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府行政以錢糧、刑名兩項為基礎。刑名一詞在清代的語境中主要代指與讞（yàn，審判定罪）獄相關的政務。在地方，刑名事務有內地直省與邊疆地區兩種管理體制，其中直省由州縣、府（道）、按察司、督撫組成；邊疆地區則根據各自情況由理刑章京、駐防將軍等組成。二者都以“同級集權、縱向監督”為基本運作特點，每一級的權責高度統一。相比之下，中央刑名體制的安排要複雜一些，有資格參與刑名事務的衙門和官員很多，其中刑部之權獨重，具有“天下刑名之總匯”的地位。
康熙年間的刑部尚書徐乾學將當時刑部的職權歸納為：“其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城禦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決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頒下而已。”（《刑部題名碑記》）按照他的說法，此時刑部的主要職權包括：第一，對外核定各按察司“三流（指流刑）以上罪”。第二，對內審理八旗和京師五城案件。第三，歲定秋審實緩。第四，主持刑名大政特別是律例的修訂頒布。
其中第二點，在當時被稱為“刑部現審”，即由刑部官員親自問訊的案件。刑部現審主要包括兩大類，第一是京師地區旗、民的徒、流以上案件；第二是皇帝親自指定由刑部審理的案件，如涉及高官的政治類案件，因為地方官審理無果而需要刑部親審的重大、疑難刑案等等。
一、移送與派審
刑部現審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是京師地區的移送案件。京師地區包括北京內城、南城，以及五城巡城禦史所領屬的順天府部分轄區。清代的京師旗、民雜居，刑名案件采取地域與身份雙重管理的辦法。相對而言，在清前期，由於旗、民分居程度較高，管理更側重於身份；步軍衙門側重旗人，都察院五城側重民人。中期以後旗、民相對混居，管理也更側重於地域。步軍衙門側重內城及城門周邊區域，都察院五城側重南城和城外領屬的順天府部分地區。
大致到乾隆中期，除內務府偶有處理所管上三旗包衣及內廷太監徒罪案件的紀錄外，京師地區的旗人、民人，及旗民交訟的徒罪以上案件，不論最初受理的衙門是步軍統領衙門、都察院五城司坊、還是八旗各佐領、各部院、內務府，都要移送刑部審理。宗人府受理的皇室成員徒刑以上案件，則要與刑部會審。
刑部辦理現審案件的部門和人員，清代中前期有多次變化。康熙以前沿襲明朝制度，直隸和京師地區的案件由十四司（中樞六部均分司辦事，刑部下轄14個清吏司，後改為17個）分別管理，京師案件送部後分司審理。不過，十四司工作繁簡不一，繁雜之司如山東司、湖廣司等，所管省份的谘奏案件已經應接不暇，一旦遇到現審繁難大案特別是欽派案件，往往難以兼顧。雍正年間，刑部奉旨添設左、右二現審司，配置相應員額的司官，左司專辦欽交案件，右司專辦直隸案件。
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轉，刑部發現，這樣的安排也有兩個問題。第一，現審司定員之後，官員的升補與其他各司相同，司官的辦事經驗、法律素養與各司水準相當，但現審司，特別是左司的工作壓力明顯大於一般的司。因此，即便在雍正朝設立現審司以後，考慮到司官的辦案能力問題，遇到重大欽案，堂官仍會挑選各司精乾司官審理，全失設立現審左右二司之初意。第二，京師官民消息靈通，長期固定現審司官員，易開交結串通之弊。因此，到乾隆六年（1741），刑部奏準將左、右二現審司分別改為奉天、直隸二司，專核奉天、直隸兩地案件，而將京師現審案件改由十七司輪流掣簽派審。
步軍衙門、都察院五城等在對所管地區的刑案犯證進行初步審訊後，先對照律例對該案犯的罪行進行大致判斷。如果是笞、杖輕罪，步軍衙門、五城可以自行完結。如果涉及徒刑、流刑以上罪名，則要馬上移送刑部。案犯移送到部後，由本日值班的司官即“當月司官”負責登記，查對步軍衙門等處來文，將人犯收禁，證人等取保。隨後當月司官將人犯送到提牢廳，由提牢主事掣簽，將犯人收入南、北兩監中人數較少的監房。其中同案犯要隔別監禁，以防串供。女犯會被單獨安置在女監。宗室人犯不必押送刑部監獄，而是關在宗人府空房中待審。收禁次日，收禁犯人的當月司官將該案文卷呈堂，由堂官掣簽，分配給十七清吏司中的一個審理。
