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潘沙
編者按：地分南北，十裡難同音。億萬口舌，吐千百言語。腔調各異，人心不同，一座文化巴別塔，難倒古今賢人。
“說國語，寫規範字”，大大小小牆壁與角落張貼的宣傳語，恐怕是許多八零後九零後共同的校園記憶。當代國語，脫胎於清末定義的“國語”，淵源自中古以來的“官話”。一些語言學科普讀物裡，國語的英譯名Mandarin被妙趣橫生地稱為“滿大人”，似乎昭示此譯名與大清帝國息息相關，這一說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Mandarin源自滿大人？傳教士擊碎謠言
提及“滿大人”，19世紀諷刺畫裡的醜化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大辮子、朝天鼻、八字胡、長指甲、孔雀翎、朝服、念珠、官靴，眉宇間透著邪佞、傲慢或愚昧，如果Mandarin的詞源是這副尊容，大抵可以看出列強對東方的蔑視了。不過，在傳教士初入東土的時候，還是大明的天下。查諸文獻，Mandarin一詞最早亮相，也是在明代。
第一個踏上明朝土地的西班牙傳教士拉達評價中國人性格之時，如此說道——他們是平易、謙恭和厚道的民族，只有曼達林才自認是神。他們是大工匠，積極從事他們的工作，因此令人驚異地看到他們是多麽勤奮地提供產品，而在這方面他們是最有天才的。所謂“曼達林”，就是大明官僚，這一稱謂在傳教士的文獻裡屢見不鮮。
《利瑪竇中國劄記》提供了另一個例子，並且追溯了其源流——（明朝）所有的軍職或文職大臣都稱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雖然他們的尊稱或非官方稱呼是老爺（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親。葡萄牙人稱中國官員為Mandarin（正確拚法應為Mandarim），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現在歐洲都知道中國官吏的這個頭銜。
後世語言學家並不完全接受利瑪竇的說法，Mandarin可能來自於葡萄牙語，也可能源於西班牙語的Mandarino，支持前一種說法的研究者又分為兩個陣營，一部分人認為Mandarim的根就在葡萄牙，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此詞是葡萄牙人在亞洲殖民的產物，源自馬來文的Menteri，甚至可以上溯至梵文的Mantrin，意為“大臣、部長”。
暫不討論哪種說法更專業，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Mandarin最初指代的是中國官員。在明末西方傳教士的書信與著述裡，Mandarin（曼達林）出現的頻率奇高。這並不奇怪，傳教士們出入中國，難免與朝廷官員頻繁接觸。官員既是統治階層，又是知識分子，是傳教士借以觀察東方的鏡子。他們的筆下，雖然並未像清末諷刺畫描摹“滿大人”一般盡嘲諷之能事，卻也對官僚少有好感，不妨試舉幾例。
葡萄牙籍耶穌會士曾德昭在《大中國志》裡介紹中國監獄的“潛規則”——如果曼達林發現他們肥胖且面色良好，便下令處以刑杖，他們叫做“打肥的”，意思是打肥胖的人，並說把他們關在那裡是服刑，不是讓他們過好日子的。
16世紀葡萄牙使臣皮裡士的隨從維埃拉曾被囚禁在中國監獄，他在書信裡提及流放制度，寫道——被流放到他省的人，為曼達林做家務，掃地和運水、劈柴、及其他這類的勞動，替國王的工程乾活及服別的勞役。
明清之交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記載中國官員的信仰與權欲之際，引用過利瑪竇的一段話——當神父宣講我們的聖教及歸信者以後享受的永恆幸福時，曼達林說：去罷，去罷，閉上你的嘴，別說這些無聊的奇談怪想，你這洋人最大的體面和幸福莫過於住在本國本京。至於我這方面，我的榮譽和快樂就在這曼達林的腰帶袍服，其他的都不過是隨風而逝的空話廢話……
傳教士眼裡固執狡猾的官僚，又如何與帝國語言牽扯上關係呢？對於苦苦等待傳播福音機會的范禮安、羅明堅與利瑪竇而言，傳教士深入中國，最先遇到的莫過於語言障礙。不能諳熟漢語，就無法真正真正傳教。中國幅員遼闊，語言眾多，豈是一朝一夕能夠掌握？利瑪竇切中要害，唯有走上層路線，在官場小有名氣，才能暢行無阻。至於闖蕩官場，語言問題也化繁為簡，只要能講官話，煩惱迎刃而解。《利瑪竇中國劄記》詳細描繪了這一思路——“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種方言，也就是鄉音之外，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
