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讀書筆記。近二十年，不知為什麽，國際學術界對漢字起源和漢字性質的討論突然熱鬧起來。前不久，鄭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產品》見贈，邀我就他的書和漢字起源問題寫點感想。我說，您談的問題，我很有興趣，但我得把有關材料找來讀一讀，比較一下，再發議論，於是找了一些在我看來比較重要的書和文章，匆匆瀏覽後，寫了下面這些字。
李約瑟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研究中國科技史的人說，何止四大，幾十種上百種都打不住（如華覺明先生）。不過，跟文明探源有關，考古學家說，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漢字對中華文明的塑造，確實很重要。
文字，人類交流的重要手段
動物和動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鳥有鳥言，獸有獸語，我們聽不懂。
它們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別尖。
它們的耳朵，有些是順風耳，特別靈。
它們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無聲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們的眼神臉色和肢體語言，也遠比人類發達。
它們還會做記號，比如在樹上蹭蹭，留下氣味，拿爪子撓撓，留幾個印兒，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廣告。
它們還會收發信號，有些簡直是高科技（如遠紅外、超聲波、電磁波）。
這些本事，人類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麽？一靠聽覺信號（如語言），二靠視覺信號（如符號、圖象和文字）。
古代沒有電話、電報，更沒有手機、電腦，口說，耳聽，只能面對面。遠距離交流靠什麽？主要靠文字。
倉頡，傳說的文字發明者
中國古代有本書叫《世本》，內容是講中國貴族的世系，屬於刨根問底的書。這書的後面有個《作篇》，“作”的意思是發明。中國古代有哪些發明，這些發明的發明者是誰，古代沒有專利局，這是最早“注冊”的地方。
《作篇》佚文說，“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隸首作數”、“史皇作圖”、“倉頡作書”。宋衷注說，他們都是“黃帝史”。倉頡是傳說的文字發明者，秦代字書《倉頡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倉頡何許人？實在虛無縹緲。我們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聰明的人。《漢書·古今人表》把人分為九等，聖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倉頡是智人中的頭一位。
古人講倉頡，漢代皆曰黃帝史，魏晉卻說古帝王。上博楚簡《容成氏》證明，後一說法戰國就有。古人所謂“黃帝史”，只是強調文字的發明與史官有關。
倉頡不過是漢字發明者的代名詞。
倉頡，古文字學家的祖師爺
中國，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師爺。祖師爺，當然有人祭拜。
中國各地有很多倉頡廟（或倉聖祠）、倉頡陵（或倉頡墓），年代最早要數陝西白水縣史官鎮的倉頡廟和倉頡陵。此廟有漢延熹五年（162年）《倉頡廟碑》，現藏碑林博物館，我特意看過這通碑。《續漢書·郡國志》、《皇覽·塚墓記》說，倉頡葬於衙縣利陽亭南。衙縣即今白水縣。這類古跡，其實是為了填補“前不見古人”的遺憾，從“敬愛上穿鑿出來”（《紅樓夢》第五十一回賈寶玉語），讓後人有個憑吊之處。
古人說“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倉頡四目”（《倉頡廟碑》《論衡·骨相》），今人聽了，一笑置之，但文字發明確實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舊稱許學，許是許慎，“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說文解字》之前，《史籀》、《倉頡》最有名。古人相信，倉頡比史籀早，他才是發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當年，王國維從日本回來，在上海哈同花園為哈同夫婦打工，受聘於他們辦的倉聖明智大學，為廣倉學宭編《學術叢編》，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婦崇拜的倉聖就是我們這行的祖師爺。
王國維是倉學大師。
文字發明，從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國，凡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黃帝時。考古學家說，那叫新石器時代。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距今上萬年。各種新石器文化，歷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爭論。學者為了區別文字和文字的前身，發明兩個詞，一個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個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確認，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辭。比安陽殷墟年代早，有小雙橋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文，與殷墟文字寫法相似，或許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雙橋陶文更早呢，因為材料不足，前後寫法連不起來，就不好說了。我們並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裡。
同樣，新石器時代出土的陶符，數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裡，我們也不清楚。
這種說不清也要說的問題，便是所謂“文字起源”問題。
漢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時代，歐洲歷史學以歐洲為中心，就像古代中國，我們也曾以我們為中心，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只能入於蠻夷列傳、諸番志。歐洲的蠻夷列傳、諸番志叫東方學、民族學和民族志，研究對象是落後國家和落後民族，即所謂“他者”。
