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電之死：誰謀殺了華為的對手？

行業故事-No.23

北電之死：誰謀殺了華為的對手？

作者：戴老闆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緊張，摩托羅拉集團總裁邁克·扎菲羅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卻準備不走尋常路，決定冒險訪問中國。

飛機降落在彌漫著消毒水氣味的首都國際機場，在穿過了無數由測溫計、白口罩和鐵欄杆組成的防線後，扎菲羅夫斯基抵達了東道主為他安排的釣魚台國賓館。第二天，他在這裡代表摩托羅拉向中國捐贈了價值1180萬人民幣的設備物資，並對發改委主任馬凱說：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難。無獨有偶，在他抵達北京20天后，高盛集團CEO亨利·保爾森的專機也降落首都機場，《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稱讚“患難之中見英雄”。這些長期耕耘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高管們心裡清楚，“患難之交”的身份在東方的文化和生意裡，是一筆無形的資產。

這筆無形資產是扎菲羅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訪華的同時，一場秘密談判正在南方的深圳進行。

談判的對象，是日後橫掃全球的華為。到扎菲羅夫斯基訪華的2003年5月，兩家公司的談判已經進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時體量懸殊，摩托羅拉2002年收入高達267億美金，華為勉強超過100億人民幣。但另一方面，他們的互補性又很強：摩托羅拉電信部門的短板是核心網，這正是華為的強項。

扎菲羅夫斯基很清楚華為的價值，因此極力推動此事。結束了北京的訪問後，他旋即飛往深圳，督促項目組繼續談判。又經過了6個多月的反覆拉鋸，收購條款才最終敲定：摩托羅拉出資75億美金收購華為100%股權，華為的6個業務部門3個獨立發展，3個合並吸收進摩托羅拉[1]。

2003年12月底，扎菲羅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國，入駐海南亞龍灣的喜來登酒店。這座剛開業不久的五星級度假村，被談判雙方包下了一半房間。後來任正非回憶道[2]：“……合約簽訂了，所有手續都辦完了，就等對方董事會批準。所有談判人員都在酒店買了花衣服，在沙灘上比賽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準。”

一張內部照片被拍了下來，運動員身材的扎菲羅夫斯基和一臉輕鬆的任正非在沙灘上散步，直到談判的15年後，這張照片才公布與眾。

扎菲羅夫斯基對此胸有成竹。事實上，摩托羅拉CEO小高爾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於跟董事會嚴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崗位直到董事會決定繼任人選。出身通用電氣的扎菲羅夫斯基業績突出作風強悍，被小高爾文連續火箭提拔，在公司內部呼聲極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選。

天雷滾滾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羅拉董事會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銀湖資本（Silver Lake）董事總經理愛德華·詹德出任CEO，扎菲羅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華為，也不重視中國，直截了當地否決了收購，正在等待消息的華為和任正非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歷史的必然往往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在那個星期，兩家公司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扎菲羅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領導水火不容，這是個“空降老大”和“強勢老二”之間的經典博弈，但擁有董事會支持的詹德逐漸佔了上風。知道大勢已去的扎菲羅夫斯基選擇離職，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頭擔任CEO，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電網絡（Nortel Network）。

並購華為的交易無疾而終，但無論是執掌摩托羅拉的愛德華·詹德，還是執掌北電的扎菲羅夫斯基，他們跟華為的糾纏和故事遠遠沒有結束。

01. 余暉：首席執行官的6輛跑車

扎菲羅夫斯基的新東家北電網絡血統高貴，其誕生可以追溯到電話的發明者亞歷山大·貝爾。

貝爾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農場裡，1876年他在美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部電話機後，很快就成立了貝爾電話公司，並在加拿大設立分公司來製造電話機。後來這家分公司的機械製造部門於1895年逐漸獨立，並於1914年成立了北電網絡的前身“北方電子”。

這家公司自成立以來，就是加拿大“國寶級”科技公司，其在二戰時為軍隊源源不斷地提供軍用電話、微波雷達和無線電設備，戰功彪炳。後面幾經重組，公司在1995年100周歲生日時更名北電（Nortel），並迎來了其誕生以來最強勢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羅世傑）。

羅世傑1969年就加入北電，從工程師做起，一路做到北電的研發中心BNR（Bell-Northern Research）的總裁，並在1995年擔任集團CEO。他上台時對媒體說了一句經典的話：“很多人喜歡防禦，而我卻喜歡進攻。"而時代也給了他也一個豪賭進攻的機會：90年開啟的光纖革命。

