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眺莫高窟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國國立圖書館的委託，從河內又一次進入中國，先後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與採購古籍。由於他事先知道，那批從藏經洞弄走的寶物已經安全地運抵巴黎，這次便放心大膽，隨身帶來一小箱遺書，送到北京的裱畫店裝裱。他本人住在蘇州胡同。7月間，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處看到了這些東西，便告訴了我國的金石考古大家羅振玉。羅振玉趕到蘇州胡同一看，大為震驚，世上怎麽會有這麽珍罕的東西？
當羅振玉聽伯希和說，莫高窟的藏經洞裡還有上萬件遺書，便風風火火、迫不及待地報告學部，要求學部即刻發令保護。以知識分子唱主角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搶救就此拉開大幕。
自從敦煌藏經洞文獻被盜事發，羅振玉請求學部火速封閉藏經洞，中國學者就展開了一場文明大搶救。當時比較知名的學者包括胡適、鄭振鐸、王國維、陳寅恪等幾乎全都投入進來。在很短的時間裡，對敦煌遺書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開。極具學術遠見的陳寅恪，已經在他的頭腦裡，感到一種新學科正在形成。他感到這學科的博大深厚，及其無限的潛力與前景。於是他在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這就一下子把敦煌這個全新的學科推出來了。
然而，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對被瓜分的敦煌遺書的總體情況所知甚少。僅僅靠伯希和贈予的有限的一點照片，還遠遠不行。於是他們開始把目光轉向海外，奔赴到歐洲和日本，去抄錄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遺書。
張大千在莫高窟餵養野鴨（1941年）
最先到日本去做這件事的還是羅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參觀“西陲古物展覽會”上，與日本探險家橘瑞超見了面。他從橘瑞超那裡獲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遺書的目錄和材料，迅速寫成文章，在國內發表。
最先在歐洲做這一工作的是大詩人劉複（半農）。他在法留學期間，將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寫本全部照錄下來，共計104件，然後送回國出版。書名叫《敦煌掇瑣》，其內容非常廣博，全書分小說、雜文、小唱、詩、經典演釋、藝術、家宅田地、社會契約、訟訴、官事、婚事、宗教、歷書、迷信、雜事和語言。單是這百餘件寫本，就大角度展開了中古時代社會生活的眾生圖景了。這更叫國內學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寶！
於是，從1934年起，學者向達、王重民、薑亮夫、王慶菽、於道泉等等自覺背負起這文化搶救的使命，漂洋過海，去到萬裡之外的歐洲，整日埋頭在博物館和圖書館裡，抄錄、拍照、研究、編目。向達於1935年到達英國，他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閱讀敦煌卷時，受到那裡的一個叫小翟裡斯的人種種刁難。他只能閱讀很少一部分寫本，但他還是看得非常仔細，並將每件寫本都做了卡片，記下卷子的一切特徵，還拍了照片。此後他轉向法國，抄錄了大量資料。1938年他從英法博物館中一個字一個字抄寫回來的資料，竟有幾百萬字！王重民於1934年到法國國立圖書館工作。他拍攝了3萬張關於敦煌遺書的微縮膠片。這種工作的繁重難以想象。薑亮夫從巴黎跑到倫敦，從倫敦跑到柏林，追蹤著每一卷遺書。在法國國立圖書館每拍一張膠片要付14法郎。為了盡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緊褲帶。喝米粥，嚼麵包乾，白天抄寫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連夜複查整理。他們是想用手中的筆把那數萬件遺書“搬”回來！
那是怎樣虔誠的敦煌情結和文化情結。我國學者對敦煌遺書的大搶救，是歷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覺醒。它義動當世，光耀千古，成為百年來中華學壇的一股颯爽、浩蕩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氣。
背負“無期徒刑”的殉道者
此時此刻，在大漠風沙中的荒蕪又破敗的莫高窟就像當年藏經洞等來了羅振玉那些學者一樣，在等候它的保護神。
進入20世紀40年代，畫家們開始遠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畫家，有王子雲、吳作人、關山月、黎雄才等。在這段時間裡，千里迢迢來到敦煌的學者與藝術家，都見過一位蓄著長髯、身穿土裡土氣駝毛長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張大千。
張大千是最早來到敦煌的畫家之一。他於1941年5月攜夫人楊宛君和次子張心智到達莫高窟。原打算在這裡觀摩3個月，但抵達這裡的那天清晨，他提著馬燈鑽進洞窟，就在裡邊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從洞窟鑽出來，已經改了主意。他說：“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偉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還不夠！”
同來的人以為這是藝術家一時衝動，誰料他真的一呆7個月。
7個月後，他到蘭州，將不多的一些臨摹作品送到成都，舉辦一個小小的“西行紀遊畫展”，卻引起了不小的負面的轟動。輿論上激烈地批評他，說他沾上民間的俗風匠氣，開始步入魔道。
張大千啞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長髯，怡然自得。轉年春天，他居然攜帶全家再度進入莫高窟。此行還邀來他的好友、畫家和書畫鑒定家謝稚柳，看來他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這座“沙漠上最偉大的美術館”了。
張大千在臨摹敦煌壁畫
第二次進入莫高窟的張大千，全力展開臨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鑽進洞窟，因為只有在清晨時，陽光可以照進一些，中午過後便暗了下來，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麽也看不見，必須點上燭火來畫。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畫的體量與氣勢，他從青海塔爾寺請來藏族畫師昂吉等人，為他縫製12丈的大畫布。他就像古代畫工那樣，一手秉燭，一手執筆，把唐人那些綿長而暢如流水的線條，搬到畫布上來。同時，中華文化源頭的活力，也就不斷地湧入他的筆管。
臨摹也是一種技法研究和歷史研究。故而，他對敦煌的摯愛便自覺地進入珍惜和保護這些藝術珍品的層面。