不過，這一處理方式又重現了康熙年間的問題。如果案件重大，碰到本司事務繁冗或缺少幹練官員，案件就非常難辦。面對這一問題，乾隆中期體制已近完備，秋審處給出了解決方案。這一時期，刑部律例最熟，能力最強的司員都聚集在秋審處，碰到現審的煩難案件，刑部將掣簽與派審結合，除接案時仍將案件掣交某司審理外，由“當家堂官”指派秋審處幹練司官若乾名與之會審。在這種情況下，派審司員自然而然成為真正的主審官，本司人員不過“拱手陪坐”而已。總的來說，乾嘉年間派審的情況尚少，道光以後則逐漸形成現審大案無不派秋審處司官的局面。到同光年間，現審大案則全由派審司官處理，本司官員似全然不必參與。如光緒九年（1883）沈家本擔任奉天司主稿，九月三十日記本司掣得現審案一件，“堂派徐兆豐來司辦現審，李念茲幫辦現審”。十月初四日記：“徐、李二君到司，現審有徐君辦理，可以弛肩矣。”可知此時各司掣簽現審不過名義而已，本司司官對案件已無過問之權責。
二、審訊與用刑
現審案件分配到司後，就進入了審理程式。乾隆以前，刑部現審有所謂漢人不問滿事的傾向，這是延續了清廷在關外的習慣。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審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滿文錄供，漢官雖然也可以參與審案，但看不懂供詞，只能審閱經筆帖式翻譯後的招冊。另外許多案件涉及到旗人內部的習慣、利益，漢官也不願過多參與。因此，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後，雖然旗人案件招供改為兼錄滿、漢雙語，但漢官不問滿案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過，清初滿官的文化水準較低，對律例的理解更是遠不能與漢官相比，滿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會就律例的適用問題向漢官請教。康熙年間的律學家王明德在《讀律佩觽（xī）》中記載，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職時，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全司的滿漢官員都找不到對應的律條處理。河南司的掌印滿司官名叫庫而康，平時學習漢文很是用功，他認為應該適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條注釋中“期親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王明德解釋說，《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屬不同的條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適用。幾番辯論後，庫而康對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滿漢官員也都很認可。不過，該案最終並沒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見斷擬，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見，此時的滿官雖然努力學習漢文與律例，但在熟練程度上還存在很大問題，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與漢官討論相應的法律適用問題。當然，最終的決策仍要由滿官做出，漢官即便稍有異議，也不會越俎代皰。
乾、嘉以後，所謂漢官不問滿事的慣例被逐漸打破，移送或是欽交的現審案件不分旗漢，普通案件由各司統籌分派官員審理，大案則由堂派的秋審處司官會審。與清代其他行政事務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審一般都采取滿漢兼用的做法，如一滿一漢、兩滿兩漢之類。