這種國語的產生可能是由於這一事實，即所有的行政長官都不是他們所管轄的那個省份的人，為了使他們不必需學會那個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這種通用的語言來處理政府的事務。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並且在外省人和他們所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雖然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言以示親熱，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這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
只不過，根據明末傳教士記載，利瑪竇極力推薦的曼達林官話以南京音為基礎，而眾所周知如今的國語以北京話為基礎，其中的語言變遷，要交給隨即登上歷史舞台的清代解答。
沒落的大清國語，慘遭自家人拋棄
戲份頗重的滿大人，究竟講什麽話呢？滿大人的滿語，保存期限似乎還不如大清帝國。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滿洲實錄》揭了女真人的老底，遠在努爾哈赤發跡之初，東北漁獵部族少有文字，與外界信函往來依賴蒙古語翻譯。女真人既然有覬覦中原之志，斷不可仍滿足於茹毛飲血時代的文化生活。奉努爾哈赤之命，女真學者先後創製了老滿文與新滿文，將之尊為“國語”，直至清末皇帝們仍不時提及的立國之本“國語騎射”正源於此。
雖然女真人逐漸在中原站穩腳跟，但貴為國語的滿語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地位搖搖欲墜的危機。不難理解，新生語言根基尚淺，靠著強權推行，四周環伺的是滲透力甚強的蒙語和漢語，故而皇太極語重心長地勸誡部屬：“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之冠，盡忘本國語言，太祖、太宗之業遂衰。夫弓矢我之長技，今不親騎射，惟耽安樂，則武備漸馳。朕每出獵，亦不忘騎射，勤練士兵。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後世無變祖宗之製。”
有清一代，至少在皇宮之內，滿漢雙語教育得到嚴格執行。根據宮內規矩，皇子皇孫六歲即就外付讀書，寅刻至書房，先習滿洲、蒙古文字，然後習漢書，師付入直，率以卯刻。入關後，順治決心調和滿漢，但不忘提醒宗室對國語勤加練習，下令道“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製。前宗人府禮部設立宗學，令宗室子弟讀書其內，因派員教習滿書，其願習漢書者，各聽其便”。在宮廷之外，皇帝對旗人的滿語教育也十分用心，下令翻譯了四書五經等漢文經典，期待他們能夠滿漢皆通。不過，八旗子弟顯然對枯燥的儒學經典沒什麽興趣，遂有“不肖之徒並不翻譯正書，反將《水滸》《西廂記》 等古詞翻出，導人於不善，相傳看閱”之現象，此類民間選擇，昭示著滿語似乎難以真正站穩腳跟。
清初，由於皇家重視有加，滿語一度佔據上風，不諳滿語的漢臣需要借助翻譯才能參與朝政：“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事，座在其中參預之。”清朝全盛之際，滿語卻已有明顯衰微跡象。最先拋棄國語的是駐防各地的八旗將士，他們原本就滿蒙漢語混用，對滿語並無特殊感情，長期駐扎漢地，日常以漢語溝通，令他們在入關不久就漸漸淡忘了滿語。康熙曾言：“朕不虛其不知滿語，但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亦未可知。”皇帝此言一語中的，到了他執政末年，不僅是駐防在外的旗人，就連京城附近的八旗子弟也已有不諳滿語者：“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從此清人後生小兒多不能清語。”