本來，情況明明是，歐洲受羅馬影響，羅馬受希臘影響，希臘受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小亞細亞和伊朗地區影響，但黑格爾說，東方只是鋪墊，希臘、羅馬、日爾曼才是世界歷史的巔峰，屬於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兒童，老人反而是小孩。這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的通病。
其實，講文字起源，情況差不多。來國龍和鄭也夫說，歐洲語言學，從亞裡士多德到索緒爾，一直以拚音文字為出發點，把文字當口語（oral language）的附庸，帶有重語輕文的嚴重偏頗，這是問題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蘇美爾楔形字最早（說法不一，約前3200年），埃及聖書字其次（說法不一，約前3150年），安陽甲骨文（約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瑪雅文最晚（約前500年，或說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過去，受拚音文字優越論和文字單線進化論影響，很多人都以表音水準為文字發展定高下，認為拚音文字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後歸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拚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漢字保存至今，屬於誤入進化死胡同，變成活化石。
這是所有誤解的出發點。
漢字和“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還是一源？蓋爾布（Ignace J. Gelb）有“激發擴散”說，以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達米亞。這種一源說，早被證明是誤解。
漢字是獨立起源，但不是孤立發展。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有“五大發現”。它們除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子和大內檔案，還有一項是“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
王國維說的“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主要指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盧文、焉耆文、龜茲文、於闐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藏文。此外，中國北方還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滿文，南方還有彝文、傣文、東巴文。這些文字，多半是拚音文字，少數是方塊字。
中國有兩個古文字學會：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研究漢字系統的甲骨、金文和簡帛，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研究漢字系統以外的古文字。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
這是翻譯佛經遇到的三種文字。它是以佛經寫本和譯本的先後為早晚。
梵文從左往右寫，佉盧文從右往左寫，都是橫著寫。漢字不同，豎著寫。釋道世把漢字排在梵文和佉盧文之後是不對的。梵文和佉盧文並不比漢字早。
漢字與上述文字一直有來往，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是個多元一體的文化圈。
突發說和過程說
研究漢字起源，有突發說和過程說。
突發說是語言學家從語言學定義出發，也可以叫定義說。此說強調，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經人為設計，制定聽說讀寫的規則，不成其為文字；不經人為傳授，不可能成為交流工具。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們無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須有人告你怎麽玩，你才知道怎麽玩。因此，文字發明不可能集思廣益、約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個權威機構，指派少數人或一個人，比如倉頡類的聰明人，在短時間內突然發明，一次性發明。
過程說，認為文字是複雜系統，不可能從無到有，一蹴而就，總得有個從簡單到複雜的準備過程。此說比較投合考古學家的口味。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大時段的歷史過程。他們希望從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麽無所謂，反正文字得有個前身，不可能無中生有。
現在，這兩種說法，突發說主於成熟文字，過程說主於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陽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樣，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樣，時間拉得很長。
鄭也夫說，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漸變加突變。
問題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漸變的漸有多長？突變和漸變，界限在哪裡？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麽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還有沒有前身？
定義是一把刀，歷史是一條河
