薪百萬。但就在跳槽了兩三次以後，韋力決定踩踩刹車，停下來。這一次，工資不再成為韋力選擇崗位的第一要素，他放棄了一個年薪總包80萬的offer，選擇了薪資和之前差不多的國企。
這幾年，韋力逐漸感受到互聯網行業正變得不景氣，不論是找工作還是投資，他更偏向於保守一些、風險更小的選擇。“我既然做出了現在這個選擇，就不去考慮漲薪和晉升之類的問題了。”穩妥，變成了第一參考要素。
他將這份工作形容為自己生活的“兜底”，畢竟比起從前在互聯網，那種動不動就裁員的卷在風浪裡的生活，現在簡直要好太多了。“我的抗風險能力更高了。”他甚至有時間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希望能夠給別人提供一些幫助和借鑒，同時給自己一些成就感。
卷在一個不確定的夢中
種種跡象表明，互聯網大廠或許已經不再是年輕人找工作的第一順位。國企正變得更有吸引力。
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拿到互聯網大廠的offer，都是求職者們互相追逐的目標。高薪、創造力、改變世界，所有這些形容詞，構成了幾年前人們對互聯網行業的想象圖景。那時候，新的機會無孔不入，在中關村的咖啡廳裡，隨便就能看到神采奕奕的創業者，興奮地討論著一個新項目。事情的確如此發展，代碼編織成一雙大手，不斷推著時代向前發展。我們的生活被重塑成新的模樣，層出不窮的勵志創業故事也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想象空間。
身處高速增長期的大廠打工人，曾經都感受過這樣的照拂。充滿科技感的辦公環境，五花八門的福利，比商場還要豐盛的免費食堂，像大學社團一樣豐富的活動，年輕和活力的氣息充斥在身邊。每半年一次的晉升窗口，超過20%的薪資漲幅，動輒數月的年終獎，還有那些靠股票和期權就實現了財富自由的故事。
不管怎麽說，這些看起來似乎的確是比傳聞中的國企“喝茶、看報、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有趣得多。但如今，事情已經發生了改變，穩定代替了冒險，成為這兩年年輕人們熱衷討論的詞語。人們開始想要在生活中抓住一點確定性。
從大廠畢業，到國企工作的張梵，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內卷，而不是單純的工作努力”。她在大廠的工作是數據分析。那段時間，因為業務線不斷調整和優化，身邊的同事們人心惶惶，爭相做一些形式主義的工作，以此來表演一種努力。
換了新的部門領導之後，每次到了大事業部開會，要向上匯報的時候，她們整個部門就會被拉到一間會議室，從早上寫到晚上十點，一起幫領導寫一份匯報材料。“結果匯報那天，我們被人家有真正工作內容的部門直接碾壓，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好笑。”
張梵說，新的領導很會PUA，她剛轉到新的部門，還未來得及適應工作，於是向領導請教經驗，但得到了這樣的回復，“一般這個行業，大學學的是廣告學、行銷學，星座是火象星座的人才更容易成功，而你兩者都不屬於。”
她愣住了，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麽。她想說，自己是典型的火象星座獅子座，張了張嘴還是咽下去了。張梵有點難過，自己在大廠工作幾年，不敢說拔尖，但績效考核還可以，調過職級、加過薪資，結果被一個認識不到一個月的人全部否定了。
後來的一段時間裡，張梵天天想喝酒。她並不是因為工作業績壓力大，而是要說服自己，去做無數沒有意義的項目。再後來，公司業務線又面臨調整，張梵只有調崗去外地，或是領賠償金走人，她選擇了後者。做了很久的思想鬥爭後，張梵接下了一份新offer，轉身進入一家國企。
對於韋力來說，那些“無意義的卷”也是無法忍受的。