如果是本司審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選派一滿一漢兩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寫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監，交司獄官提取人犯，由幫班禁卒押帶至司堂聽審。審訊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複雜、限期緊迫，也會在夜間熬審。至於堂派秋審處司官到司會審的案件，審訊安排須以秋審處司官為準。秋審處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審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時間往往更長。至於欽命刑部與其他衙門會審的案件，雖然諭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會審，但真正到堂參與審訊的多是該大臣所在衙門的司官。當然，如果是極其重大的欽案，特別是針對高級官員的政治類案件，也有欽派親王大臣與刑部堂官（即尚書、侍郎）同堂會審的情況。如雍正朝審理有關年羹堯的一系列案件時，就多以親王、重臣會同刑部審理。《文獻叢編》中收錄有《戴鐸口供》一份。戴鐸系雍正帝潛邸親信，因為與年羹堯關係匪淺，此時亦被牽連在內，押赴京師受審。對於這樣的人物，如果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輕視。因此雍正帝命他最信任的弟弟怡親王允祥與刑部會審。戴鐸口供開頭寫“十三王爺同大人問”，即指怡親王與刑部堂官當堂所問。
在問訊過程中，理想的方式是運用“聽辨五辭”，即運用《尚書·呂刑》中提出的辭、色、氣、耳、目五種方式理刑獄、求民情，要以誠待之，以理鞫之，則“未有不得其實者”。那些洞悉人情的“名吏”在傳記中也往往被賦予這樣的形象。如孫家鼐記載晚清法律大家薛允升審案經常審到半夜，一盞孤燈照在屋內，吏役都已經睡去，只有薛允升一個人平心靜氣，毫無疾言厲色地與囚犯絮絮對語。囚犯忘記了他是官員，他也似乎忘記了囚犯是犯人。所以凡是他審理的案件，沒有不情罪相當的，囚犯即便最後被判處死刑，仍然感念他的恩德。但是，受刑偵技術局限，清代刑官問案，還是以口供為重，是以刑訊一事，在審訊中幾乎不能避免。精乾高明如沈家本，也曾對犯人“分班拷訊”，且並不諱言。
刑部官員刑訊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為主，對拒不招認的重犯則用夾棍、拶（zǎn）指。審訊三品以上大員，如需動刑，則要事先請旨。刑部的刑具由四川司掌管，按例設有“夾棍十副、桚指十副、枷一百四十具、板二十副、鐐鎖各八百件，又扛子二十根”，各依典章製造。但事實上，刑具的規格也並非那樣統一，衙役借此上下其手，收受賄賂。這樣的情況在清初比較常見，連康熙帝也有耳聞，並曾親自告誡刑部堂官：“犯人各有應得之罪，今聞爾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賄囑者板薄而孔大，否則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爾等宜親行嚴察禁止。”（《清聖祖實錄》）
刑部官員雖然以慎刑自勉，但常年從事審訊工作，對刑訊的危害也難免冷漠麻木。越是遇到疑難大案，特別是限期迫近，經過皇帝親自督促的案件時，刑部官員用刑的力度就越大。如嘉慶九年（1804）二月，刑部部內的贓罰庫被盜，涉及看庫吏役、兵丁二十餘人，屢供屢翻，審訊數月，毫無結果。嘉慶帝大為震怒，痛斥：刑部是天下刑名總匯，自己衙門被盜了都這麽久破不了案，其他棘手大案，還能指望你們迅速審理清楚嗎？此後，皇帝又多次就此事對刑部提出批評，使刑部堂司倍感壓力。為了早日審結此案，刑部將疑犯反覆刑求，二十餘人“備受各刑，體無完膚”。與之類似的是道光二年（1822）刑部承審的禦史常賡濫責釀命一案，刑部在審訊中直接將本案要證唐七刑訊斃命。不過，刑部地處京師，上有皇帝，旁有科道言官，與地方官署一手遮天的情形還是有所不同。刑部如果出現刑訊過度的情況，會被言官揭發彈劾，引來皇帝的乾預。前舉嘉、道時期兩案，都是如此。
三、定稿與上奏