過程說遭遇定義說，語言學家說，你們找到的那些符號，再多也沒用，再早也沒用，那都是符號，並不是文字。文字的定義很清楚，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是個系統。記錄語言的文字，不可能一個一個發明，或按指事-象形-會意-假借-形聲一類順序，分期分批創造。儘管考古學家搜集了很多資料，通過比較，說某些符號和某些符號像，某些符號和某些文字像，樣子很像，但持定義說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們說，符號不等於文字，文字是記錄語言，只有音節、詞義固定，有詞序和文法，可以讀出來講明白，這樣的符號才能叫文字。陶符，別說單個不算，就是寫成幾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讀不出來，沒有連貫的思路和文義可尋，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個難以擺脫的困境：語言學家刻意追尋的是聲音的痕跡，而考古學家面臨的卻是無聲世界，他們只能“用眼睛閱讀”。
現在，我們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過硬證據，只能從已知的文字體系，反向逆推——用饒宗頤的話講，就是“以後證前”。但反向逆推的結果是什麽？走著走著，線索就斷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當成熟，前面沒有文字，後面一旦有了，就一應俱全。定義說是個要麽全無要麽全有的創世說，很像孫悟空出世，文字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
符號是啞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聯繫，它就不會開口講話。而不會開口講話的文字當然也就不能證明是文字。
可以證明的無須證明，不能證明的也無法證明，大家很尷尬。
定義是一把刀，符號、文字，一刀兩斷。歷史是一條河，抽刀斷水水更流。
定義說批判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個定義，從理論上講，似乎天衣無縫，顛撲不破，但對文字起源的探討，幾乎是廢話。如果說，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說了等於沒說。定義是概念，不是歷史。與其削足適履，不如量體裁衣。
其實，研究漢字起源，我們不光需要一個定義，還需要理解其社會功能。我們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種需要被發明，用什麽樣的文字記錄什麽樣的語言，文字演化進程的線索到底在哪裡。
2004年，來國龍專門批判過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標準；二是在西方廣為流傳的單源單線的文字進化論和字母文字優越論”。他認為，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靠考古學。
最近，鄭也夫再次提起這個話題，則以哲學思考為切入點。他以德裡達的《論文字學》為武器，批判“亞裡士多德-盧梭-黑格爾-索緒爾”的語言中心主義，指出上述定義是以拚音文字為背景，並未參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別是中國古文字，帶有重語輕文的嚴重偏頗。
他說，他想不到，定義說在中國比西方更有市場。
文字跟語言是什麽關係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義。世界上的文字分兩大系統，一個以形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個以聲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拚音文字。兩者都表音，兩者都表意。問題不在有什麽要素沒什麽要素，而在要素組合的形式不一樣。
這兩大系統的差異，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術上的差異，背後有文化上的差異。關鍵還是語言系統不同，國家形態不同，不同文化對文字的需求不同。
漢字是早期文字的嫡傳，和蘇美爾、埃及、瑪雅等系統的文字類似，是以符號類或圖形類的構形要素，通過排列組合，用字形變化表達語音、語義的變化，視覺效果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拚音文字不一樣，它用字母記音，主要靠音位、音節的排列組合來表意，語言變化主要靠聽覺效果。字母，形體簡單，數量有限，隻起記音符號的作用，視覺效果被降到最低。
拚音文字既然以聲為主，當然強調以語控文，把文字當語言的附庸，把文字學視為語言學的一部分。
漢字不同，文字、語言並不對等。不但不對等，還脫離語言，超越語言，反客為主，君臨口語之上，成為控制語言的東西。中國傳統小學，文字學是排在前面，我們的音韻學，我們的訓詁學，都是附麗於文字學。
文字跟符號、圖畫是什麽關係
文字是符號。符號有很多種，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號之一種。
這裡所謂符號（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視覺符號。可視符號，從實際使用看，可以讀，也可以不讀，相對獨立，跟今天的符號沒什麽兩樣。可讀符號只是可視符號中的一種。
符號和圖畫有關，但不等於圖畫。圖畫，狀物圖形、抒情寫意、供人觀賞，跟符號的功能不一樣。
符號和圖畫的根本區別，不在描摹工細還是抽象寫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號是一種代碼。代碼有數字碼，有符號碼，有圖形碼，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符號分成兩大系統：刻劃符號和圖形符號。前者以半坡遺址的陶符為代表，多為點線式的幾何形符號；後者以大汶口遺址的陶符為代表，多為用線條勾勒的圖形符號（這兩類符號，不盡出於刻，也有用毛筆硬筆書寫者）。他把這兩類符號稱為指事、象形兩大系統，分別當作漢字的兩個源頭。他認為，商代有兩種族徽，一種是“刻劃系統的族徽”（包括今所謂“數字卦”），一種是“圖形系統的族徽”。這兩種“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這兩類符號。這種類型學的劃分對裘錫圭有重要影響，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圖形符號。
文字並非符號之全部。文字出現前有符號，文字出現後也有符號，文字外有符號，文字內也有符號，文字本身就是由符號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號。
我們不能說，所有符號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說，文字與符號毫無關係。這就像人與猿有別，人、猿分手後，人是人，猿是猿，你說人與猿不同，這是對的，但不能說人與猿毫無關係。人是從類人猿進化而來。類人猿，上與猿，下與人都有關係。
漢字以形聲字為主，形聲字的形旁是符號，聲旁也是符號。形符主形，以形別意，強調可視性，但單獨使用，照樣離不開聲。聲符主聲，以聲別意，強調可讀性，但單獨使用，照樣離不開形。
