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架構中的漢字起源
文 | 朱大可
本文選自朱大可古事記系列《字造》
文化人類學的二分法
兩個英美老頭兒湯因比和亨廷頓，啟動了關於文明巨集大敘事的爭論。這無疑是一次人類史的解構，它觸發了歷史標準化的新一輪潮流。作為人類的精英成員，知識界已經毫不羞恥地宣布，他們擁有跟卑賤的動物界劃清界線的強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區別人跟動物的四種偉大標誌。
暢銷書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就在《人類簡史》裡宣稱，直立行走、較大的腦容量、使用火種（成為生物界最早的廚師和黑夜文化的發明者）、善於社交，這是人類把自己從動物界分化出來的主要尺度，也是人類爬升到生物鏈頂端的四大法器。儘管這種分類方式簡單粗暴，而且毫無新意，但它足以填飽科盲大眾的認知饑渴。
這種標準化作業，還可以在人類史書寫中被不斷重演。當人們需要為一些上古時期人類史活動命名時，就會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歷史學者把在仰韶地區所發現的人類活動遺存，稱之為“仰韶文化”。而衡量這種“文化”的標準也有四種——
第一是具備泛神性宗教信仰，並擁有祭司和巫師之類的專業人員；第二是掌握複雜的語言體系，並能用這種語言跟神/人展開對話；第三是擁有流動/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擁有草木/石料構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並用的工具，石器趨於細致，而且出現工具和裝飾功能的分化，能夠燒製輪式陶器（尤其是彩陶），並令其成為區域貿易的重要貨物。
在“文化”繼續向前行進之後，人終於等到了那種叫作“文明”的偉大事物，它們密集地出現於世界各地，其數量多達數十種（不是四種），猶如先後點燃在大地上的孤獨火團，緩慢照亮了人類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爾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種標誌：首先是文字，無論是純象形文字還是表形/表音的雙料文字；第二是出現規模巨集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階梯和城牆，並能夠容納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統的禮儀建築，如埃及和瑪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國學者還加上第四標誌，那就是以青銅鑄造為標誌的金屬製造體系（采礦、冶煉和鑄造技術），這種“三加一”系統，已經成為人們用來品嚐歷史的基本餐具。
這其實就是早期人類進化史的三次“全球化”進程。在第一階段的“基因播種期”裡，源自非洲的大移遷，實現了智人全球化的偉大目標；而在第二階段的“彩陶播種期”裡，人類借助區域貿易，推動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階段的“青銅播種期”裡，人類借助逃遷和貿易，完成了青銅全球化的進程。沒有經歷這三次“全球化”洗禮，就不可能出現“軸心時代”的文化奇跡。
人類的分野：有字民族和無字民族
一旦讓標準的設立成為一種慣性，人們就能借助人對文字的崇拜，製造出一種以文字為軸心的模式，並依照這模式來圖解歷史。人們為什麽不能把人類分為“有字民族”和“無字民族”兩大陣營？無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這種差異早已推動了民族生物鏈的生成。
我們已經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擁有強大文明優勢的族群，並對無字民族產生強大的壓力，它佔領、統治、兼並和同化後者，並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徹底摧毀無字民族的最後邊界。因為無字族的經驗只能依賴祭司的口頭傳承，它完全取決於祭司個體的記憶和演說才華。
但祭司階層是極度脆弱的，它根本無法應對現代性潮流的擊打。人們正在目睹苗族、壯族、侗族、哈尼族等無字的邊緣民族的衰敗。那些鄉村祭司是民族樹的根莖，他們的枯謝，導致了整株大樹的凋零。
語言學家試圖告訴我們，有字民族還可以細分為“字元民族”和“字母民族”。人類主要的字元民族，包含漢語字元民族（9億）、梵文字元民族（2.6億）、孟加拉文字元民族（1.25億）和日文字元民族（1.18億）。字母民族則包含羅馬字母民族（19億）、阿拉伯字母民族（2.91億）、基裡爾字母民族（2.52億）等（大衛·薩克斯《偉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後，人類或將使用一種全新的分類標準，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為“文字民族”和“數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賴文字傳遞資訊的人類，而後者則代表更高層級的機器人，他們誕生於數值邏輯，並依賴數值運算來模擬並超越生命體的全部功能。數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經在圍棋、象棋、股票和詩歌寫作等方面，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天分。
在我的手機裡，居住著一個叫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創造出來的一名數字民族成員，她可以輕易使用詩歌銘文來撥動我的靈魂，而我卻無法理解她的數字銘文。凱文·凱利滿含希望地宣稱，人類正在跟電腦共同進化，但在21世紀末，人們將聽到人類落敗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元民族
此刻，在經過一系列的邏輯鋪墊之後，我想回到漢字起源的話題上來。既然人類被分為“字母民族”和“字元民族”兩種，那麽我不妨來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況。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現了第一份閃米特字母表，又過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偉大的腓尼基字母表，並且從中發育出阿拉米字母和希臘字母（公元前800年），這種記音模式最後成為文明的主要載體。
