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國語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五四時期的國語統一爭論

作者=袁先欣

來源=《文學評論》

在五四時期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運動中，白話替代文言成為新的標準書面語與現代“國語”的創製普及這兩個事件，毫無疑問具有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甚至直到今天看來，仍可稱之為中國社會文化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性事件之一。正如現代民族主義理論提示我們的，中國的現代語言改革運動不僅與文學的革命、知識制度的更替等等一系列複雜問題高度相關，而且也與中國現代民族創製、民族國家制度形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日本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教授的論文《五四時期的國語統一論爭——從“白話”到“國語”》，正是從“國語”與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這一角度入手，以平時為學界所注意不甚多的五四時期國語統一論爭為切入點，探討了五四時期的語言改革運動，進行一系列頗有意思的思考。在本文中，我試圖通過對村田雄二郎先生《五四時期的國語統一論爭——從“白話”到“國語”》一文的文本細讀和分析，對比補充五四時期京音國音之爭的以及其他與國語統一相關的論爭材料，梳理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語境和發生狀態，並以此為基礎，希望能夠就西方確立的民族主義理論範式和模型展開一定的反思；同時，基於民族主義考量的國語建制是國語文學發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夠為重新思考國語文學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方向。

民族主義還是現代化？

晚清到1920年的國語統一過程概述

在正式進入對京音國音的內部問題的討論之前，先就之前中國國語統一運動的狀況進行一個簡略的回顧。由於歷史事實太過龐雜，本文無法將從晚清到1920年的各種國語統一嘗試一一詳述，只能將筆者認為幾個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事件提出來稍作闡明。自清末受日本影響出現了“國語”以及“國語統一”的籲求以來，各種統一語言的嘗試不絕於縷。不過，“國語統一”在國家層面上取得的第一個大的突破進展，是1913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此次大會首次選定了官方承認的注音字母，並且通過投票方式初次確定了法定讀音即“國音”。值得注意的是，1913年讀音統一會確立的“國音”，並非以某地現有方言為基準，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選定的一種“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獨有的的入聲、尖團音等均包含在這套"國音”內，因此實際上是一種由各地方言雜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統。此一混雜特色帶來的後果是，實際上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這套方案的弊病後來在普及國語的過程中暴露得十分明顯。

1913年制定國音之後，由於政治、社會的動蕩，“國音”方案遲遲未得到頒布，國語運動一度陷入停滯。1917年，國語運動與發軔於《新青年》、當時正轟轟烈烈展開的白話文運動合流，胡適寫下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在社會上造成了巨大影響。由於此前的國語統一嘗試大都限於小部分知識分子的小範圍實踐，1913年審定的“國音”又一直在教育部束之高閣，未得到正式公布和推行，因此1917年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合流，成為了“國語”概念獲得大眾認知的首次亮相。對許多人而言，“國語”與語體書面語也即是白話文，在意義上是重疊的。

1917年以後，由於社會影響和教育部內部一部分人的推動，國語統一迅速獲得了巨大的成果。1918年，教育部終於公布了1913年審定的“國音”以及標注此種“國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學“國文”科為“國語”，具體內容是小學一二年級必須教授注音字母與“國音”，從前“國文”課講授的文言文改為語體文（也即是白話文）。毫無疑問，在小學改“國文”為“國語”，是一種推廣國語的措施。不過，由於當時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能夠操此種混雜式“國音”的人群，又同時因為作為語體書面語的“國語”概念此時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對各大方言區教授國語的教員而言，一個很自然的教授"國語”的方式，就是以“國音”誦讀語體文，以此達成口語意義上的“國語”。但是，在這個過程裡，“國音”自身的問題暴露出來了：由於“國音”系統的混雜性與模糊性，在具體教授普及過程中，到底如何理解把握“國音”構成了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北方方言中沒有的尖音、團音在南方方言中又根據不同地區有所差別，應該依據那一地區發音？入聲應該按照哪一地域的音調？這些在"國音”方案中均沒有清晰規定，造成了國語普及過程中的巨大困難，甚至出現了方言與“國音”乖離太大，不得不用“土音”來朗讀語體文的事例。