聲符和形符，其別不在於形，而在功能。聲符多半與字義孳乳的連續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關，形符多半起分類、區別和限定的作用。兩者互為經緯。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語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詩·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錯。
現在講漢字起源，學者多借鑒蘇美爾、埃及、瑪雅的古文字，立說於比較研究。蘇美爾楔形文字，進化分四階段：陶符-陶籌-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這一進化模式啟發，有些學者認為，漢字的進化應與之相似，也是從陶符發展而來，所謂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記數記名，不一定有固定讀音，更沒有固定的詞序和文法，比如拱玉書、顏海英、葛英會就這麽看。
葛英會認為，中國史前的刻劃符號，記數符號是原始數字，記名符號是早期象形字，記數符號早於記名符號，漢字的發明可能與古人傳說的結繩、契刻、籌策有關。此即所謂“先數後文”說。但另一方面，他強調說，通常所謂的幾何形符號是象形符號或象形符號的抽象化，不應稱為指事符號。他又把象形符號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現在，借鑒西亞模式，尋找王名表、習字表和簿書統計，似乎是探討文字起源的幾個主要途徑。比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漢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分屬不同的文化類型，不能混為一談。它的歷史也很長，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磚頭瓦片上照樣有之。現在主張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見並不統一。
事實上，陶符是個混沌。所謂原始文字，標準是什麽，尺度寬一點還是窄一點，結果可能大不一樣。
陶符的年代
來國龍、鄭也夫批評語言中心主義，認為定義說和突變說不能解決漢字起源問題。現在受上述模式啟發，很多學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個準備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長，有各種推測。過去，陳夢家說，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國史前的刻劃符號，賈湖遺址所出（約前6000年）最早，是否為原始文字，爭議比較大。半坡遺址所出（約前4500年），裘錫圭叫甲類符號。大汶口遺址所出（約前2700-2500年），裘錫圭叫乙類符號。郭沫若認為，甲類符號早於乙類符號，是最早的文字。裘錫圭相反，認為甲類符號不是文字，乙類符號記名物，才更接近語言學家定義的文字。正是基於這種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號視為類似商代族徽的符號（1978年）。雖然後來他又放棄此說，認為兩種符號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說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約在夏商之際（1978年）。他說的夏商之際，其實並非通常認為的夏商之際，而是約公元前第三千紀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見他是拿乙類符號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現放在這一時間後。
再晚，丁公遺址所出（約前2300-1800年）、龍虯莊遺址所出（約前2000年），屬於廣義的龍山時代。中國進入銅石並用時期，城市遍地開花，開始出現成行成片的符號。很多人說，這些總該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錫圭說，這些符號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無法斷定與作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關（1993年）。
中國人，心中往往有個潛台詞，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許巨集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視為中國文明的起點。1984年陶寺遺址出土陶扁壺上有兩個符號，引發種種猜測。很多人都認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無論如何，中國應該有文字了。《史記》有夏世系，更加強了這類聯想的信心。裘錫圭說，“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這種改進為漢字在夏商之際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打下了基礎。”（1978年）
商代，小雙橋遺址出土的陶文，其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435-1412年。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這段時間很關鍵。問題是，研究這一段，目前還缺乏線索，前後關係並不清楚。
禮儀說和管理說
文字是幹什麽用的？向有二說，一說為了宗教禮儀，比如祭祀、禱告、占卜、祈禳；一說為了國家管理，比如財會收支、商貿往來、政令頒行、史事記載。
表面看，埃及的聖書體偏於前者，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於後者；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偏於前者，秦漢以來的漢字偏於後者。其實，各國文字差不多都有這兩種功能，僧侶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為了統治百姓。文字跟國家權力分不開。
禮儀說，從宗教著眼，說文字主要不是寫給人看的，而是寫給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展出的亞述石刻，本來文字朝裡砌在牆上，從外邊看，什麽也看不見。它的文字就是寫給神看的。
中國，甲骨文是占卜文字，當然是用來求取神喻。青銅器是禮器，也毫無問題。商周銅器，銘文多在內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裡瞅，啥也看不見，拓時得拿個長長的鑷子夾著很小的拓包，伸到裡面拓，有人說，這肯定也是給神看的。