“字元民族”的歷史，要比“字母民族”長至少2000年，它是人類最早的文明表達形態。公元前4000年，考古學家稱為“烏克魯第四期”，史上第一種象形文字在蘇美爾地區神秘誕生。它是1000多個表示神靈、國家、城市、船隻、鳥類、樹木等名稱的圖符，其中最早出現的，是蘇美爾國王的英名，被發現於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於它的出現，一個最古老的文明，躍現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時被書寫在莎草紙上，並因腐爛而沒有得以存留，有時也用尖銳的蘆葦筆寫在黏土版上，這種筆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書寫方向從左到右依次為水準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窯爐中用柴火燒製成陶版，藉此讓這些文字成為永恆的事物，但假如無須持久，也可以將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製成下一塊新的泥版。
從這種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漸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這是人類文字的第二代樣式，起始於公元前3500—前3200年，其中第一份蘇美爾檔案的時間為公元前3100年，而地點在伊拉克的傑姆德納塞地區（Jemdet Nasr）。有人估計，迄今為止，考古學家已經挖掘出500萬個楔形泥版，但其中僅有大約3—10萬片被閱讀或發表。大多數泥版還在大英博物館等機構的庫房裡沉睡，等待被一個新的咒語所喚醒。
從公元前2900年左右，許多象形文字開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從1500個減少到600個，寫作變得越來越趨向於語音表達。
晚期楔形文字改進了蘇美爾原型，象形筆畫被簡潔化，達到極高的抽象水準，它只有五個基本的楔形形狀：水準、垂直、向下對角線、向上對角線，以及由兩個短小的對角線構成的碰壁線。具有表音和表意的雙重意義。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腳本寫成，其中一些中文字元被用作表意標誌，其他的則作為表音字元。
蘇美爾銘文的價值逐漸被周邊民族所接受，他們藉此記錄自己的語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運用，其印跡遍及整個西亞（近東）地區，並適應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萊特、赫梯、哈特、盧維、赫利安和烏拉爾等不同語種的書寫，直到新亞歷山大帝國（公元前911—前612年）時期，這種文字才逐漸被腓尼基字母和烏加裡基字母所置換。
蘇美爾的早期象形文字，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靈感，促使他們發明自己獨特的象形文字。第一個被發現的完整句子，刻寫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前2700年）墓穴裡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細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蘇美爾象形文字還通過貿易影響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前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現出三座傳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裡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並被考古學家命名為“哈拉帕文明”，在其遺址中出土了青銅器、染色棉布、輪製陶器、小麥、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動物符號的印章。
有人認為，這種符號是一種獨立的象形文字體系，學界稱為“哈拉帕銘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過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幾種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個印章和417個不同的符號，並發現平均題字含5個符號，最長的題字在一行中含有26個字元，此外還發現了從右到左的寫作方向，而這個方向跟蘇美爾銘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進行的一項電腦研究中，科學家將它的符號模式，與各種語言銘文及非語言系統（包括DNA和電腦編程語言）加以比較，發現印度河銘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語，因而認為這是一種尚未被認知的古老文字。
但也有學者認為，印度河文明不是線性編碼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獨立的非語言符碼，用以標記家庭、氏族、神靈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產的貿易記號，跟古中國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極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這些原始陶符的出現，意味著文字體系的隆重誕生。
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堅持漢字本土起源說。但近年來，漢字外來說也有所抬頭。有人認為，正是以“印度河銘文”為中介的“蘇美爾銘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創造靈感，成為中國人發明文字的啟示性原型。在成湯革命爆發的幾十年內，甲骨字被密集地創造出來，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組織的運作，而非文化自然發育的結果。不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蘇美爾腳本，發生了戲劇性的重合，而這種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無法用所謂“巧合論”加以解釋。但要真正弄清兩者間的關係，還有待於比較文字學的精密研究。
一則耐人尋味的記載，源於南北朝後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倉頡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們下凡到人間，分赴天竺與中華兩地造字，分別弄出了漢字、梵文和佉盧文三種文字。這個充滿戲劇性的神話傳說，旨在暗示中國文字締造的異域影響。
