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文明持續不斷延續至今，保留了獨一無二的文化遺存，保持了歷史長周期的奇跡，這顯然與中國歷史中的實踐力量與理性精神攸息相關。
史前文明邁向古文明：歷史邏輯與信史時代
史學界常以新石器和舊石器工具的進步來劃分智人與現代人生存世界的演進。從生物學來看，靈長類及其它很多動物都有製作、使用甚至用自身進化成工具來支持生存的現象，但動物利用工具來支持生存是一種個體行為，在進化中沒有形成持續創新升級的社會互動性。人類則利用工具在經驗沉澱中創新升級成為互動的社會群體，並借此與其它動物拉開距離。
人類作為一種依賴群體互動而演化的社會性“生物”，在漫長的自身衍變中，學會了“合作”式生存，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把合作看作是人類演化的關鍵變量，那麽創新就是人類生存優化的效率依賴；而謙讓就應是人類持續合作的基礎。由此人類實現了從合作互動中獲得“利”，整體上的結果是讓文明得以持續向前。
在地球進入新生代第四紀後，因間冰期原因在數千萬年內讓生物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蔓延。考古顯示非洲有數百萬年前的智人，而170萬年前中國有雲南智人。在地球末冰期（7—1.2萬年前），非洲智人從尼羅河邊崛起並向東沿暖溫帶演化出了兩河、印度河及中國等四大古文明，也演化出了不同民族生存觀和榮枯消長的文明。1800年前三國時期吳國的徐整作《三五歷記》，記載盤古開天是在1.8萬年前。初看這像是個虛數？但DNA研究顯示，長江以南仙人洞智人出現的時間剛好與之對應。
需要注意的是，人類演化是對應著財富積累的，工業革命前如涓涓細流，而之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暴漲。在戰後全球工業化條件下，人類各民族的合作已成為趨勢，這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那個詞：全球化。
史學界按照傳統貫例以“信史”為鑒也確實有一個較大的缺陷，就是從隨機的考古碎片化歸集的偶然性中無法完整地看清人類文明長周期的關係，尤其是無法看清人類唯一的中國文明歷史長周期現象中獨特的內在邏輯。於是留下了很多誤解或扭曲。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阿爾伯特-克雷格著《哈佛極簡中國史》一書認為：人類幾大古文明只有中國文明延續至今，其他古文明都被後來迥然不同的文化取代了。讓人奇怪的是人類四大古文明居然會有三個被淹沒了？而美國著名學者基辛格在他的名作《論中國》中指出：中國的文明史讓人一直望不到起點，卻持續地堅韌地擴張。這些西方學者都給出了現象，卻沒有解釋成因。對這一問題的學術研究興趣及價值點在於，如果解開人類唯一不斷的中國文明的可持續密碼，那就能夠為全人類文明延續提供經驗與解決衝突之道。
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有一個觀點非常有啟發性，他認為：歷史是統一於邏輯的。邏輯是多元關聯的。那中國的文明史是統一於什麽樣的邏輯呢？回歸歷史與考古，從末冰期智人最早崛起的埃及看，南方法老在4600年前統一了北方，儘管做出了後來的霍特普法老改革，也還是讓古埃及文明走向了衰亡。隨後第一波迎來了雅利安人，第二波來了希臘人，最後是伊斯蘭教文明。一輪一輪武力和文化滌蕩，讓原住民文化蕩然無存。再看兩河流域是人類最早建立法律制度的地區，為什麽兩部最早法律都隻保存了一代王朝？印度河哈巴斯文明也曾極其繁榮，為什麽也會突然間消失了？三大古文明被滅，信史歸於北方遊牧民族太強大。但同時代中國商朝沒有被滅，反而是“婦好”帶兵一路向西攻城略地。
研究顯示，三大古文明被滅的原因確實來自內因，主要在於文明發展的內動力不足，讓生產力失效引發了社會進步遲滯，從而讓文明走向末路。那麽，為什麽會有這種扭曲現象的發生呢？這還需要從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問題中去尋找邏輯的答案，也就需要我們對馮友蘭先生提出的“邏輯”，進行深入研判和分析。
中華文明是如何不斷走向融合的
