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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之名,對簿公堂,《長安三萬裡》為何成被告?


1905電影網專稿 自電影《長安三萬裡》上映以來,票房表現青雲直上,38萬人打出的豆瓣評分穩定在8.3,可謂是追光“新文化”系列的好采頭。



8月16日,正值電影票房衝18億之時,洛陽市隋唐史學會卻發布聲明表示,《長安三萬裡》的部分情節與史實不符,極易誤導觀眾,影響了歷史人物出生地、事發地同胞的感情,並發出律師函,要求主創團隊道歉。消息一出,立刻引爆輿論。



隨著這一紙訴狀新聞事件的持續發酵,關於藝術創作與尊重史實之間的討論,也持續升級。



洛陽市隋唐史學會表示,《長安三萬裡》是動畫電影,青少年閱聽人面廣,史實錯誤更加不可容忍。


學會指出,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陽,李白與杜甫第一次相逢也在洛陽,並非影片當中的長安;“一日三絕”發生在洛陽天宮寺,並非影片中的揚州;救下郭子儀的是李白,也並非影片當中的高適。



在中國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名城中,洛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當一部影片定名為《長安三萬裡》,同時把很多情節放在了長安背景下,洛陽史學會站在自己家鄉的角度發聲,是合情合理的。


《長安三萬裡》在早期宣傳時期,有意地把影片定義為唐詩、歷史科教片,容易給大眾留下“電影課堂”的印象。而課堂最需要嚴謹,觀眾自然會以嚴苛的標準看待。



實際上,只要涉及了藝術改編,要做到作品100%與歷史契合,都是非常困難的。雖然電影在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上出現了偏移,一定程度上誤導了觀眾,但影片的歷史文化熏陶未嘗不是觀眾接觸歷史、增長興趣的起點。從這個層面而言,電影的正面作用肯定比負面作用大得多。



同時,作為與歷史文化結合緊密的影片,《長安三萬裡》的被告也為同類題材長了一個教訓。此後,同類影片的主創團隊,不妨適當規避“歷史”“科教”的刻板印象,同時對事件發生的真實地點做出宣傳。美美與共,方能夠和而大同。



一部影片藝術創作的空間究竟有多大,始終是電影人思索的命題。如果要求每一部電影都絕對還原史實,那麽對於國產電影而言,創作環境並不是優化了,而是更加嚴苛了。



電影本質上是藝術創作,而非教材。如果《長安三萬裡》是一部講述唐朝由盛轉衰的紀錄片,那麽將原本發生在洛陽的歷史移至西安,便是不可忍受的原則性錯誤。不僅是地點,紀錄片的人物關係、服裝配飾、建築、食品和城市場景等,都要盡可能地考證、還原,並用畫面呈現在銀幕之上。不同電影類型,對其歷史還原的要求也不同。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是文藝創作的重要標準。



電影創作者要堅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以《長安三萬裡》為代表的歷史文化題材電影,在進行藝術加工時,仍然要盡量符合史實。


同時,從影片本身出發,“長安”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具象的地點,而更多的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理想載體。而對於容易引發史學爭論的藝術改編,需要附加特定的說明,以免由於引發誤導而陷入爭議旋渦。


在《長安三萬裡》成為被告的背後,大家也認可了洛陽這座古都的訴求。



近些年,在考古過程中很多地方都在“爭”,爭論歷史人物的家鄉、神話傳說的發生地,本質來說,是對地區品牌知名度和旅遊資源開發的爭奪,意味著大好河山到處都是歷史文化資源,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這個暑假,《長安三萬裡》的西安研學路線火了一把。小編也期待著,各地能夠打破壁壘,推出多城聯動的旅遊線路,讓歷史文化名城攜手並進,而非零和博弈。



將洛陽發生的歷史改為長安,不僅影響洛陽本身的知名度,更影響了旅遊收益。時至今日,電影的經濟效益早已不僅局限於票房和版權費用,而是已經擴大至旅遊業、製造業、文化服務業等多元產業,頭部電影對於經濟的影響是異塵餘生性的。


《長安三萬裡》主創成被告,是一次經驗,而非一次錯誤。2023年暑期檔已破178億,刷新了疫情前的票房紀錄,國產電影持續向好,文藝創作者不應束縛了手腳。電影的教育意義是多元的,既有歷史的教育,也有道德、文化和美學的教育。



小編也期待著,今後也能有電影以洛陽這座古都展開,通過多元的文化輸出與創新,打造新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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