刑部官員在問訊犯人時由書吏為犯人錄供，如系徒、流輕罪，司官即可就供擬出判語，呈堂發落。一件案子通常由滿漢兩名司官審理，二人需商酌辦理，如果出現抵牾，難免要有一番爭論。乾隆年間的刑部司官王友亮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他說：乾隆五十年我接到某甲偷砍了自己家祖墳上兩棵樹賣了的案子。我們司的書吏說應該刺字，我表示律例上沒有這種規定。書吏說雖然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前不久浙江司剛接到了類似的案子，他們將案犯某乙比照竊盜之例刺了字。和我一起辦案的滿洲主事五泰很困惑，我說：不應該這樣判，子孫盜竊父祖的財產，父祖會對他施以家法但不會將事情公諸於街市，是不忍心子孫留下盜賊的名聲。那麽盜祖墳上的樹木和盜父祖的財產有什麽區別呢？將他施以杖刑就可以了，如果刺字，就是將他的偷盜行為公諸於世，絕了他的自新之路，他父祖在天之靈也會傷心。法律當然不可以任意增減，但愚民無知，如果深文周納，比照不孝律治罪，那殺了他都不過分，何況是刺字呢？五泰說：你說得很對，不過，本案的某甲和浙江司的某乙都是貧民無賴，以後一定都會再犯，那麽在稽查他們的案底時，尚書大人一定認為浙江司刺字的做法對，而咱們則會因為寬縱而受到處分，如果有這一天，我會和你一起領受處分的。一年以後，果然如五泰所言，吏部將我們倆分別給予了罰俸半年的處分，而在續修條例時，還增加了不能因為盜竊的贓物價值不高而免於刺字的條款。我在刑部工作六年，經常和人意見不一致，五泰公這樣的同事真是不易得啊！
此案系王友亮與五泰二人承審，二人本意將該犯按律定罪，被書吏告知浙江司有從嚴的成案在先，王友亮堅持原議不肯俯就。五泰深知其時政尚嚴厲，本案如與浙江司所斷不一，碰到犯人複犯，自己作為承審司官難免要因為“誤出人罪”受到處分。他明知處分在即，能慨然與王友亮“分任之”，同事之宜頗篤。而從王友亮的感慨中也可以體會出，同審司官之間對案情與法律適用出現爭執，在當時是比較常見的情況。
如果是欽交重案，司官在審訊後，應將口供送各堂官審閱。回定供稿之後，司官不必再同地方官那樣擬寫招冊、看語等文書，而是直接擬寫奏稿。現審案件的奏稿與直省刑案題本、奏折的形式不同，既包括刑部對該案的敘述，也需包括犯證的供詞。因此，有經驗的刑部司官在問口供時必須兼顧奏稿的內容，如果供詞與最終適用的律例有出入之處，就很棘手。光緒年間的兵部司官陳夔龍、工部司官端方在與刑部會審大凌河馬場一案時，趁刑部司官不在場時，問出犯人口供，刑部司官卻說：這件案子你們二位變著法的讓犯人招供，甚好甚好。但是供詞裡敘述的情節，很難與律例對得上，我們沒辦法擬定結案報告上奏，只能重新審理，再錄正供。陳夔龍認為這是刑部司官自己審不出實情，看到我們取得了口供，他們面子上過不去，才故作挑剔之語。站在陳夔龍的角度上，這樣說法固然不無道理，但也確有陳、端等人不知道刑部問供要領的原因。
欽交案件特別重大，有時也由精通律例的刑部堂官親自擬寫奏稿。薛允升因為極善作稿，任司官時與同事蔡賡良並稱為“薛三千、蔡萬言”。他在升任堂官後也常常親擬奏稿，審理江寧三牌樓一案時就曾“閉門八日，手治爰書”。
京師現審的死刑案件，刑部在初審後，還要有“會法”的程式，即三法司會審。刑部初審官將審訊口供抄送都察院、大理寺各一份，由院、寺擇期派出官員到刑部會審。最終結案的題本也要由三法司堂官共同署名。不過在實際運作中，“會法”極少有推翻初審的情況，特別是乾隆以後，現審會法的程式完全流於形式。
刑部結案報告擬好後，即可上奏。需要特別提到的是，一些重要的欽交大案，皇帝常常在辦案過程中就向刑部堂官詢問審理進度。一些殷勤主動的堂官，也往往願意及時將審理的情況向皇帝匯報。這樣的做法固然對督促刑部審案，避免拖延擾累有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皇帝在了解案情時，往往要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又給刑部的審理帶來一些麻煩。案件訊問未盡，許多情節還沒有弄明白，或有反覆也未可知。而皇帝並非審官，對全案掌握並不清楚，聽堂官口奏幾句，難免產生先入為主的主觀猜測。皇帝的身份又決定他一旦說出自己的看法，很容易造成審官先意承志，順從其思路進行後續問訊的結果，審訊客觀性難以得到保障。這是皇帝直接乾預欽案審理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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