韋力形容自己是一個“自驅力”很強的人，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账戶名稱叫做“韋力無敵”。對他來說，除了薪資以外，工作帶來的價值感是更重要的。在韋力以前工作的公司，產品線內部有一種“賽跑”機制。“一旦產品沒有做出來，整個團隊的成就感就減淡了。”
大廠裡面的業務繁多，分工精細，每一個產品的每一個按鈕可能都要由幾個人共同負責，韋力覺得自己像是一艘巨船上齒輪組中的一環，用來保證巨船的正常航行，而這些齒輪可以隨時被更換掉。
“因為時效性的關係，之前在大廠的一個項目或需求，一個月，最多兩個月就要迭代上線，在池子裡與其他產品競爭。”有的互聯網公司研發一個新的產品功能或趕項目時，業務組會經歷一場“封閉式開發”——把研發團隊集中在一個物理空間內，會議室、酒店、度假屋等都可以成為工作場所，“就是把一群程序員關起來寫代碼。”誇張一點的，整個團隊的吃飯、住宿和工作都在一起，避免把時間浪費在通勤、預定會議室等雜事上，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更快的交付項目。
以前，節假日是韋力最忙的時候。往年的春節，他基本上要加班到凌晨一點才能下班，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春節是用戶休息娛樂的時間，但我們不行，我們要時刻保證系統的正常運轉。”
當時的他義無反顧，“公司付給你工資了，這麽重要的日子，你難道不為它一起做貢獻嗎？”
但韋力清晰地感覺到，在互聯網行業，35歲危機就明晃晃地掛在眼前。“其實寫代碼這個東西壁壘並不是特別高，而且現在年輕人會的東西也越來越多。如果你到三十多歲還沒有上升到領導層的話，很容易被比下去。”
在互聯網大廠，裁員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整個業務組被“優化”，也是常有的事情。韋力能夠理解這種現象，“公司需要保證自己的利益，肯定會挑性價比更高的人來做事。”換句話來說，互聯網的生命力，是需要不斷更迭的新鮮的身體和頭腦來維持的。
後來，他發現自己好像總是在不停地內耗，生活停滯不前，下班後只想躺在沙發上放空，像一條被風乾的魚。曾經，他也想要在互聯網行業大乾一場，賺更多的錢，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但這兩年，他的想法改變了。加班、內耗、不確定性，讓韋力開始反思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
穩定的代價
不夠靈活、崗位固定，這些曾經被認為是國企工作的劣勢，在現在的就業環境中，統統轉化為一個重要的優勢——穩定，而這個因素，甚至大過了之前所說的一切。多份招聘網站發布的就業報告都顯示，2022屆畢業生最想去的公司排名最靠前的就是國企。國企背靠國家，這意味著抗風險能力更高，更適合成為一個穩固的避風港。於是，就像是一隻寄居蟹，當原本的殼無法抵禦隨時可能降臨的風暴時，一些大廠人開始出走，尋找新的殼。
但穩定也不是沒有代價。讓張梵最難以忍受的一點是，國企低薪帶來的經濟壓力讓她“消費降級非常厲害。”在此之前，她在互聯網大廠工作，薪資是現在的兩倍。張梵做了很久的思想鬥爭，“接下新offer的前一天，我嚎啕大哭，從彩色的世界到了一個黑白的世界。”她害怕這一次選擇失誤。
還沒有找到這份工作之前，張梵的購物車裡加了好幾件衣服，“我向衣服們承諾，一找到工作馬上拿下她們，結果我負了她們。”
她喜歡玩遊戲，在以前，買一個switch的卡帶，自己隨隨便便就下手了。“完全OK，小錢而已。”但現在，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了。
張梵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在新買的房子裡打造一間小小的電競房。在設計師給的裝修效果圖紙上，房間壁紙是灰色，兩台外星人電腦和電競椅擺在正中間，右手邊是兩排帶有格子的儲物櫃，藍色的氣氛燈圍繞在桌子周圍。