當時光纖通信已經大規模應用，但人們普遍認為2.5G的帶寬就是極限，再高的速度也不會有人用。羅世傑對此有不同看法，上任伊始就豪賭研發，帶領北電開發出10G的光通信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徹底甩開最大的競爭對手朗訊，市佔有率高達90%，羅世傑一戰成名。

在豪賭研發的同時，羅世傑大手筆並購，先後將Bay Network、Aptis、Qtera、Cambrian等公司納入麾下，用以完善公司的產品線。而隨著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聯網熱潮的升溫，羅世傑發現一個秘密：並購可以大幅度提升股價，而資本市場似乎並不在乎你到底買的是什麽。

股價跟羅世傑的獎金激勵息息相關。工程師出身的羅世傑此時已經完全是一副跨國公司CEO派頭：熱衷豪宅、賽車和高爾夫，他需要高額的獎金來滿足自己的生活。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熱為他提供了便利，他利用泡沫化的股價進行增發並購，又進一步推高股價，形成“良性循環”。

從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北電花了321億美元進行並購，但所收購公司的淨資產總額全部加起來，只有11億美元[4]。

除此之外，北電向員工，高管和董事會成員發放了十幾億美金的股票期權，甚至一塊巨大的電子看板豎立在了位於Brampton總部的大堂裡，上面滾動著公司股價，每個員工在路過時都在暗自計算自己的身價，而伴隨著公司股價的節節高漲，公司每天都洋溢著狂熱和興奮的情緒。

締造這一切的羅世傑更是獲益豐厚：僅在2000年就兌現了1.35億美元的股票期權。憑借著拋售股票所得，他在風景秀麗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華麗的豪宅，為求安靜甚至把周圍鄰居的房產全部買下，把昂貴精致的模型火車擺在翻新的穀倉裡，還在車柯瑞塞了6輛頂級跑車。

2000年，北電的收入和股價達到了頂峰：2000年收入高達303億美元，佔據全球光纖設備市場的43％，幾乎是第二名朗訊的3倍；同時總市值飆漲到2670億美元，佔據了整個多倫多交易所總市值的37%，並催發出驚人的財富效應：總部所在地渥太華的房價一年漲了60%。

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結束：科技股大幅度下跌，電信運營商紛紛破產，北電的客戶數量從4000家縮水到400家，昔日的訂單全部化為烏有，殘存的客戶寧肯支付違約金也不願提貨，超過65億美元的產品被積壓在北電的倉庫中，其業績和股價遭遇重創。

人們在回過頭來複盤時，才會發現泡沫對企業的傷害：例如北電花1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17個月後就把公司關掉人員裁光；再比如，北電2000年花了78億美元收購美國公司Alteon Websystem，等到9年之後將其賣掉，價格只有1800萬美元，縮水98%。

於此同時，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發部門BNR卻被隨意拆解，研發能力逐漸掉隊，自2000年起，北電就再也沒能推出革命性的產品。

但這一切都跟羅世傑無關了，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會提出辭職。啼笑皆非地是，其指定的繼任者，北電首席運營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這個爛攤子，借口舊傷複發拒絕接班，董事會敦促羅世傑繼續留任直到找到繼任者，這讓羅世傑非常生氣，但也只好勉強同意。

最終，公司首席財務官Frank Dunn（中文名鄧富康）接任北電CEO，隻比任正非大兩歲的羅世傑“功成身退”，拿著股票套現的巨款去過逍遙日子了。這家百年歷史的公司，儘管還擁有4萬名員工、8000項專利和百億美金的營收，但已經露出了頹勢，無可救藥地向深淵滑去。

02. 垂危：棺材板上密集的釘子

鄧富康搞財務出身，擅長控制成本，這對陷入虧損泥潭的北電來說似乎很對路，但也正是他，用“嫻熟”的財務技巧又給北電捅了一刀。

互聯網泡沫破滅對北電影響極大，2001年二季度虧損高達192億美元，股價從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影響了所有高管的獎金。因此，董事會要求鄧富康在2002年之前結束虧損狀態，但這在互聯網寒冬的背景下談何容易，無米之炊的鄧富康只好在自己擅長的財務領域做起了文章。

當然，鄧富康對於搞好業績有很強的個人動機：他勸說董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規定只要北電扭虧為盈，就要向管理層發放“盈利回歸”獎金。二到了2004年1月，在鄧富康的妙手騰挪下，北電終於回春，公布了一份靚麗的年報：盈利7.32億美元，股價隨即大漲。

