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X率”彰顯了誰的優越感？

近日，一篇網絡刷屏的自媒體文章，讓一個叫“含咪率”的熱詞逐漸流傳開來。它指的是，微信好友中關注了咪蒙公眾號的人所佔的比例，使用者將其作為衡量微信好友品質的“重要標準”：含咪率越高，表明微信好友品質越差。

古人講，“道不同，不相與謀”。說的是只有志向、抱負相同的人，才能成為朋友。到了社交媒體崛起的互聯網時代，“朋友”的定義越來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圍繞某個話題或項目臨時搭建起的“熟人”關係。

表面上看，虛擬社交網絡打破了固有的生活場景，拓寬了資訊獲取管道，讓人們不依賴直接經驗就能“看到更大的世界”。然而，“含X率”現象的出現讓這個看似正確命題產生了危機：人們既有知識結構和思維習慣的影響是如此強大，以致於在資訊消費過程中會不自覺地使用最常用的認知“基模”進行資訊處理。

理性對話還是道德綁架？

“含X率”等表述的出現暗含了這樣一種邏輯關係：一個人的三觀與他所關注的內容之間存在一種相關性，關注三觀不正內容的人有很可能三觀不正；同時，一個人的微信中關注某些內容的好友數量和比例可以間接反映這個人的社交圈品質，成為判定這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依據。顯然，這種邏輯推導是武斷且未經檢驗的，既不利於形成理性對話的公共空間，也埋下了情緒分化、對立的種子。

輿論極化的現象一度被歸結為傳播者的媒介素養參差不齊。但若放在更大的社會語境下，不難發現，社交網絡在擴張資訊觸角的同時，也讓人們找到與自己觀點更相符的人群的過程變得更加簡便，在各種各種的“討論組”和“興趣部落”裡，個體不斷強化內部的身份認同，也不斷放大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差異。隨著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泛道德化的話語會形成群體亢奮和情感極化，加劇公共輿論的非理性傾向，造成對公共輿論和社會正義的綁架。

當“人人都有麥克風”，互聯網為現實中不同的身份地位、名譽財富的個體提供了平等的表達空間。但在實踐中，這種理想化的“自由”似乎並沒有出現，由於每個人的表達欲望和能力強弱不一，每支麥克風的音量大小也因人而異。人類社會的真實經濟社會地位在虛擬空間有著相當強烈的映射關係，人群的分層結構在社交媒體上重新出現，認知依舊被當作社群劃分的重要標準之一。

凝聚共識還是撕裂民意？

半個多世紀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曾預言，隨著電子媒介的發展，人類將重回“部落化時代”，世界將成為一個聯繫密切的“地球村”。如今，這個預言似乎變成了現實。社交媒體的一鍵轉發和留言機制使人們可以輕易成為新聞事件的“目擊者”和“發言者”，原子化的個體通過互聯網的連接重新組成虛擬社群。

如果說，一些自媒體大V通過將事物標簽化、極端化、刻意製造、拉大各種矛盾，撩動社會痛點，從而贏得核心用戶圈層的共鳴和認同，那麽“含X率”等標簽也在彰顯自身優越感的同時形成強勢意見氣候，激化兩個群體之間本不顯著的矛盾。

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討論某個話題已經不僅僅是獲取消息或交流觀點，很多時候更是自我態度和形象的表征，目的在於獲得他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以及自身在群體中的社會歸屬感。在2018年輿論熱議的“區塊鏈”話題中，某微信公號發表了一篇介紹區塊鏈概念的文章，“已閱，還是沒懂，請轉下一位”獲得高讚排在評論區前部。這種評論模仿和態度站隊很快掀起了對區塊鏈熱議潮流的反抗，成為不了解、不關心區塊鏈的人群的姿態。

從這個層面看，技術壁壘消解了，但身份認同的標簽卻更頑固了。就像粉絲經濟中，兩撥粉絲都不遺余力捍衛自己偶像的形象，形成分工有序的“應援團”，一旦兩個偶像之間存在矛盾，兩撥粉絲會視彼此為“仇敵”，甚至不惜動用網絡暴力。

技術賦權還是資訊繭房？

美國教授桑斯坦曾經描述了“個人日報”的現象，即人們根據自己的喜好定製閱讀內容會導致“網絡繭房”的形成，將自己的生活限制在像桑繭一般的“繭房”中。而互聯網自誕生之初，就因其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龐大資訊流而被賦予了打破資訊繭房的期望。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互聯網的接入成本和門檻越來越低，技術平權一度成為熱議的話題。

在傳統媒體時代，由於資訊獲取管道的單一，人們只能在大眾媒體的議程設定下進行意見表達，主體可以便利地接觸到不同觀點，形成多元的社會認知。但在移動互聯網背景下，公眾平台的推送，新聞客戶端的定製、朋友圈的資訊轉發、微信社群的討論帶來了資訊消費的“再中心化”，形成強烈的“同化效應”。尤其在數據和算法的加持下，公眾的興趣圖譜成為可測量的數據，精準的內容推送形成了資訊的同溫層，導致公眾認知視野的局限性越加明顯。

以互聯網為技術依托的社會化媒體，在傳播速率上的優越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種媒介。朋友圈、訂閱號、智能搜索引擎等各類資訊平台為用戶獲取包羅萬象的資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現實情況似乎不如想象中順利，資訊管道的拓展並沒有自然地帶來認知能力的提高，由於關注的账號不同，由账號構建起的相對“封閉”的資訊空間，反而“窄化”了資訊獲取。先前關注的账號和內容形成無形的“圍牆”，阻礙了個體和群體吸取其他資訊和知識的通道，造成不同個體、群體之間的知識水準差距和知識結構差異越來越大，人們似乎重新陷入的資訊繭房。

正如人類社會所有的發明一樣，互聯網帶來的媒介演化也具有“放大效應”，這既是機遇又潛藏風險。社交媒體時代，資訊消費呈現的圈層化特徵既是現實結構的表征又源於人類尋求身份認同的先天心理，關鍵在於采取怎樣的態度來面對圈層之外的“異質資訊”和“異己人群”。理性思考而不是人身攻擊，才是更大程度上尋求“社會最大公約數”的態度。（海外網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