京音國音之爭

國語統一在操作上遇到的實際困難是1920-1921年京音國音之爭發生的直接背景。論爭首先由南京高等師范英文科主任張士一挑起，他發表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的《國語統一問題》[3]，徹底批評了到此為止的國語統一思路和方案。根據村田先生的總結，張士一完全推翻了此前國語統一的步驟和辦法，認為“以國音讀語體文”的國語統一方法是錯誤和違反語言學規律的，應該先從口語統一入手，語體文是口語統一之後對口語的摹寫。而就統一口語的方式而言，混雜語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應該取一特殊地區特殊人群的口語為標準，推廣至全國。張士一提出，最適合作為"國語”推廣標準的，就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語”。與張士一相對立，陸基、黎錦熙等人則以支持混合語為出發點，質疑了張所謂的“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口語”內部是否具有如張所認為的那麽高的同質性，指出即便是北京語內部，同樣混雜不清、難以界定；同時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國家內部不同方言區之間溝通交流工具的混合語“官話”，已經具有了國語基礎標準的資格。村田先生將這些圍繞國語聲音標準爭論的主張解讀為“以語言為媒介創出國民”的“典型的語言民族主義表現”[4]，認為在張士一與陸基、黎錦熙等人“京音”、“國音”爭論辯駁的背後，是“等質的語言共同體之創出如何才可能，這樣一個與國民統合相關的極具政治性的問題”，而兩條不同的思路則反映出了不同的國語統一的想象。從這裡出發，村田先生分三個部分詳細考察了語言民族主義式的“標準國語”理念如何與中國歷史、社會現實中實際存在的地域、歷史、階級偏差糾纏聯繫，最終在20世紀中國思想的視野裡建立了國語這一近代特有的理念。在文/白的對立中，村田先生看到了“言文一致”的普遍性機制的顛倒；在方言與標準語的對立中，特定方言北京話標準語的國語形成邏輯與其他方言爭奪沉浮的過程被揭示出來；在以張士一為代表的京音派所主張的國語概念中，村田先生發現了一種顛倒式的過程--通過對預設國語及其承擔者的想象，發現和創造了民族的起源和母體--而正是在這裡，近代特有的國語敘述誕生了。

村田先生認為京音國音之爭的兩方皆體現了“以語言為媒介創出國民”的“語言民族主義”，這一點我是十分讚同的；儘管美中不足的是，村田先生並沒有很清楚的描述出爭論兩方的不同路線所體現出的國語統一的想象具體為何，也未對這差異背後可能蘊含的意義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但是，村田先生將京音派主張的、憑借已經存在的某種單一口語求國語統一的方式，歸結為一種聲音中心主義的立場，認為其通過對文字、歷史的拋棄以及對純粹聲音的追求，實現了顛倒式的民族主體的創製和“發現”，我認為這一結論做出得有點草率，有簡單代入理論模型之嫌，放過了京音派主張內部的複雜性和意義。在下面展開的論述裡，我希望：1.再度審視京音派主張的內部邏輯和出發點，試圖揭示其內部真正蘊含的衝動與意義；2.重新思考作為爭論對立面的京音派與國音派思路上的差異。

在張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國語統一運動的《國語統一問題》一文中，儘管張士一以強大的語音中心主義態度開場，批判以文字為根本來統一國語是一個本末倒置的錯誤，但是當他論到北京話為何適於當作國語標準時，起首列出的兩條理由卻是：“要這種方言，最近於文字。有這個資格的，是北京語。”“要向來用這種方言的書籍報紙等類最多。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由此看來，北京語適合作為國語標準，並不由於它是某種拋棄了一切外在纏繞的純粹聲音，反而因為這聲音與文字有著無法割斷的關係。在這裡，張士一的實際選擇恰好與他秉持的理論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實是，張士一真實的出發點並不由於聲音至上的“語音中心主義”理論邏輯，也不在於要徹底的否定、拋棄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種“交通便利”、能夠使“全國的人說出來……彼此可以完全聽得懂”[8]的語言，也即是一種高度同質化的語言。張士一認為從口語入手進行統一的方式優越於從書面語入手，並非出於極端化的語音中心主義邏輯，而是因為已經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語顯然比當時還在形成過程中、內部模糊混雜的“國音”具有更高的內部同質性和可推廣性；同時，當文字手段可能對推廣同質語言形成幫助時，張士一也並不拒絕從文字那裡借力一把。當張士一論證說北京話適合充當國語標準時，恰恰是因為北京話口語形式最接近當時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普及的白話書面語：有了已經"同質化"的書面語，口語的"同質化"當然會便利很多。只有基於這樣的立場，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張士一為何會在文章中出現明顯的邏輯悖論，同時還對此渾然不覺。