根據之前的議案，北電要向43位經理人發放總計7,000萬美元的“盈利回轉”獎金，其中780萬美元的獎金發給了鄧富康。但靚麗的業績引起了北電獨立審計師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懷疑，他們秘密聘請了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對財報進行審查，發現了鄧富康造假的痕跡。

董事會痛定思痛，決定清理門戶。2004年3月10日，北電表示要重新審計年報，推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2003年度報告，這引起輿論大嘩；3月15日，鄧富康以及相關財務人員被強製休假。4月5日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啟動對北電的調查。4月28日，北電解雇了鄧富康。

財務醜聞給北電的棺材上又釘上了一顆釘子，不僅讓股價暴跌名譽掃地，更把北電拖入了集體訴訟和巨額罰款的泥潭，最終向股東賠償了24.5億美元。

鄧富康被解雇後，退休的美國海軍上將比爾·歐文斯（當時是董事會成員）被任命為臨時CEO，但很顯然，北電急需一個“救世主”來拯救公司，正在這時，北電向擔任摩托羅拉總裁的扎菲羅夫斯基伸出了橄欖枝，鬱鬱不得志的扎菲羅夫斯基正想跳槽，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扎菲羅夫斯基是那種標準的西方公司白人CEO：精力充沛、熱愛運動、毫不疲倦。他出生於南斯拉夫，15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俄亥俄州，一點兒英語都不會說，但兩年後卻能考入大學。他熱衷游泳和鐵人三項，在摩托羅拉擔任總裁時，他經常冒著30度的高溫跑步，讓同事瞠目結舌。

困境中北電對扎菲羅夫斯基寄予厚望，不僅代他向摩托羅拉賠償了1150萬美元的跳槽違約金，但交給扎菲羅夫斯基的攤子確是一筆爛账。更重要的是，公司連年虧損和巨額罰款，已經無法承受巨額的研發投入，北電必須選擇性放棄一些業務，節省資金來做重點突破。

在扎菲羅夫斯基接任北電CEO的當天，北電的股價大漲5個百分點，這位差點兒買下華為的人，能讓北電起死回生嗎？

03. 崩潰：大象如何被衝進馬桶

2006年11月，扎菲羅夫斯基再次訪問北京，他的身份已經變成了北電網絡的CEO。

跟摩托羅拉一樣，北電跟中國淵源很深，早在1972年，其就為尼克松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衛星轉播設備；1988年4月，北電和電子工業部成立了中國第一家電信合資公司；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北電捐了一台當時最先進的8000門程控交換機，號稱價值400萬美金，很會來事兒。

扎菲羅夫斯基此次訪華的目的，一是為了維護北電在中國的市場關係，二是出席中國區總部大樓的落成典禮。大樓位於北京望京，投資3200萬人民幣，佔地5.5萬平方米，氣派非凡。但時隔三年重返中國，無論是華為，還是中國的發展的速度，都讓扎菲羅夫斯基感到驚歎。

沒有賣身成功的華為，內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任正非後來回憶道[7]：“這個想法（賣掉華為）沒能實現之後，高層領導表決還賣不賣？少壯派一致表決不賣，我也不能違背。我告訴他們，遲早我們要與美國相遇的，那我們就要準備和美國在山頂上交鋒，做好一切準備。”

走出冬天的華為，開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無論是摩托羅拉還是北電網絡，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強大的衝擊。

為了節省研發費用，扎菲羅夫斯基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3G技術路線上押注CDMA2000，並將UMTS（即WCDMA技術，也是當年中國聯通的3G路線）部門以3.6億美元賣給了阿爾卡特。後來結局證明：WCDMA大獲全勝，CDMA2000 則被邊緣化，北電在3G時代徹底淪為看客。

與此同時，華為卻在重點開發WCDMA技術，國內賣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發），就出海遠征，結果勢如破竹，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過了50億美金，後來更是開發出了明星級的Single-RAN產品，橫掃歐洲幾乎所有運營商，讓無線產品收入躍居世界第二，逼近愛立信。

除了錯失WCDMA之外，扎菲羅夫斯基還將押錯了WiMAX。這門技術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羅拉等一眾美國公司推動，背後推手是美國政府，後者用政治手段在3G標準提交截止9年之後，將WiMAX強行納入成第四個3G國際電信標準。加拿大的北電緊跟美國，並不令人意外。