非洲智人崛起後由西向東一輪一輪的遷徙形成了智人全球化，人類由此在追蹤食物中分化了手腳分工，也演化出了可貴的合作生存觀。人類學研究發現，非洲至今仍存在一種以和平生存為特徵的倭黑猩猩。由此也可看到靈長類族群生存觀的源頭。由於智人遷徙讓暖溫帶上人口巨增，“和平智人”開始尋求深入利用本土地緣條件來擺脫“候鳥式”的大遷徙。農耕時代開始了，由此人類開始走上了一條超越一切生物關係的、由生存優化效率為引導的、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匹配為目標的社會持續循環升級的演化之路。
其中也產生了兩種分化：一種是傳統的依靠博弈能力來爭奪生存權，遵循“叢林法則”。另一種是在和平合作中尋求增量，遵循“包容和創新”。於是，人類在這兩種生存價值觀之間長期掙扎，由此也演繹出了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形態乃至文明形態。
人類在弱肉強食與和平共處的兩大生存觀中，選擇“叢林法則”走帝國博弈之路的，都將文明帶入死胡同；選擇“包容和創新”走實事求是合作共生之路的，文明得以延續文化得以保存，人類歷史實踐表明，中國選擇了後者。
當然，用“生存與發展”來解釋，有時會無法精準的對應人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不同需求層面的關係。人類個體的基本問題從馬斯洛的五個需求理論來看，大量的是集中在生理的、安全的範圍內，從自我實現等需求來看，似乎用生存“優化”來解釋更符合歷史實踐進程。優化，意味著生存與發展邏輯的深化與具體化，即人類總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配匹中尋求最優效的，從而實現合作共存和諧發展的社會整體價值目標。
接下來，我們將看到這種“優化”是如何通過文明演進，不斷積澱文化血脈之中，進行推動歷史前行的。從中國歷史長周期來看，在不同時期、不同生存條件下出現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中國北方自古羌人後，分別留下了連山、洛書、河圖、歸藏、文王等五部《易經》，並由這五部《易經》的理性形成了中國產業及社會演繹的“易道”。五部《易經》引導了中國社會一路演化，自先而後在百家爭鳴時，尤其是得到了孔子的傳播及漢武帝的應用，讓易道理性有了明確的規定性。
末冰期非洲智人先後分三支進入中國。最早一支A人類，在2.3萬年前進入較暖的雲南後就地散開，之後形成的26個少數民族佔了中國56個民族將近一半。但A人類沒有形成融合中國各民族的理性。之後是2萬年前的B人類，沿長江以南中下遊暖溫帶一路演化出了仙人洞、高廟、義烏、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及百越文化。堯舜禹後期，由大禹統一九州並在上海奉賢大量采集海貝為幣，形成了以南北民族融合為特徵的沙岡文明。B人類是中國最早農耕人類，但也沒有形成廣泛融合中國百族的理性。
1.4萬年前C人類最後進入中國，發現當地有了雲南人，向東有了江南人，但向北依然是天寒地凍（注：離末冰期退去還差2000年）。C人類明白，如果擠進已有人群，很快就會有衝突。於是決定向北成了古羌人。正是這路古羌人中出現了融合中國百族的理性和一位九州統一時期的領導者——大禹。
沿C人類“謙讓”價值觀牽引，依靠各民族持續融合，中國走出了一條高效發展之路，由母系父系（1.2萬年前）；部落融合（6800年前）；百族國家（4100年前）；小國集權（前221年）；封建共和（1949年後）的五次社會大升級完成了中國文明獨特的歷史長周期。從中也可以看到中國不同時期社會生存互動依賴的民族特徵:：
第一次母系到父系的轉型，是C人類進入成都平原後，形成了中國北方的古羌人族群。並在之後2000年末冰期退盡時，由後人稱之為盤古的採用團隊合作的辦法讓狩獵效率大增，從而形成了由男性當家的部落族群，開始了中國北方母系向父系，智人向現代人的轉型。後人將這一事跡口耳相傳了數千年，稱之為盤古開天。天在中國是指社會的最高層，如天子、開天、補天都是一個意思。後人又將其合作高效狩獵組織行為的約束性總結為《連山·易》。中國文明由源頭理性引導的歷史長周期由此開始。
第二次是自盤古轉型後出現了跨血緣的部落融合，開啟了中國民族走向融合之路。盤古後的伏羲部落在甘肅天水洛河邊從畜牧業創新崛起，並向東與農耕部落女媧實現融合。伏羲由此創製了一個黑白雙魚圖來代表和平，後人稱之為太極圖並供奉為人文始祖，後人還將此理性總結為《洛書·易》，並將女媧從巫文化中形成的農耕理性總結為《河圖·易》。伏羲太極圖與女媧巫字兩個刻劃符號成了北方象形文字的源頭。中國自盤古開天到形成伏羲女媧部落融合的第二次轉型用時約五六千年。