雍正年間，八旗子弟滿語水準退化進一步加速。據載，駐防廣州的八旗子弟“聽聞稀少，耳音生疏，口吻更不便捷”。尤為令皇帝震驚的是，京畿之內的旗人，也公然違背祖訓。如果說之前的傳聞還是道聽途說，此番則是皇帝親耳所聞：“近見挑選之侍衛、護軍，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皇帝為此降旨，要求旗人“嗣後各宜勉力，異其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搏等技，專心學習”，又設立翻譯考試制度，以“國語騎射”作為旗人獎懲的標準。
即便如此恩威並施，滿語退化的速度並沒有延緩。
乾隆年間，皇帝重申，宗室子弟“如有不能清語者，在學則將管理宗人府王公、教習治罪，在家則將父兄治罪”，可見宮廷內外滿語生存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其後，乾隆看清了形勢，對滿語危機的積重難返心知肚明，他退而求其次，對駐扎各地的旗人放鬆了要求：“八旗人員住居外省日久，於本地語音，雖微有隨同，而旗人體態則不能更改。”截至此時，對於清廷而言，只有東北故地的滿語尚未淪陷，其余各地，包括京城附近，滿語已經名存實亡。乾隆晚年，甚至朝中滿洲大臣都轉而用漢文遞交奏折了。
康雍乾之後，大清國運急轉直下，滿語命運也是岌岌可危。嘉慶對此無能為力，只能下旨重申祖訓：“我朝列聖垂訓，命後嗣無改衣冠，以清語騎射為重。聖謨深遠，我子孫所當萬世遵守。”這一套說辭沒什麽效力，因為滿語甚至漸漸在宮闈之內都不再流行。同治年間，皇帝偶爾用滿語呼喚宮人更換所乘白馬，左右近侍無一人能解，只有醇親王尚能聽懂。難怪文廷式在《聞塵偶記》裡感慨：“王公大臣通國語者，百無二、三矣。”無獨有偶，劉體智在《異辭錄》裡提及“滿漢同化”：“皇帝典學，尚知國語，餘則自王公大臣以下，僉不知其為何物矣。清末滿大臣帶領引見，太后前則易，皇帝前則難，以太后不通國語也。”
堂堂國語，在宮廷裡僅有皇帝親王能懂，已是寒酸不堪，溥儀乾脆連最後一層遮羞布也撕了下來，他在《我的前半生》裡寫道——我的學業成績最糟的，要數我的滿文。學了許多年，隻學了一個字，這就是每當滿族大臣向我請安，跪在地上用滿族語說了照例一句請安的話之後，我必須回答的那個：伊立（起來）！
滿漢雜糅北京話：後來居上的大贏家
滿語式微早已不是秘密，但清末它將國語的地位拱手相讓，仍具有里程碑意義。1911年，大清基業風雨飄搖之際，《統一國語辦法案》頒布，其中規定“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為主”，北京話後來居上，成為了左右標準音的關鍵因素，至今地位無可撼動。
據學者研究，利瑪竇來華時代，南京官話仍佔據主導地位。兩三百年之間，官話的標準音何以北遷呢？個中情形，三言兩語無法解釋清楚。不過毫無疑問，政治中心的北移是重中之重。滿清入關之後，為參與朝政，學習漢語成為滿人必修課，他們最親近的老師莫過於漢軍旗人。於是，音質渾厚粗糲、音調凝重下沉的盛京官話就成為了影響到了京城腔調。此後，“怎呼”“胳肢”“邋遢”“巴不得”等滿語詞匯融匯其中，輕音與兒化音也被吸納進來，歷經數百年沉澱，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北京話。直至晚清以前，北京話雖然慢慢剝離了利瑪竇所記載的吳語特徵，卻還不能與官話等量齊觀。
事實上，清代中葉的官話究竟是何模樣，究竟更傾向於明代南京官話或是近代北方官話，連諸多學者也難下定論。但是，從雍正對官話的強調來看，官話似乎更偏向北方語音，他登基之初，就曾下令道：“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唯有閩、廣兩省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特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遍為傳示，設立正音書院……八年之外，如生員不能官話者，暫停其鄉試；舉人不能官話者，暫停其會試；童生不能官話者，不準送取學政考試，俟學習通曉官話之時，更準其應試。”此外，日本學者平田昌司另辟蹊徑，從鴻臚寺朝會唱讚人員選撥入手，指出至少在乾隆年間，清代逐漸以北音為正。
當然，官話語音的更迭不可能一蹴而就。鴉片戰爭前後，大清面臨亙古未有的變局，南京話與北京話也在上演著空前激烈的交鋒。當年湧入中國的洋人，對南北語音更為敏感，他們留下的隻言片語反而能幫助我們一窺舊日情形。
1840年，英國人羅伯聃與中國人蒙昧先生將《伊索寓言》翻譯為《意拾喻言》，在前言裡提到：“當朝皇帝們一直住在北京，他們說話都帶有北方口音，以至於那些不敢落伍時代的年輕人盡可能像北京那樣說話。依他們的話說，那是皇帝的嘴巴，聖上難道還會有錯嗎？”