後來的結局令人意外：WiMAX路線被歐洲和中國合謀做掉，北電大量投資打了水漂，無法轉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機又讓財務問題進一步放大。

危急時刻，扎維羅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但哈珀政府拒絕了北電10億美元援助申請，他們認為糟糕的局面是北電自己一手製造的，因此拒絕援助。但諷刺的是，2009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猶豫掏出137億美元，來購買美國通用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股票。

終於，在2009年1月14日，北電無法償還一筆1.07億美元的債務利息，不得不向法院申請了破產，百年科技巨頭就此終結。

破產後的北電被巨頭分食：愛立信11.3億美元買下CDMA和LTE資產，Avaya4.75億美元收購了企業網業務， Ciena花5.21億美元收購了光纖城域網部門，GenBand1.82億美元收購網絡電話部門。而在2011年7月，蘋果、微軟、愛立信等組成的財團以45億美元收購了北電的6000項專利。

加拿大自由黨領導人Michael Ignatieff 對此評論道[7]：“歐洲永遠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諾基亞和愛立信身上，但加拿大卻允許北電資產落入外國手中。在他們拯救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時候，他們並未想過我們能否重組北電，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識產權和研發能力。”

北電破產對加拿大科技行業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2008年，北電所在的渥太華和加蒂諾地區高科技行業就業人數為5.8萬人，十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4.4萬人。渥太華當地媒體的一名記者傷感地寫道：北電就像一頭被肢解的大象，屍體被衝進下水道，什麽都沒有剩下[6]。

除了北電之外，加拿大其他科技企業也後勁不足：昔日風光無限的黑莓（RIM公司）追隨諾基亞後塵，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並購，最大的醫藥公司Valeant被曝光為“製藥業的安然”。在2018年世界500強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銀行等金融類公司。

在破產10年之後，昔日北電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來新的明星企業Canopy Growth，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

04. 抹黑：誰殺死了北電？

在北電破產的2009年，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員就行動起來，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研究北電到底因何衰落？

這項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實：他們採訪了從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間所有北電高管人員的48％，還採訪了53位北電的客戶，以及若乾競爭對手、記者、學者、行業觀察員、產業顧問和政府官員，做了133次直接採訪，收集到了343項調查報告，素材筆記多達2,500多頁[8]。

報告給出了三個結論：1. 外部環境變化：北電誤讀市場，無法應對競爭和技術的快速迭代；2. 客戶質疑 ：醜聞導致主要客戶不再相信北電長期服務客戶的能力；3. 缺乏彈性：北電糟糕的戰略、架構、財務、人員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適應全球經濟衰退和競爭加劇等環境的能力。

結論相對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長達35頁的報告概述中，華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後，兩本研究北電衰落的出版物相繼面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這兩本研究北電破產的專著中，華為僅被提到了2次，且被純粹稱作“來自亞洲的低成本電競爭對手”。

事實上，基本上所有的北電研究者，都會把北電破產歸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從2012年起，事情開始起了變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電員工，開始四處散播關於華為黑客攻擊北電的謠言，並將北電破產的原因直接扣給了華為：華為黑進了北電系統，所以北電破產了。

這種“要證據沒有，但我偏要這麽說”的態勢，在2018年之前並沒有多少市場，媒體也懶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後，形勢突然變化，北美媒體紛紛開始採訪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節目《60 Minutes》也採用了這種說法，這顯然為“華為恐懼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電的失敗，是由草率並購、財務醜聞、研發失誤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後，此時北電技術上跟華為基本上是兩條路，“華為偷走北電技術導致北電破產”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但這種陰謀論在一個“恰當”的時間點，就有人那麽輕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電員工在Hacker News上這樣評論道：“北電消失並非因為華為，如今，中國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當做替罪羊。”

如果說華為跟北電的破產有什麽關係的話，那就是在北電破產後吸納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電做到了全球網絡技術實驗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於2009年北電破產後加入了華為渥太華研究所，成為華為無線通信首席科學家。他現在的身份則更加知名：華為5G首席科學家。