現在，羅泰強調禮儀，主張金文主要是寫給神祖看的，屬於宗教文書。波斯特蓋特、汪濤、威爾金森、貝格利和王海成強調管理，認為古代書寫材料的主體是簡冊一類軟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鑄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爛掉，現在看不到。
其實，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禮儀說和管理說只是各執一偏。
漢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倉頡為黃帝史”一說，這個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歡這麽講，主要是為了強調，文字和史官分不開。
史字，《說文》以為“從又持中”，或說此即“允執厥中”。但許慎所謂的這個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樣，中間不是圓圈，而是開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狀物，有人說是簡，有人說是筆。如果是簡（只有一枚簡），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櫝；如果是筆，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硯。這個中到底是什麽意思，學者有各種猜測。
江永說“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把史與書聯繫在一起。中國所謂書，寫字的行為叫書（書寫），寫下來的字叫書（文字），書於竹帛，成為閱讀材料也叫書（竹書、帛書、紙書）。
王國維受他啟發，作《釋史》，說“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謂之“史”，“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其字所以從中，自當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為盛策之器，學者有不同意見，但史與書有關，與識文斷字（literacy）有關，這個判斷沒有錯。
歷代官府收藏的檔案文書是本來意義上的書，即狹義的史書。諸子尊奉的經典，如儒墨盛稱的三大經典，《詩》《書》《易》，即來自史官的典藏。諸子拿這些古書說事，對當代政治發議論，成為今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的寶庫，也是一種特殊的史書。後世的史書更是層出不窮。
中華文明跟其他文明比，歷史連貫史書多是一大特點，史官文化特別發達。
史官是幹什麽的
《國語·鄭語》說，人類早期，家為巫史，巫史不分，後來絕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代表他們與神靈交通，就像早期民主發展出代議製，得由大富大貴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務；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周禮》六官是從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來與宗教活動有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貴族世系和他們的禮儀，還擅長占卜，跟西方的僧侶差不多，也是壟斷宗教和壟斷知識的人。但中國歷史，大趨勢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史官與祝、宗、卜日益疏遠，逐漸向世俗管理靠攏，以記載政事、政務為職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書史支撐。
甲骨文，史與吏，吏與事，本來就是一個字。
士文化來自史文化。士文化發展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員之謂也。
中國的官文化特別發達。
秦漢以來，讀書才能做官，寫字跟做官有關。帝國的運行靠文官政治。
誰來書寫
治大地域國家，主要靠書（抄寫檔案）與數（財會審計）。寫字和計數是兩種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漢學家交流，他們常問，中國寫字的人是什麽人？他們是僧侶或奴隸嗎？我說不是，中國寫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別是書史。
下面是幾個例子：
1．師旂鼎：“引以告中史書。”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書。”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書。”
4．頌鼎、頌簋、頌壺：“尹氏受（授）王令（命）書。”
5．格伯簋：“厥書史戠、武，立成”。
書史是史官中的下級官員，負責用簡冊記錄政令和抄寫檔案，早期歸作冊管。銅器銘文雖然不是書寫主體（甲骨文也不是），但會轉引這類記錄。秦漢以來，這類小吏叫書吏或刀筆吏，明清也叫刑名師爺。書史類似今之所謂書記員，寫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準備當官或已經當官的人，都拿寫字當看家本事。
許慎《說文解字序》引《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
張家山274號墓出土的漢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漢律，年代比《說文》引《尉律》應當更早。其中《史律》規定，學童十七歲學史、卜、祝，考試各有要求。史科習史書（《史籀》）十五篇，能讀能寫五千字，方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課其最者以為尚書卒史：卜科也學史書，能讀能寫三千字，並以卜書三千字測試其預測能力，卜九中七，方得為卜；祝科習祝書十四章，能背祝書七千字以上，方得為祝。
拚音文字，認字簡單，難在文法。我國不一樣，字是個頂個，至少要背幾千字，才勉強夠用。
秦代，以吏為師，以法為書，光靠書史抄不過來。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說，書史有罪，罰為史隸。史隸是抄書的犯人。隸書叫隸書，就是這麽來的。
敦煌出土釋道經卷，不是主流。市場上，有人代寫書信，更不是主流。
文章來源：北大清華講座
轉自：墨香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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