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論壇嘉賓張燕生（左一）、張佔斌（左二）、李大營（左三）、黃新斌（左四）。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2019年3月8日，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論壇嘉賓聶輝華（左一）、劉尚希（左二）、韓宇（左三）、馮亮（左四）。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目前中國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其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可見一斑。不過金融去杠杆、經濟調速換擋大環境下，去年民營企業發展也遭遇了融資難以及負擔重等困境。
民營企業發展同樣成為今年兩會期間的一個熱點話題。
下一步，應該如何為民企減負？如何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3月8日新京報舉辦的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上，來自學界、金融界的代表圍繞這兩大主題進行了探討，“市場”和“技術”是兩大關鍵詞，政府需要為民企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企業減少負擔，金融機構則需要通過技術解決民企的融資難題。
本次沙龍的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佔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聶輝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華夏銀行北京分行行長李大營，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黃新斌，網商銀行擬任副行長馮亮，工行北京市分行公司金融業務部（普惠金融事業部）總經理韓宇。
話題1
為民企減負最需要做什麽？
民營企業最需要的不是優惠、補貼，他們需要公平競爭的環境，需要政府提供的信息等公共服務。
張佔斌：民營企業的負擔，經濟負擔只是一方面。首先，要更多地關心、關懷、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現在講“兩個毫不動搖”，要旗幟鮮明地講明白、講透。第二，要在所有製理論上有一些進展、有一些突破，來逐步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理論。第三，要給過去遭受錯誤對待的民營企業家“平反”，恢復名譽，有些要提供適當的補償。第四，要研究如何建立一個新型親清政商關係，要求各級黨政幹部學會在新的環境下更好跟企業家交朋友，幫助企業家、尤其是幫民營企業家更好解決困難。我接觸到的很多企業家反映說，現在清是清了，就是不太親了，怎麽能夠既清又親，需要進一步研究。
我去年提了一個提案，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家納入黨和國家的培訓體系，這個事現在也在做，但不是大規模，下一步還要繼續努力完善。培訓可以幫民營企業解決一些問題，也許不一定學習了很多，但是政治上覺得平等，這個價值也是很大的。
另外，“放管服”還有大量工作可以做。行政方面，政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為市場經濟發展開辟道路。這些年政府在推動這件事，但還有很大空間，因為有的企業感覺受益不太明顯，希望還有更大的“放管服”舉措。法治方面，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政府、企業家哪些事情能乾或者不能乾，都有一條底線或者天花板，讓大家在平等的遊戲規則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肯定是透明的、公平的、一視同仁的。如何通過法治真正保護好產權，包括私有財產、知識產權，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從經濟上為民營企業減負，有很多措施能夠在更短時間內有效。第一個措施就是減稅降費。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相當大的篇幅講這件事，決心很大，力度很大，措施也很實在，看得出政府在這方面下了更大的決心，要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包括交通運輸收費、電力收費、中介服務收費等，都有降低的空間。
第二，要想辦法解決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很複雜，很多國家在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但是我國走到今天，民營企業已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融資問題上還是要找到更有效、更有針對性的辦法。困難有，但是辦法更多。有些地方服務民營經濟、小微企業有一些創新的辦法，例如借助於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介入金融部門的創新。另外還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科創板馬上要出來，這些將來都會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起到減負的作用。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但是我們重視它，想辦法去做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第三，推進“放管服”，也就是降低制度性的成本。剛開始更多強調“放”，能放的交給市場、交給企業，但是光放也不行，不監管會出問題，還得管好，要有溫度地監管，把服務和熱情融進去。這裡就涉及到很多問題，比如盡量減少各種各樣的審批，政府應該做很多信息服務方面的工作，給更多中小民營企業提供最準確、及時、有用的信息。
第四，要貫徹競爭中性的原則，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我們在對企業進行評估的時候，很多民營企業家說不需要優惠，不需要補貼，就希望在平等機制下大家來競爭。國家有一些補貼，但民營企業拿不到，所以民營企業家建議取消它。
張燕生：“放管服”講的是哪些事要由政府親自做，哪些可以委託獨立機構做，還有一些可以給商業機構做。有立法、有執法，而且有專業人員操盤，讓獨立機構每年向政府述職，達到比較高的透明度，讓全社會知道這些獨立機構做得怎麽樣。
行政化的“放管服”和法治化的“放管服”，核心的區別還是治理革命，就是怎麽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講到，凡是市場可以做的交給市場，凡是企業可以做的交給企業，其實後面兩句話應該補齊，凡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情政府應當擔當起來，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民營企業發展，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務，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進步是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形成的。
話題2
民企融資難是機制問題還是技術問題
市場不夠開放，市場發育不夠完善；遇到了金融去杠杆、資本市場下行等大環境。