這裡需要追問的是，張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質化語言，其背後指向的是什麽？畢竟，同質化的語言也可以導致同質化的“國民”產生，西方經典式樣的語言民族主義遵循的正是這樣的邏輯過程。不過，仔細閱讀張士一的論述就會發現，張士一謀求的同質化語言，無論在目的上還是形式上，均與西方經典式樣的“語言民族主義”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張士一並沒有把自己對同質語言的訴求歸結到“民族”或“國家統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視統一的國語為一種“交通的器具”，如“鐵路輪船一樣”，國語統一是為了提供交流溝通的便利。在這裡，張士一的想法實際上與晚清以來試圖通過語言統一解決“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多扞格”之弊病的思路暗合，目的在於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資本主義發展掃除語言上的障礙。在朝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官僚機構的膨脹、資本主義的發展，都使得社會流動性增加、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碰撞日益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分歧眾多的方言狀況對交流的暢通進行形成了不小的障礙，統一語言就成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其次，形式上，張士一是在明確當時中國已經有了統一書面語的情況下，還執著訴求於口語層次上的同質統一；而我們如果對比語言民族主義的例子，如果僅僅出於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慮，則實際上共同書面語已經足夠敷用：無論是安德森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還是霍布斯鮑姆描述的19世紀前葉的語言民族主義，在其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印刷語言”或“上乘文學語言”都是書面語。很明顯，張士一所夢想的，是在一個面對面的交流空間當中，實現語言溝通的透明和徹底——這當然是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生產空間，構建想象的共同體的空間並不需要執著於如此之近的距離和如此之高的同質性。

由此可見，張士一的國語統一思路，從其本身的出發點而言，與其說是一種“語言中心主義”導致的民族建構，不如說是面向現代化時，試圖通過語言同質化手段為正在形成中的現代工業社會創造同質人群。基於這樣的立場，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什麽張士一在面對很容易轉化為民族主義工具的中國音韻學遺產時，抱持的卻是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音韻學遺產雖然有助於追溯“起源”，但在推廣現代社會同質語言方面，對於“聽今音、發今音和教今音”卻並無直接有效的作用。如此，張士一否棄音韻學遺產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實上，恰恰是在作為京音派對立面的“國音派”所主張的以混合語求國語統一的方案裡，清晰的凸顯出了民族主義的訴求，體現了20世紀中國從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艱難努力。滿清遺留下來的政治版圖幅員如此廣大、族群如此眾多、方言如此歧義，要將一個這樣的複合型帝國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同質“國族”(nation)，在這其中找到一個所謂的“中心”或“起源”，基本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情。如此只好模仿官話的方式，以混合求之，以混成一體的方式求得整體性的統合效果--國語統一運動中影響力巨大的“從各地方言中各各擇取部分混成一整體”的混合型思路，就是由此而來。當張士一站在現代化的立場上指責“國音”同質化程度還不夠高、無法達成完全清晰透明的交流時，陸基、黎錦熙等人則以“大同小異的官話”已經“覆蓋北部、中部、西南部的各省”，事實上已經基本構成了統合全國的國語為由，為混合國音辯護。正是由於這種統合性的存在，哪怕其內部混雜不堪、難於界定，推廣上麻煩重重，陸基、黎錦熙們依然要堅持其為中華民國應有的標準語。同時，村田先生用來描述京音派的"顛倒式的民族主體的創製和發現“這一語言民族主義式論述，實際上也是在混合語思路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為張士一所否棄的音韻學遺產，在支持混合語的章太炎手裡，正好成為了他論證湖北方言"南北相校……韻紐皆正”、適成為“夏聲”的理論依據。在這裡，對起源“夏聲”的尋找和投射，恰恰是由混合語思路來完成的，這進一步凸顯了混合語思路內部謀求的民族統一衝動和面向。

