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3月22日），美聯儲公布貨幣政策決議，大概率加息25個BP。中國央行是否將跟隨上調利率受到關注。
綜合多位受訪人士觀點來看，目前市場主流預期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上調5-10個BP。當然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存款基準利率存在上調可能，不過這一觀點爭議較大。
“中國央行加息與否關鍵看我國自身的情況。美國加息帶來的匯率變動可能對資本流動造成影響，但是當我們在管理資本流動方面有比較成熟和有效的做法時，可能貨幣政策這方面考慮會少一些，而更多關注其他方面需求。”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稱。
無疑，在貨幣政策調控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的過程中，市場對利率調整愈發重視。不過當前來看，實現純粹價格型調控還需時日，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都將是數量型與價格型工具並重。
爭議“加息”
市場對美聯儲加息早有預期，而中國央行如何操作無疑為關注焦點。
早在2018年3月7日，央行完全對衝當日到期MLF時，便有人注意到，3月16日還有一批MLF到期，此情形與2017年12月頗為類似。
因此有分析人士認為，央行或在美聯儲議息之時操作MLF，加量又加價。不過，3月16日央行便進行了MLF操作，加量不加價，市場預期落空。
目前，美聯儲加息幾乎是確定性事件，但是中國央行如何應對仍具不確定性。中信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明明認為，央行可能會調整OMO（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等到4月份再跟隨上調MLF。“目前主流預期是，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上調5個BP。”光證資管首席經濟學家徐高稱。
徐高說，上次央行也是跟隨美聯儲做了小幅上調，反映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態度，因為美聯儲加息後，如果不動可能會引發資本流出。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梳理發現，2017年美聯儲於3月、6月、12月三次上調利率，每次上調均為25個基點。中國央行在2017年3月、12月均有跟進，幅度分別為10BP、5BP，不過6月並未跟隨上調利率。
徐高同時指出，從當前的經濟和匯率狀況來看，中國央行可以選擇加也可以不加。“現在國內經濟增長勢頭逐步放緩，銀行間市場利率水準在小幅走低，加與不加都可以。即便加對金融市場也沒有實質影響，因為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上調之後，其實也比現在市場利率要低。”
亦有觀點認為，央行或會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華泰證券首席巨集觀分析師李超稱，央行大概率放棄使用MLF進行加息操作，可能就官定基準利率跟隨加息一次。一是中美利差隨國債利差不斷收窄；二是2月通脹已經逼近3%央行加息閾值；三是國內經濟表現超預期，為調整官定基準利率創造了太空；四是市場存貸款利率已先於官定基準利率上行，央行提高官定基準利率僅是一個確認的操作。
“如果上調存貸款利率會是一個超預期的事情，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會比較明顯。”徐高稱。
價格型調控轉型
隨著貨幣政策調控向價格型工具轉變，央行政策利率的受關注度越來越高，市場影響力也正進一步增強。
2018年政府 工作報告9年來首次未設M2（廣義貨幣）增長目標，也被認為是貨幣政策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的表現。“今後大家的關注點可能逐漸從廣義貨幣的數量變化，慢慢轉到對於價格的關注，到底市場上這個價格在什麽水準，通過統籌考慮價格水準和通貨膨脹率來看待貨幣政策是鬆是緊。”周小川稱。
他在日前出席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時強調，中國將繼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推動貨幣政策調控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
縱觀國際市場，多國央行逐漸放棄了以存款準備金制度為核心的數量型貨幣政策，轉而採用了利率調控模式。其中，美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實現從M1到M2、再到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轉變；歐央行構建了利率走廊操作等。
海通證券薑超認為，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轉向價格型轉變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數量型貨幣政策逐漸失效；二是利率傳導機制逐漸完善；三是貨幣政策目標有所轉變。
“根本原因來自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即由穩增長和防通脹的‘總量問題’，逐漸轉向去杠杆和防風險的‘結構問題’。數量型政策可以通過調控貨幣數量來解決總量問題，但無法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價格型貨幣政策逐漸取代數量型，尤其是巨集觀審慎政策框架確立之後，雙支柱的調控體系對於防範系統風險，降低杠杆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薑超稱。
徐高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貨幣政策數量、價格工具並重。因為純粹靠價格調整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比較順暢，各個主體都要對利率敏感，根據利率來調整行為，但是現在貨幣政策利率傳導路徑上，還有一些不是完全市場化的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不強，所以光靠利率還不夠，還必須輔以數量型工具。
連平認為，利率市場化還要繼續向前推進，並不是說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浮動限制就完全實現市場化了，未來商業銀行利率體系要更多地由市場化調節，行政手段確定利率的做法要逐步退出。“總體而言，央行調控整個市場政策利率的體系，以及市場運營體系都需要進一步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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