但事實是，配置好兩台電腦後，電競房所有的軟裝都停滯了，最需要的氣氛奇光板也沒能下手，看起來有些冷清。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有人評論“看起來像個黑網咖。”
後來每次進房間，張梵都帶著一點惋惜。她決定一點點填滿這個能給自己帶來快樂的小空間：掛上一些有設計感的裝飾畫，擋住空調口，自製了一個用六神花露水做的香薰，“防蚊又好聞”，還放上了一個小推車充當移動桌子。對待薪資也是一樣，她不再感到焦慮，雖然不能恢復到之前的薪資水準，但是至少“穩定”這一點好處是跑不掉了，她不會再有隨時被“優化”的危險。
和張梵一樣，新入職一家國企，魏琪琪到手的工資比之前少了近一半。但她已經覺得不錯。她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互聯網大廠的行政人員，崗位是外包，在她所生活的城市，算是中等收入水準。起初，拿到實習offer的時候，她感到不可思議，“感覺就像是一個餡餅砸到我頭上了。”但最終還是離開了，她不喜歡那種競爭的氛圍。領導脾氣火爆，她無法忍受。
至於這份國企的新工作，公司早上八點鍾上班，她7點45分到，是全辦公室來的最早的。“同事們都是掐點才到，來的一個比一個晚。”即使如此，領導也不會說什麽，因為“領導比我們來的都晚。”
魏琪琪說，這就是她曾經想象的國企生活，朝九晚五，喝茶、泡水、午休。不會有人催著她乾活，手機不用24小時保持開機，隨時待命，領導半夜也不會給她發微信。下班後同事們誰也不聯繫誰，更不會彼此打擾。更重要的是，新的領導會跟她說“謝謝，辛苦了”。即使是客套話，也是以前在大廠的領導從來沒有跟她說過的。
端午節的時候，她收到了公司發的大豆油、雞蛋，每個季節還有毛巾。工會經常舉辦一些小活動，比如前段時間的趣味運動會，獎品有早餐機、體溫槍、運動手環等等實用性很強的東西。以前，她領工作和生活用品會限量，比如紙巾，每周領取一次，每次領取一包，瓶裝水只能給外來人員準備，內部員工不可以喝。來到新公司後，她覺得以前的公司“太摳了”。魏琪琪來行政處領中性筆，“我說要兩三支，人家直接給了我一盒。”
現在，她每天五點鍾按時下班，運氣好的話，可以看到橘色的晚霞，然後選擇和男朋友去吃一家燒烤店，或是和父母去樓下的市場買水果，要麽回家拚一會兒樂高。日子從這些瑣碎的瞬間溜走，魏琪琪感覺到幸福。
魏琪琪講話的時候總是帶笑，性格溫溫柔柔。後來的領導提到當時她面試成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她的性格比較好。另外一點不同之處是，她身邊的同事突然從同齡人變成了“xx姐”“xx哥”（偶爾她忍不住很想叫叔叔）
“兜底方案”
國企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項目沒做好，團隊也不會解散。韋力發現，自己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做一個項目，“你可以先慢慢立項，再慢慢開啟動會，之後招外包進來幫你乾活，你自己甚至都不用去寫基礎的代碼。”他成為了“傳說中的甲方”。“你只需要social一下，挑選供應商、維護系統、一起做開發管控一下質量就可以了。”
“在以前，公司更看重你當下能夠帶來什麽價值和產出。”也許是擔心太過安逸的環境不利於發展，韋力說，他所在的國企會主動組織培訓，鼓勵考證，讓員工去學習和“進步”。韋力感到自己被當成一個“自己人”來對待。
不同於在互聯網經常出現的薪資倒掛現象。在國企，員工的年資和薪資成正比。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這裡工作，要想達到曾經在互聯網大廠那樣的工資漲幅，幾乎是一種天方夜譚了。
“國企的穩定性和平均主義，對於不是特別優秀的人來說，有一個非常好的兜底作用；但是如果對於那些出類拔萃的優秀的人來說，又有一種很大的限制作用。”在新的公司裡，很少會有績效差一檔，工資就差出十萬八千里的現象發生。“其實你乾得再好，一年算下來工資頂多比別人多百分之十。”