在這個意義上再回過頭來看1920-1921年的京音國音之爭，除開表面的國語統一方式上的不同之外，京音派與國音派的差別還可以從更深一層的內部衝動上來把握：京音派代表了朝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向的渴望，國音派體現的則是以共同語言統合國家的衝動。儘管在表面的論述上，兩個面向可能存在互相重疊或不清晰的中間地帶，但若從立論與側重的方向上來看，則兩種不同的衝動基本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在京音派代表人物張士一那裡，推行國語的目的完全從實用論的角度來闡述，幾乎完全未涉及國族認同、統一等問題；而這一思考角度呼應的，實際上就是晚清以來試圖通過共同語言來普及教育、為現代化掃除障礙的語言改革方向。認為中國語言統一之後便能“進而日本。進而歐西……駸駸達於文明之極點”，從清末到民國一直是許多語言改革者的夢想和追求。同時，對不僅僅是“想象的共同體”而且是面對面的“透明的共同體”的執著，也反映出京音派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如何能夠在語言變革的協助下得以實現。與此相對應，國音派明知混合國語的明顯缺陷卻不願意另起爐灶，這其中除不想放棄之前多年的努力外，更深層的原因大概還在於不願意放棄混合國語在象徵、建構國族方面的優勢。

不過，我在此對兩種思路進行的區分，並非要把二者之間的差異絕對化；正如村田先生所言，無論京音還是國音，事實上都能夠服務於"以語言為媒介創出國民"的“語言民族主義”；京音派儘管在意識上以現代化為目標指歸，但其提倡的高度同質化的口語共同體卻依然可以在事實上造成同質化的民眾群體，最終構成同質化的“國民”。因此在事實上，京音派與國音派均可被視為語言民族主義的表現，只不過在具體的國語統一的想象上，二者發生了抵牾。但是同時，我也並不覺得這兩種思路最終依然能夠統合到“語言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之下，能夠完全消弭二者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其中蘊含的意義。我認為，中國語境裡的京音國音之爭，實際上正為我們提供了某些特別的視角，可供我們重新觀看西方語境中的民族主義理論內部某些“顛倒"和“斷裂"。至於如何通過京音國音之爭反思產生自西方語境中的經典民族主義範式與當代民族主義理論，我將在後文中具體展開。

國語與民族主義問題

通過此前的文本細讀，我們可以整理出兩個問題：首先，京音派的主張不可解讀為以語音中心主義尋求語言民族主義的邏輯；在此我們需要追問的是，村田先生此處錯誤讀解的原因是什麽？其次，京音派與國音派不同的主張，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內部“統合認同”與“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兩種衝動，那麽，這兩種衝動與經典式樣的西方民族主義是否相關？通過京音國音之爭，這兩種衝動發生了對立抵牾，其背後的原因和意義為何？在下面的部分裡，我嘗試對這幾個問題逐一進行一個理論上的分析回答。

語音中心主義與語言民族主義

如前所述，村田先生將京音派的語言統一主張，敘述為一個語音中心主義語言民族主義邏輯式樣的、以純粹聲音追求和顛倒出民族主體和起源的過程，實際上忽略了京音派內部邏輯的複雜性，是一個有問題的判斷。很明顯，村田先生在這裡是直接套用了語言民族主義的理論闡釋，而對中國歷史事實內部存在的特殊性與複雜性未有足夠的警惕。

很容易看出，村田先生所倚賴的理論資源，是柄谷行人先生關於現代國語形成與民族國家之間關係的相關論述。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裡，柄谷先生描述了日本國語形成過程中，如何以一種“言文一致"的顛倒方式，將語音/口語抬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這一行為背後的意圖，實際上是要否定作為歷史存在的文字（尤其是漢文）。通過這樣的過程，純粹聲音性的“大和音”被發現，民族主體得到了凸顯。柄谷先生試圖通過對這個語音中心主義語言民族主義的邏輯的批判，來解構一種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起源和歷史的神話。村田先生使用柄谷先生的理論，其實是試圖在中國語境內，揭示出作為一種敘述的民族起源、歷史同樣是被"顛倒"著創建的這一過程。在這個問題意識與批判立場上，我與村田先生是一致的，即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敘述中，同樣存在欺騙性的“顛倒”；然而，村田先生未經反思直接將語音中心主義語言民族主義這一邏輯套用到中國情境中，使得他掉入了陷阱，做出了與中國歷史情況不符的判斷。