英國外交官威妥瑪1867年出版刊印北京官話教材《語言自邇集》，他援引艾約瑟的話：“那些想說帝國宮廷語言的人必須學習北京話，這種北京話已經淨化了土音，被公認為帝國官話。”長期代理美國駐華公使的衛三畏也曾說：“北京話現在最為時髦，最具宮廷色彩，就好像倫敦的英語，或者巴黎的法語，被看做是公認的帝國宮廷語言。”可見，在外交官群體裡，北京話是代表中國的不二選擇。
其實，北京話對底層的影響也有蛛絲馬跡可循。譬如，洪秀全建都天京，就急著匡正“世道”，以南京話為正音：“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這從側面說明，即便在中國南方，北京話的滲透力也是不容小覷。
在中國語言變遷裡，日本是一面鏡子。江戶時代以來，日本歷來重視“唐話教育”，所教授的正是南京話。明治維新之後，為了適應外交需求，也為了趕上中國潮流，北京話教育異軍突起，甚至還為此特地編修了《官話指南》。在《清末北京志資料》，日本人給出了南北語音之爭的答案：“現今中國人使用語言中人數最多者，分為北京官話及南京官話兩種。北京官話是以北京官場為中心使用之語言，且為各地官吏及讀書人所使用。凡官員因召見或引見而來北京進宮拜謁皇帝時，必須使用北京官話，故他們須學北京官話。”
在北京話奠定“統治”地位的爭論裡，日本人也扮演了不俗的角色。19世紀末，文壇議定國語的聲音漸起，名士吳汝綸造訪日本，向教育界請教興辦新式學堂之法。伊澤修二建議，統一語言是當務之急，而北京話執牛耳則是當仁不讓：“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政令之所由發，巨公達官之所聚集，而亦將來議院之所在也。欲威信達於全國者，舍北京話其莫由矣。”1902年，吳汝綸上書管學大臣張百熙，呼籲“不可使語言參差不通”，舉國以之為救世良藥。
此後，在議定國語的輿論裡，北京話成為熱門之選。江謙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辯稱：“英之小學讀本用倫敦語,法之小學讀本用巴黎語,日之小學讀本用東京語……學部既謀國語之統一，編訂此項課本時，是否標準京音……”慶福在《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說帖》裡主張“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立論道：“夫言語出於人，非出於地也。地有偏隅，人無偏隅。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會萃摩練，在成此一種京話，斯即中央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語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蘇之兩半省矣。”
借助文壇上下鼓吹，北京話在清末順利成為國語藍本。然而，辛亥革命之後，質疑聲從未斷絕，其中最有力者當屬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在他眼裡，北京話不過是日本人抬舉之物，是洋人所謂曼達林語裡的新貴，他憤憤不平地咒罵道：“近日專以燕雲之胡腔，認作官話，遂使北京之韃子，學得幾句擎鳥籠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別國為官話教師，揚其狗叫之怪聲，出我中國人之醜，吾為之心痛！”不過，隨著北京話在民國初年國語論爭裡再度勝出，歷史車輪已是滾滾向前不可逆轉。
參考資料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
吳孟雪：《明清歐人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文史知識》1993年第1期。
季永海：《論清代“國語騎射”教育》，《滿語研究》2011年第1期。
張衛東：《北京音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4期。
王東傑：《“代表全國”：20世紀上半葉的國語標準論爭》，《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編輯 | 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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