第三次是伏羲女媧融合後，大禹將九州百族引向一個更大統一體——夏王朝。帝堯時期，人類在放棄智人傳統遷徙求生存方式後，第一次面對地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失配。政治家帝堯敏銳地從曾經蚩尤興兵和九夷對峙中看到了這一矛盾並及時發起了改革。《史記·堯典》顯示，他對外“以親九族，協和萬邦”，對內招賢納士尋找生產力崛起方向，政治上放棄氏族製禪讓王權，由此讓改革獲得巨大成功。大禹主政後，在傳統融合思想引導下，以豫州農耕發達區為中心，將九州各部落用貿易關聯引向大融合。這為貞人女匽在炎黃融合時倉頡造28個象形字的基礎上，用“象形+會意”的方法，依據大禹海貝為幣的規模化機會，一連造了20個貝系字和26個關聯字。由此引發各地造字興起。單一個甲骨文的“福”就有127種寫法。福字是代表各族地緣生存條件特徵的，可見部落融合數量之大。而女匽典龍合作金融易《歸藏》讓大禹稅法《禹貢》得以落地。從伏羲女媧初次融合到九州大融合用時約2500年。
第四次是前221年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將九州小國體系引向中央集權製。大禹體系到了周王朝後期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再次失配迎來了再創新。秦漢王朝放棄了大禹“貿易立國”的政策，採用“重農抑商”政策來鞏固中央集權。讓社會轉向了更大更高效的全民族共同體。大禹體系經夏商周用時2000年對中國南北原始酋長部落社會體系實現了充分的瓦解。民族大融合讓秦漢導入到一個更大社會共同體。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爭鳴和各國改革圖強讓秦漢在理論和物質條件上得到了的雙重準備。漢武帝獨尊儒術讓孔子的儒家理性精神潛移默化影響中華文明2000年，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共興的王道國家。
第五次是1949年後中國實現了由封建制向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這是自秦漢以來的又一次大轉型。這讓中國傳統中的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和唯物信仰三要素為核心形成的文明堅韌性得以發揚廣大，今天的漢字已近10萬個。中國封建舊體制曾因日趨保守至近代西方工業革命崛起後變得日益衰落。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快速實現了現代化，並以人類前所未有的效率模式將14億人帶進了全球化的軌道實現了小康。
讓人稱奇的是中國社會五次大轉型，每次跨度都在2000年以上，這樣形成的歷史長周期顯然是人類文明史上獨有的。如果把五次轉型看作是五次渡河。那麽，先是盤古用一根類似竹子的漂浮物過了漢水又過了渭河，之後伏羲沿渭河東進與女媧融合是用了皮筏子，而大禹的九州貿易是用了內河船隻，秦始皇找長生不老藥出海顯然是用了海船。今天中國一帶一路要造大船，則老祖宗已備下了造船用具。龍骨——易道理性、焊物——唯物信仰、鉚釘——象形文字，並將由這三要素鑄就了民族好鋼、好部件打成一體送往未來。
文明綿延至今，中華文明做對了什麽？
反觀人類三大古文明被中斷後的再續思考，陷入了另一種戰勝自我的“哲學艱難”。其中，尤以西方歷史中出現的兩路強人現象最為引人關注：一路是以摩西為代表的在埃及宗教思想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再造。之後出現的基督教、東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是一造再造。而結果顯示的卻是人類群體的一分再分。而另一路則是以傳統“叢林法則”為引導的，讓民族走向帝國奴役之路的政治選擇。出現了以希臘蘇格拉底為源頭的強人哲學思想的引導。當“宗教和哲學”曲折前行，在歐洲大陸上匯集時碰撞出了巨大的力量。先是中世紀由意大利出現了文藝複興，接著是歐洲啟蒙運動、法國革命、德國哲學、最終出現了近代英國工業制度。