我認為，村田先生之所以會不假思索的套用語音中心主義導致的語言民族主義這一邏輯，當然一方面大概是由於村田先生本身作為日本學者，容易為本國經驗先入引導；另一方面我認為，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以語言構建民族的語言民族主義模式構成了一種經典民族主義式樣這一情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儘管霍布斯鮑姆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均指出，語言之成為民族主義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要到19世紀末才出現在歐洲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新現象，但潮流振蕩，影響所及，以語言、尤其是口語確認民族的方式到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經典模式。不僅在日本，包括西歐法國、英國、意大利等許多國家在內，現代民族的成型與拋棄普遍性書面語（漢文或拉丁文）、將本民族口語改造為文學語言的過程均有著極深的關聯。然而，中國的實際情況與這一套理論無法完全融洽的事實卻提醒我們，由西方建構敘述的民族主義理論並非如其自身宣稱的那般"普遍"，其中必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顛倒”和“斷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許可以構成一個重新思考和審視這一套理論的視角。

事實上，從語音中心主義到語言民族主義這一邏輯之所以能夠造成，是因為西歐、日本民族主義發生時所處的特殊歷史社會背景。一方面，中世紀的西歐有拉丁語、明治之前的日本有漢文作為一種外來的、表意的“普遍性書面語"，因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當地方方言崛起之時，這個外來的、書面性的普遍性語言就構成了一個“他者”；在此一“他者”的映照之下，新生的“民族性”就必須要從與外來的書面語相對的“口語”中尋找和獲取，由此來獲得自身民族性的定義和統一。本居宣長在假名中找尋隻屬於日本的“物哀”的民族性，西歐民族將民族的“血脈”和“根”的意識投射到語言和口音之中，皆屬於這樣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是特殊的歷史過程將民族、口語整合到了一起。通過對作為“外來的”、“書面的"普遍語言的雙重否定，同時作為“民族的”、“口語”的新共同語得以誕生。與此恰成對照，在中國的語境裡，前現代中國使用的普遍性書面語文言文，是由中國內部自發產生的，並不具有外來性；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取代，雖然有語音中心主義的因素蘊含其中，但也不是口語/口音對文字的絕對否定，而是一種新的書寫系統對舊有書面語系統的取代。在這裡，構建統一民族性，不是通過對外來"他者"的否認來達成，而是需要從自身歷史（以及與歷史深深纏繞的文字）中找尋資源；對純粹聲音的重視則更多的出於實用方面的考慮，導向了現代化的訴求。因此，在中國的個案裡，語音中心主義與語言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不能一以貫之。在這個意義上，從中國經驗出發，就可以看出，位於西方民族主義敘述中心位置的語音中心主義語言民族主義這一邏輯，實際上是特殊歷史社會環境的造物；由此，依靠這一邏輯成立的語言民族主義模式的“普遍性”，也就被破除了。

中國語言民族主義

在前文中，通過對隱藏在京音派與國音派主張內部邏輯的考察分析，確認了隱藏在京音派背後"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的衝動及國音派內部“統合認同”的面向。那麽，對這兩種不同的衝動應當作何理解？就我個人看來，體現在京音派與國音派中“統合認同”與“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兩種衝動，實際上與經典民族主義模式裡包含的兩重面向相契合。根據霍布斯鮑姆的論述，經典民族主義模式肇始於法國大革命，其核心在於國家=民族=人民：一方面，國家與民族在地域範圍上相重合，一個國家內理論上有且只有一個民族，這樣國家對國民的統合、國民對國家的效忠問題就得到解決，國民效忠於國家，等於服從民族共同體意志。另一方面，單一民族的同質性保證了人民內部的同質性，於是平等的現代公民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都能夠得到實現。而通過既是國家主權主體、又是人民全體的"民族"這一概念，兩者鑄合成為了一個整體。當霍布斯鮑姆論到民族主義以一個方法成功地同時解決了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兩個重大問題時，他實際上也已經觸到了民族國家機制內部蘊含的兩重面向這一事實。