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曾來西北視察。他聽說了張大千住在莫高窟，便來參觀。於右任的文化造詣頗高，工於詩詞，寫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為這裡的藝術而震動，也為它如此的破敗荒蕪而歎息不已。當晚，於右任臨時住在下寺——也就是當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張大千抓住機會，和於右任談了兩個夜晚，所談的全是關於敦煌的保護問題。張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這裡的一切。幾百個畫窟，沒人看管，風沙侵襲，岩石開裂，流水瀉入，還有遠道來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畫上塗抹漫題。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畫都已酥鹼，起甲，霉變，剝落，已經淪為毀滅的邊緣！他要求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保護和研究這座中華文化與藝術最偉大的寶庫，挽救莫高窟於危難之中。
對於莫高窟的保護，張大千應是歷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處是美麗的菊花，常書鴻穿過盧森堡公園，打算去盧浮宮看畫。在途經塞納河邊舊書攤時，他偶然見到一大部盒裝的畫集，叫做《敦煌圖錄》，一套六冊。這正是當年伯希和的探險隊拍攝、由伯希和編著的。他好奇地打開這部陌生的畫集，敦煌壁畫第一次闖進他的眼睛。敦煌壁畫使任何與它初見的人都受到強烈的震撼，尤其像他這樣一位年輕而敏感的藝術家。他看到那些來自中國的1000多年前的古畫，竟然如此遒勁有力，氣魄雄偉，那是西方繪畫——從古代的拜佔庭繪畫到當時的野獸派藝術都無可比擬的，他真的震驚至極了。賣舊書的人告訴他，還有不少中國古畫的原作就在不遠的吉美博物館裡。等他看到那些真跡，便徹底被征服。一幅7世紀的《父母恩重經》，比起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前驅喬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藝術上更加輝煌和雋永。他過去一直拜倒於西方藝術，把希臘和羅馬藝術看得至高無上。現在只有慚愧和懺悔，於是他決心離開巴黎，回歸到自己民族的藝術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國。數年後，也就是1942年，於右任忽然請他去敦煌。這時，住在重慶的徐悲鴻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勵常書鴻去。可是誰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為看到了敦煌的藝術才決心回來的呵！
1942年8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陝甘寧青新五省監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書鴻任副主任，張大千等5人任委員。常書鴻到蘭州進行具體籌辦。經過半年籌備，大體就緒，他於1943年2月乘卡車經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換駱駝去往敦煌。
那時，張大千還在這裡，正要返回重慶去。張大千對他說：“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裡無窮無盡地待下去，這可是一個長期——無期徒刑呀！”
這話既是玩笑，又十分認真。張大千在這裡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這裡是什麽滋味。1943年元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常書鴻相信自己不會倒下，但他萬萬沒有料到，妻子從他身後逃掉了。他現在才算真正的體驗到張大千所說的那個“無期徒刑”的滋味——無期徒刑的分量，還有無期徒刑的神聖。
常書鴻先生的墓碑正對著九層樓。
圖為嵌於墓碑前方空地的小名碑。
常書鴻於1994年6月23日辭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裡。但人們在莫高窟對面的大漠上為他豎立了一塊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黃沙萬裡的背景下，沉靜而醒目。好像永遠佇立在那裡，守候與保衛著敦煌。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塊界碑。它嚴格地分清冤罪殺機的過去與自尊的現在，黑暗的往昔與明媚的未來。人們崇敬以常書鴻為代表的敦煌的保護者們，尊稱他和他們為：敦煌的保護神。
這種強烈的文化責任感通過羅振玉、蔣斧、董康、王仁俊、向達、王重民、劉複、於道泉、王慶菽、梁思成、張大千、常書鴻、段文傑，一直像聖火一樣傳遞至今，照亮了中國的學術界和戈壁灘上燦爛的敦煌。可以說，近百年來我國知識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搶救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搶救行動。它標誌著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覺醒，顯示了我國學術界高度的責任感和強烈的文化主權意識，以及一種浩蕩的文化正氣。同時，也表現出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始終具備的文化高度。
作者簡介
馮驥才，1942年生於天津，浙江寧波人。中國當代作家、畫家、文化學者和教授。在文學上為文革後崛起的“傷痕文學”代表作家。1985年後以“文化反思小說”對文壇產生深遠影響。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近百種。代表作《啊！》、《雕花煙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激流中》、《漩渦裡》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韓、越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四十餘種。
馮驥才兼為畫家，出版過多種大型畫集，並在中國各大城市和奧地利、新加坡、日本、美國等國舉辦個人畫展。他以其中西貫通的繪畫技巧與含蓄深遠的文學意境，被評論界稱為“現代文人畫的代表”。
馮驥才又是當代文化學者。近二十年來，他投身於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倡導與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並致力推動傳統村落的保護，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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