而馬克思卻從黑格爾、費爾巴啥等人的思想中發現了唯物史觀，並進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的秘密——剩餘價值，從而揭示了社會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的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形成了金融帝國體系，輸出了其內部矛盾並用金融手段奴役全世界，目的是使其內部的矛盾運動得到緩解和釋放。
而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唯物理性主導了民族的演化，從原始部落升級到部落之間的融合，又從諸侯小國到民族共同體一路走來。其生存觀從羌人的謙讓到盤古的合作，再到伏羲女媧的融合、炎黃融合、九夷融合、九州百族統一，從4100年前帝堯推行的“以親九族，協和萬邦”到與今天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對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顯示，對帝堯改革的勇氣和成功，被孔子在《禮記·禮運》中盛讚為天下為公。並由此鼓勵鞭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帝堯改革引發堯舜禹三代政治家共同推動百族融合、九州統一，為貿易立國體制建立打下基礎。大禹融合“百族”時，經數次社會轉型融合，百族百姓的漢姓今天已達400多個。而典龍用貝為幣，女匽造字以及大禹稅法《禹貢》推廣中由女匽典龍對當時社會治理體系升級歸結的金融易《歸藏》，為中國唯物理性貫通南北及民族大融合起到了巨大的引導作用。
中國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唯物信仰三要素在上萬年前歷史源頭上生發並一以貫之支撐了中國歷史的長周期。而與之對應的可在英國學者沃森著《人類思想史》一書中看到，失去古文明源頭理性引導下的思想家、哲學家，曾經苦苦追溯人類如何才能讓文明延續的內在理性和邏輯，卻一無所獲，最後只能將眾多的“浪漫靈魂和平行真理”堆積到一起，草草了事。
頗有深意的是，1956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榜中，並沒有把西方哲學的源頭宗師蘇格拉底列入其中，這是為什麽呢？更為奇怪的是作為具有巨大文化引導力的宗教發起人也沒有被列入其中。匪夷所思的是國際社會偏偏把作為有宗教傾向的中國儒教掌門人孔子列入其中，並把他作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這又是為什麽呢？
國際社會顯然是看到了孔子思想的人類共性。其中有古羌人謙讓、盤古的合作創新、伏羲的和平理念、帝堯的協和萬邦以及大禹道心惟微的政治理性一脈。而孔子政治思想核心是“禮”與“仁”。當他在給大弟子子遊講《禮記·禮運》奉帝堯為“天下為公”時，顯然這是來自孔子內心深處的呼喚。
儘管國際社會究竟是從什麽角度來認定孔子為世界第一文化名人還不得而知。但儒學被漢武帝奉為國教後，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但讓人奇怪的是孔子一生並沒有寫過一本書甚至沒有寫過自傳。他只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承上啟下者 ，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傳承者，也是中國文明歷史長周期的渡河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此推崇孔子，顯然是對中國理性精神的一種高度認可。
而孔子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孔子之前，中國的實踐理性精神就蘊育於民族大融合的歷史實踐與文化血脈之中，從生存到合作到效率優先，中國人以一種平和的理性之光和實事求是的實踐態度，引導整個中華文明持續向前，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對於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我們而言，認識到這一點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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