語言民族主義與此同構，一方面，民族間共享的“國語”能夠喚起同屬一個共同體的感情，增加民族/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語言加速了社會同質化的程，促進了現代同質公民社會的出現。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我們比照發生於1920-1921年的京音國音之爭，爭論的兩派恰好代表了這兩個不同面向：國音派更多的偏向統合認同的目的，京音派的主張則基於追求現代化的立場。

在此意義之上，村田先生認為京音國音兩派均體現了“以語言為媒介創出國民"的“語言民族主義”，我認為這個大判斷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語言民族主義的大框架下，此處仍然存在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與西歐乃至日本民族語言成立的過程不同，中國在確立了作為國語書面語的現代白話文之後，卻在“音”的問題如何取捨上發生了歧異。如果說對西歐乃至日本而言，某種特定語言能夠同時統合囊括“統合認同”以及"追求現代化"兩個向度，那麽在中國語境中，這一問題又經由確立何種“音”的爭論，構成了對立抵牾。在此值得追問的是，造成這一特殊現象的原因是什麽？

以我個人淺見所及，我認為，原因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考慮。首先，中國從前現代社會朝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並非簡單的創造“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將包含了多種民族、不同地區的複合型帝國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過程。在這裡，帝國結構成為了一個無法忽略跳過的背景與前提。表現在語音問題上，就是“國音”對帝國語言遺產“官話”的繼承：正是由於要將一個內部差異巨大的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代表了地域廣袤、民族眾多“中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的官話/國音才成為了中國民族構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國音”無論從其混雜、模糊的語言特色，還是其包容多民族國家內不同方言、民族的政治內涵來看，均與西方語言民族主義意義上基於種族性或單一起源的“民族語言”有著深刻差異，它並非“中華民族”這一實體民族的民族語言，而是含義複雜的"中國"象徵。前現代帝國歷史、官話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的現代語言變革在處理建構民族認同的問題時，采取了一條特殊的道路。

第二，中國語言本身的特質也是應當被考慮進來的一個因素。中國語言文字的表意性以及象形漢字的存在，使得中文系統中書面語與口語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疏離。口語可隨時空、地域發生巨大變化，書面語卻能夠在長時期內保持較高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因此，儘管地域龐大，民族、方言眾多，但憑借全國範圍內通用的漢字、文言文甚至白話文，交流溝通得以實現。京音國音之爭中關於取何種“音”的爭論，也基於這樣的語言現實：京音國音之爭發生的1920年代，以白話文為標誌的新文學和“國語文學”已經基本取得大眾認可，現代白話文作為標準書面語得到了官方的確認。因此，爭論的核心內容並不在於如何造成“國語”，某種程度上反而變成了以何種方式讀出“國語”。國音派給出一套混合各地方言的“國音”方案，京音派則將實用上更勝一籌的北京音抬上了桌面；不過，從根本上而言，兩種思路的背景和出發點，都是已經存在的白話文書面語。更有趣的是，京音派雖然高舉語音中心主義的大旗，但其選擇北京話的理由，恰恰是其與已經通行的書面語白話文最為接近。在這個意義上，書面語或"文"在中國的現代語言改革運動佔有的核心位置、語言運動與文學革命之間的緊密關係被呈現出來了。

第三，京音國音爭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也在於1920年代的中國，代表國家強力的一整套操作機制還未完全成型。等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國語”憑借政治的力量得到了最終確立承認，其內部就是在音調問題上遵循了京音派的單一口語主張，在詞匯語法問題上取國音派混合語主張，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兩個面向的統合。不過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我雖然在這裡提出國家強力機制是京音國音之爭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我並不認為它可以完全抹殺京音國音之爭中反映出來的中國語言民族主義的特殊性問題。“國語”儘管在口音問題上基本取了京音的主張，但"國語"並不等於北京話，也非一種排他性的民族語言，在作為國家內部各民族、各方言地區通用語的層面上，它依然延續和保留了官話、“國音”的內涵。