但在互聯網，員工的工資獎金與績效強綁定，“績效差一個等級，年底可能就差出幾個月的工資和獎金來了。”國企的工資等級除了與職位直接相關外，還關乎學歷、證書、年資等諸多因素。“大家的收入其實都差不多，你卷不卷對別人也沒有什麽影響。所以大家就都不卷了。”
也不是沒有煩惱。國企的技術底層邏輯不如以前在大廠時完善，老舊的系統和滿是BUG的代碼讓他略有不習慣，頻繁的會議和繁瑣的流程不是什麽新鮮事，與同事共事和溝通也一度成為了一個難題。
以前在大廠，遇到項目卡點難以推進的時候，他可以不斷push對方，甚至向上反饋，“你直接去就事論事，把事情解決掉就可以了。”因為在這裡，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績效驅動來完成的。
當績效不再是第一影響要素，之前韋力適應的那套邏輯就隨之失效了。
剛入職的時候，韋力發現很多同事已經五十多歲，馬上就要退休了。韋力感到詫異，他們竟然還在一線基礎崗位上工作。“除了寫代碼的工程師，那些給你入職辦公卡的行政人員，或者是一個食堂的管理員，或者是一個運維人員，他們的年齡都可以很大，完全不受年紀的影響。”那種“職業危機感”消失了。要知道，在互聯網大廠，門口的保安都會有年齡、身高和體格的要求。
韋力的工作遇到一些流程上的卡點，有的老員工比較固執和古板，審批很慢，他也只能等著。“我也找不到什麽理由去催他，因為這明顯就跟他的績效沒有關係。”韋力試著抱著這樣的心態去想，也不會再苛責對方了。他同樣選擇等待，反正推不動，也不會有什麽懲罰。
後來，韋力成長得更加“圓滑”一些了。在這裡，處理好人際關係變得無比重要，“社恐”是不行的。“更考驗的是你的人格魅力，逢年過節你要跟同事打招呼，請他們喝下午茶。能夠把關係帶熟了的話，平時做事情就會順很多。”
韋力原本以為，來到國企，就像進入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江湖。“我之前以為國企可能有很多明爭暗鬥的東西，但其實好像沒有。”工作幾年來，他早已習慣了身邊的同事來來往往，每年的流動量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但來到這裡，韋力發現，“可能一年人員流動的量級也不到百分之十。”在這裡，同事之間大概率會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年紀，大家都很熟絡，“畢竟一輩子長期相處，低頭不見抬頭見，也不會去得罪什麽人。”
“但在互聯網大廠就不會，你可能跟隔壁組的同事還沒怎麽打過招呼，一轉眼他就不在了。”韋力反而覺得，在國企更有人情味，“私企比較簡單，但是很功利。”他聽領導說，“在我們這裡，只有員工開除公司，沒有公司開除員工的情況發生。”
韋力發現，現在部門的福利甚至比在大廠還要細致——公司有食堂，一日三餐不收費。購物卡、水果、奶茶卡、電影卡、高溫補貼、理發費、書報費…… 他把這些交給了父母，“他們很開心，也感覺很有面子，雖然也不值幾個錢。”
唯一讓他覺得發愁的事情是，現在有了時間自由，卻沒了身體自由。他熱愛旅遊，因為疫情離開工作地比較麻煩，需要層層報備和審批，且“出現什麽問題，後果自負”。
剛畢業的時候，進大廠、拿高薪，是韋力的目標，他期待自己能夠快速提升自己的技術，汲取行業裡的養分。到後來，他所在意的東西好像變了。路邊的一叢小花，下班的一片夕陽，走很遠的路去喝一杯咖啡，這些與“提升自己”無關的事，好像更值得讓人珍惜。
這就是他想要的WLB（work- life balance）的人生，韋力說。
運營 | 劉希晰 阮欣雨 譚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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