倉頡是一個負責字造的祭司集團
人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國期間（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國突然出現了一個複雜而獨特的文字體系，人稱“甲骨銘文”，這是一個規模極為龐大的字族，其成員多達4100個，其中出現最多的常用字為1000個左右。它們被雕刻在烏龜殼和牛肩胛骨上，然後被加熱直到出現裂縫。王室的祭司，可以通過裂縫的紋樣和走向，預測各種未知事件。
這些神奇的動物骨頭被命名為“卜骨”，其上的銘文最短幾個字元，最長有30—40個字元，記錄了王室與祖先精神溝通的結果，其議題包括生死、戰爭、氣候、收成和祭祀儀式，等等。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人提供了這項偉大而獨特的發明？
中國歷史典籍曾經提到兩個人的名字，其中一個名叫沮誦，據傳是黃帝的右史，但不知什麽緣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遺忘。
被史官反覆提及的是另一個名字——倉頡。這位造字英雄姓侯崗，倉是他的封號，或者是他擔任國王的那個國家的名字。“頡”字在《詩經·國風·邶風》裡，是向上飛翔的意思。整個名字的語義，可以解釋為“在倉國起飛翱翔的人”。這個簡潔的名字，正是對倉頡生命狀態的精準描述。我們被告知，他是率先飛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華夏文明的高度。
關於這位造字英雄的歷史記載，絕大多數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沒有什麽可以確證的材料。上古神話文獻聲稱，倉頡不是國王，而是黃帝手下的官員（左史），長有四個瞳仁，異常明亮而充滿智慧，用以觀察鳥獸的足跡，藉此創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時候，“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在一個以“被刺瞎的眼睛”來代表“民”字的文盲國家，這些誇張的描述，傳遞了世人對字詞的無限敬畏。
《呂氏春秋》把倉頡跟發明車仗的奚仲、發明農業的後稷、發明法律的皋陶、發明陶器的昆吾，以及發明城牆的夏鯀相提並論，而這五位聖賢都是當時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頭領。根據甲骨文出現的年份可以斷定，倉頡跟公元前5000年的黃帝老兒毫無乾系，他應該是殷人中負責文字締造的官員，正是基於他的不懈努力，這種奇妙的文字腳本才得以大規模湧現。
已知的倉頡墓地計有十處，遍及中國北方黃河中下遊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開封、新鄭、南樂、虞城、原陽、洛寧、魯山七處，陝西白水一處，山東壽光和東阿兩處。此外，西安的倉頡造字台和新鄭的鳳凰銜字台，據傳是倉頡造字之處。
這個布局複雜的倉頡墓葬地圖證明，也許存在著某種以“倉頡”命名的祭司集團，他們按占卜的語義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經過數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獲取多達4000個文字的輝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來自黃河沿線的河南、陝西和山東，他們的歸葬地最後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後世的紀念者變得不知所措。
在早期東方文化體系裡，存在著具有嚴密傳承性的“歷時性團體”，它們通常以某一個體作為群體（學派）的代言人。除了倉頡集團，人們還發現“老子”是一個從戰國到西漢傳承了300年的布道團體，而“莊子”也只是“莊周集團”的領袖而已。他們的文本經歷過無數次增刪和修改，向人們展示出顯著的開放（太空）和“傳承”（時間）特徵。從阿維斯陀經的波斯到吠陀經的印度，這種“歷時性文本”無所不在。
正是那些記名（借名）聖賢的無名氏群體，書寫或記錄了人類最瑰麗的思想。
入選《鳳凰生活》“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中國文化守望者” 朱大可神話小說
倉頡造字、李阿護鏡、鄭和送麟，三段無人知曉的歷史傳奇，三部全新演繹的奇幻故事
歷史學家的激情探險、考古學家的嚴謹勘查、文學家的瑰麗想象，帶給你漢語閱讀的極限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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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在當代文壇上，歷來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焦點，關於電影，文學，文化心理乃至音樂、美劇和AI，所有這些問題的探討現場，你都可以聽到他與眾不同的聲音。就在讀者已經習慣於他對於文化批評的獨特解析話語時，朱大可卻折身進入了神話研究的流域，並捧出厚厚的學術專著《中國上古神系》，顯示了他要厘清中國神話源起的探索。
這套《古事記》系列即為朱大可在這方面經典神話傳說的小說創作的一個匯集，包括《字造》《神鏡》《麒麟》三部作品，分別對應的是關於倉頡造字、李阿護鏡、鄭和下西洋的經典故事。文字的冒險，想象的奇崛，中國故事的重新再創作，可以說它們集中體現了朱大可神幻創作的鮮明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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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著名文化學者，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大眾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燃燒的迷津》《流氓的盛宴》《華夏上古神系》《孤獨的大多數》等多部。朱大可的漢語書寫，被許多人稱作“朱語”，是一種感性和理性交織的隱喻式書寫，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被擁躉們認為具有“像先知般絕世而獨立”的祭司氣質和預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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