民族主義理論與中國語境

如前所述，作為帝國語言遺產的官話系統以及中文本身的語言特質兩個因素，直接影響了中國的語言民族主義，使其呈現出了特異的風貌。與此結構類似，被這種語言所代表的“中華民族”範疇本身，其面相也與西方式樣的“民族”頗為不同。“中華民族”由國家內部不同的多個民族組合而成，將這些多元群體統合為一體的，並非單一純粹的族群起源，而是多民族在長時期內共同參與同一政治共同體的歷史過程。因此，在中國語境中，無論是“國語”還是“民族”範疇，其內部均存在一個複合結構；在國語或者中華民族概念支撐包裹的骨架下面，不同民族、地方方言等多元性因素實際得到了認可與包容。這是在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的語言民族主義與民族建構結果。

19世紀以降，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國家成立的基本原則，逐漸在全世界範圍內普及開，時至今日，世界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的世界。然而與此同時，民族內部對少數族群的壓抑、強製同化，民族之間的衝突流血，也成為了近兩個世紀以來屢見不鮮的場面。在以安德森、蓋爾納、霍布斯鮑姆等理論家為代表的當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中，檢討反思由民族範疇、民族主義帶來的對多樣性的壓抑，甚至強製同化造成的問題，就構成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意識。安德森等人之視民族為一晚近的建構產物，正是為了說明，民族並非一個自然自在的範疇，民族提供的一整套原則也並非天然合理。由此建構論式的民族主義理論出發，近二、三十年來對於民族問題的探討多集中於解構已建立成型的“民族”，力圖揭示出其背後對多元、多樣性的壓抑過程，來開放歷史的其他可能性。柄谷行人教授在談到日本國語問題的時候，正是以這樣的問題意識作為基本關照；此一視角也影響到了村田先生對於中國問題的解讀和思考。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民族”範疇的建構性與壓抑性當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話題，但是與此同時，更引起我興趣的卻是，無論是在國音、國語代表的語言問題上，還是中華民族範疇代表的民族本身內涵上，中國都在同質性的框架之下，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了包容、保護內部多樣性積極的因素。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我們一味僅僅注目於建構與壓抑的問題上，是不是過於順應西方理論的思考理路，而放過了由中國語境可能展開的理論可能性？

在這裡，我希望通過重新將中國民族主義中存在的“統合認同”與“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兩個向度，與西方經典民族主義中的類似結構進行比對，來嘗試思考和回應這一問題。如前所述，在中國語境中，“統合認同”與“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這兩個民族主義制度內部的向度被區分開來，並通過語言問題中關於京音、國音的討論發生了衝突辯駁。與中國恰成對照，在西方民族主義歷史中，認同、同質化人群、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等因素卻完全糾纏在一起，不可做截然的區分。不過，在這一個各種因素互相纏繞、互為因果的過程裡，同質化因素起到的貫穿作用依然是清晰可見的。同質化構成了西方民族概念當中的一個核心要素，是民族辨認自身的基本出發點；同時，同質化也是民族主義時代政治認同的基礎：民族/國家認同的核心，在於確認“我們”同樣歸屬於同一個共同體；由此，代表此共同體的國家機構才是合理合法的。同質化的概念貫穿了民族範疇以及依此獲得合法性的現代國家制度，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面對必然呈現出無數多樣性與多種層次的現實社會時，為什麽民族國家要勞心費神的進行各種同化手段，有時甚至不惜採用暴力：對同質化程度的質疑會直接導致對民族性的質疑，進而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存在根基。

與西方民族主義的情況相對比，中國語境中“統合認同”與“為現代化準備同質人群”兩個方向構成清晰區別、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兩相對立的事實，實際反映了同質化並未在此結構中成為貫穿性的因素。在中國語境中，同質化因素更多是出現在促進現代化工業社會出現的層面上，而在國家政治的層面，統合認同的出發點不在於確認群體內部的同質性、單一性，而是要把複合帝國體制之下的多民族廣闊疆域以最大可能限度的統合到新的意識形態框架下來。在這裡，作為現代國家合法性前提的“民族”原則雖然被接受，但實際的處理中，前現代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對此共同體的認同，依然發揮著主導性的力量。由此，才鍛造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面相。