當然，北電作為一個大型企業失敗標本，完完整整地展現在任正非面前，這是千金難買的商學院案例。華為從中得到的，遠遠不止幾個頂級人才那麽多。

05. 教訓：科技企業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一條就是：永不上市。

北電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發經理在接受某家媒體採訪時，指出了北電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現任和前任北電員工都有一種強烈的觀點——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與股票激勵相關聯，這種隻關心股票價格，不關注真相和長期的機制，最終決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電的管理層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暴跌之後，就陷入維護股價的疲於奔命之中，卻意外地造成了財務醜聞，進而大幅影響了公司對研發的投入，只能螺獅殼裡做道場，在技術路線之中做“選擇題”，最後卻賭錯了方向，喪失了所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終於被債務拖進破產的漩渦。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二條就是：死貼客戶。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電通過為大客戶提供技術服務，與客戶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但在90年代後期，傲慢的研發部門不再傾聽客戶需求，而是想當然的認為“我研發什麽，你就應該用什麽”。事實上，北電之所以賭錯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離客戶太遠。

而反觀華為，摩根斯坦利史蒂芬·羅奇曾帶隊去華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沒有親自出面。事後羅奇有些失望：“他拒絕的可是一個3000億美元的團隊。”任正非對此事的回應則是：“他羅奇又不是客戶，我為什麽要見他？如果是客戶的話，最小的我都會見。”

《毛選》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任正非，深諳這句話的意義。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三條就是：居安思危。

北電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揮金如土並購如麻，卻再也沒有為下一代技術做提前準備，結果2000年後技術儲備嚴重不足，沒能推出過任何新的重磅產品，基本上以升級為主。導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數客戶擔心北電無法在未來五年內生存，不願意做出長期銷售承諾。

相反，華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這裡講一個小案例：研發中心二線化。

1995年至2008年間，華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萬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個億，均價只有375/平，當然那個時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願意給低價土地，在2010年之後，華為在一線城市拿地成本也極少超過2000元/平。不過即使這樣，華為仍然不停地將研發中心向二線城市遷移。

華為的一位高管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账：公司在北上廣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難，但假設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單程30分鐘內最低房價7萬，單程1小時內最低房價4萬，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時左右的強度，年輕員工要麽買貴的房子背不起房貸，要麽買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奮鬥？

因此，在其他公司還在為自己物業升值而沾沾自喜時，華為已經意識到了房價會削弱年輕人的戰鬥力，開始把研發中心向東莞、南京、武漢、成都、西安等地遷移。

百年北電的破產，對電信業界和華為最大的震撼，就是讓他們認識到了科技行業的九死一生。從c&c08萬門機研發的豪賭，到差點兒被摩托羅拉收購，華為其實是由無數偶然鑄就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有華為這樣的企業是非常幸運的，而非歷史後視鏡裡呈現出的必然。

06. 尾聲：中國拖拉機產業的損失

2009年8月，扎菲羅夫斯基在北電破產12天后辭職，成為加拿大媒體唾棄的對象。這位有著運動員身材的標準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無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國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電信領域的皇冠，營收15年狂飆60倍，並在2018年舉世聞名，成為全球所有媒體的焦點。

不過對於摩托羅拉那75億美金的收購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透露了當年的想法[9]：

為了避免跟美國競爭，在十幾年前我們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連出售以後的計劃都已經想好了。有一種假設，是把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機廠全部收購，中國拖拉機的最大問題是漏油、不耐高溫，我們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拖拉機1000美金一輛，我們把質量提高以後賣2000美金，如果走了這條路，也許我們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機王國。

歷史沒有偶然，中國拖拉機行業沒能迎來屬於自己的光輝時刻，這是它們的重大損失。

一位日本網友在讀了任正非的採訪之後，寫了如下的感慨：現在，明明是最新的報告，卻有種在讀江戶幕府末期與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的文獻的感覺。

很幸運，我們有一個華為。不那麽幸運的是，我們只有一個華為。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順祝周末愉快，請順手點個"在看"吧~

參考資料：

[1]. 華為匿名高管A採訪紀要，遠川研究，2019年5月30日

[2]. 任正非採訪紀要，中央電視台，2019年5月21日

[3]. The Huawei Story，Tian Tao，SAGE，2015

[4]. The story behind Nortel's fall，Fabrice Taylor，2001

[5]. 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

[6]. Nortel's bankruptcy 10 years on, James Bagnall，2019

[7]. Why Ottawa turned its back on Nortel，The Global and Mail，2009

[8]. An Overview of the Demise of Nortel Networks，2009

[9]. 任正非採訪紀要，日本經濟新聞，2019年5月18 日

[10]. 別了摩托羅拉，商務周刊，2013年

[11]. Wen Tong: 5G will be the neural network of the physical world, NS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