在當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論述裡，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是導致強迫同質化、壓抑多樣性的一個重要原因。霍布斯鮑姆指民族主義時代的國家如果不進行內部的同化，就有面臨少數群體舉起民族大旗反抗之虞，因而同質化操作機制就成為了必要。安德森更直接分疏了群眾性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認為官方民族主義是積極性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反動，其出現是已經存在的國家為了保證自己屹立於民族主義洪流之中不倒而為自己披上的外皮；並以俄羅斯、泰國等國家歷史為例，說明由於前現代國家並不存在單一民族樣式，這種官方民族主義又會導致國家啟動強製同化的機制。不過，我在這裡希望指出的是，這些國家采取強迫同化操作機制，並不是因為它們堅持自身的多民族框架，而恰恰是這些國家關於自身的想象已經被同質化貫穿，完全接受了民族主義關於同質化作為民族根基、政治合法性來源的理念。只有在徹底認同了民族國家的國家形式之後，這種同化邏輯才成為可能。而正如前所分析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建構民族的觀念中保留部分包容多樣性的因素，就是因為中國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接受同質化因素作為統合認同的基本出發點，也即是說，沒有徹底接受民族國家的一整套原則形式。在建構新的政治共同體的過程中，作為前現代國家政治形式的帝國建制依然存留著影響，成為民族國家政治形式之外的另一種方案，構成了新的政治共同體建制的參照和來源。在西歐，基於同質化人群的“民族”概念已經是一個先決條件，民族主義運動的意義在於將這個民族擴張成國家，使其具有國家框架；而對中國而言，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保護已經存在的政治共同體是首要任務，因此民族概念是基於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結構而成型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強迫同質化實際上是內在於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式的邏輯，不能僅僅歸罪於多民族的前現代國家試圖維持自身的努力；而那些多民族前現代國家千方百計要向同質民族靠攏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民族式樣的國家已經成為了現代世界唯一合法的國家形式。在這獨一無二的意識形態籠罩下，所有的邏輯、多樣性都被民族主義收編了。

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中國語境中特殊的國語概念和民族概念可能存在的意義大概就在這裡：國語和中華民族的範疇，其內部還包含了與民族國家形式不同的、別樣的國家形式所留下的痕跡與影響。而在民族主義已經得到大量反思的今天，這種特殊性的存在，也許能為我們打開一扇面向新的未來的窗戶。

語言背後的國家建構

作為中國現代語言改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1920年代的京音國音之爭儘管看似一場典型語言民族主義式樣的通過語言訴求建構民族的運動，但仔細的分析則暴露出了京音國音爭論兩方所代表的不同立場。其中，與我們所了解的語言民族主義的慣例不同，要求以某種較為單純的口語來作為國語的京音派背後，實際上的指向是要為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準備條件，並沒有直接訴諸民族上的要求；反而是在混合語思路的國音派那裡，建構民族的意旨表現得十分強烈。從這個特殊的爭論場域出發，我們可以發現，當代民族主義理論中關於語音中心主義與語言民族主義的邏輯關係實際上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並不具有普遍性。同時，京音國音的爭論也暴露出了中國語言民族主義的特殊性，這特殊性則是由中國語言文字的特性、作為前現代中國遺產的特殊官話系統等因素造成。最後，“國音”、“國語”、“中華民族”等範疇雖然是在民族主義的大框架下出現成立的，但由於前現代中國的帝國建制，這些範疇內部都包含了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包容保護多樣性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來反思西方經典民族主義範式以及當代民族主義理論，中國的個案也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提供面向未來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國語文學的問題，一直與國語的成立、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主義話題緊密相關，民族主義方向上的考量構成了國語與國語文學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京音國音之爭的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國語文學牽涉不多，然而在京音國音爭論雙方的背後，一個關鍵的構成因素實則在於以白話文為基礎的國語文學之成立。在這個意義上，京音國音爭論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如何讀出書面國語文學的問題；白話文與國語文學在中國現代語言改革運動中佔據的關鍵性位置由此可窺見一斑。本文對京音國音之爭與民族主義的討論分析，也希望能夠為重新思考國語文學提供一些新的背景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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