張燕生：改革開放這麽多年，製造業市場結構是什麽樣的？民企比重是61.2%，外企比重是11%，民企加外企在一般製造業所佔比例在70%以上。解決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從加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問題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但在這40年的進程中，一般製造業的市場是開放的，競爭是相對充分的，資源配置也是相對有效的。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金融的市場結構是什麽樣的？民企比例是7.8%，外企比例是1.5%，外企加民企還不到10%，這個市場是不充分開放的，競爭也是不充分、不激烈的，資源配置上也不是很有效率。
這就涉及一個大的問題，下一步我們的金融服務業能不能進一步開放？銀行願不願意“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如果開放，又涉及到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競爭力，能不能應對更高的開放風險、競爭風險和金融行業的系統性風險。
聶輝華：我有兩個觀點，第一，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因為市場發育不全；第二，政府有點用力過猛。
民企遇到了“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政府也很著急，用心良苦，頒布了很多政策，但首先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完善的市場機制。我認為，應該首先讓市場發揮作用，如果市場不能發揮作用，而政府乾得更好，這時政府才可以入場，也就是說，首先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然後才是政府發揮更好作用。
問題是我們有針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股權市場嗎？沒有。有沒有債務市場、股權投資渠道、中小企業的征信系統和账務查詢系統？都沒有。這樣中小企業融資市場就發育不起來，在市場沒有發育健全的情況下，政府就介入了，而且有點用力過猛。去年相關部門提出了政策，大型國有銀行新增貸款的三分之一要投放到民營企業，三年之後爭取一半新增貸款投放給中小企業，但是一刀切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市場規律？我去一家著名的城商行拜訪，他們主要的客戶是大中型企業，現在一半要給民營小微企業，那麽出了不良怎麽辦？銀行也需要平衡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韓宇：我在銀行主要負責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的，在一線和客戶打交道，離市場比較近。我感覺到2018年全年民營企業融資確實相對來講比較困難，我們也一直在研討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難是第一位，為什麽融資這麽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幾類，什麽樣的民營企業融資難？有一些非常優質、沒有股票質押的企業，貸款是不難的，真正感覺融資比較難的企業是什麽樣的類型？我覺得是有相對比較明顯的特徵。一個是在大的環境下新舊動能轉換，傳統的拉動經濟方式要轉換成新的經濟方式，傳統的舊的動能本身就面臨著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壓力，本身就有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遇到了環保、金融去杠杆等外部的宏觀政策的環境。還包括稅務、勞動力成本都有所影響。去年很多公司股價下行，很多上市公司在股價下跌過程中出了一些問題。這麽多不利因素交織在一起，企業出現了流動性的問題，這和企業本身的經營問題，還有上市公司本身融資問題交織在一起，顯得問題比較複雜。我的理解是，企業面臨比較大的經營困難，融資困難只是其中一方面。
馮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其實本質上都能歸納為融資貴。民營小微企業融資很難，說明市場需求很大，有痛點，政府又倡導，但是反而成為了一個問題，我覺得很可能就是方法沒有找到。我們服務的小微企業，很多是沒有征信記錄的，或者沒有像樣的抵押物，也沒有特別規範的財務報表，因此用傳統的渠道很難融到資。
我們發現民營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確實跟原來比較大的客戶需求不太一樣，可以總結為“小短頻急”的特點。小微企業可能每次只有幾萬、十幾萬的資金需求，用款期限往往很短，往往就是進貨或者裝修店鋪這樣的情況，但是又非常頻繁，經營周期中會反覆發生，需求也非常緊急，要進貨需要用錢。很多大的企業都有專職財務人員，有財務規劃，小微企業往往是沒有的，需求來了就非常著急。這樣的資金需求，如果用傳統人工的方法來滿足顯然是不經濟的。
李大營：現在金融開放，我們是有信心的。為什麽有信心呢？就因為行業開放從2000年左右開始，恰恰因為這個市場先開放，開始就建立了市場導向的機制，現在去中國香港、美國看，發現中國在金融服務方面跟世界一流水準可以有一拚，因為我們這幾年建立了非常好的監管機制，建立了市場導向機制。
我們未來還是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比如服務北京，我們為了服務其中的兩個中心也就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專門成立了中關村管理部和文創產業管理部，專門服務北京的科技和文創企業。目前，這種探索已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中關村管理部2018年為1500余家中關村企業提供了融資授信支持，累計投放金額超過600億元，實現了服務科技企業數量翻番及貸款餘額翻番。
此外，我們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先進技術推出多條線上項目，利用線上模式開展精準行銷，在提升服務效率、服務水準和服務質量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實際成效。
話題3
如何破解民企融資難
規模歧視、所有製歧視，歸根到底是市場不夠開放；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的解決方法。
聶輝華：規模歧視、所有製歧視，歸根到底是市場不夠開放，如果市場發育起來，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
韓宇：去年下半年國家已經調整了相關政策，金融機構紛紛行動起來，工商銀行帶頭髮起倡議，承諾不抽貸、不壓貸，跟民營企業簽訂了百家合作協議，幫助民營企業渡過難關。今年工商銀行北京分行提出的目標是：民企貸款增加100億，增速超過20%，民營企業有貸戶淨增客戶不低於300戶，小微企業的普惠金融增加85億，增速超過70%。
馮亮：網商銀行定位就是服務小微企業，貸款對象全部為民營企業。對於民營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我們最主要的方式是利用技術手段解決融資成本和風控問題。在貸款流程上，網商銀行采取“310”服務模式，貸款申請全部在線完成，“3分鐘申請，1秒鐘放款，全流程0人工介入”。我們沒有線下網點，也沒有客戶經理，所有業務依靠IT系統和數據來完成。
貸款本身是非常低頻的事情，為什麽在我們這裡變得頻次這麽高？因為我們將貸款業務與小微客戶的交易場景相結合，包括零售、採購、備貨、應收账款提前收款等場景。例如，我們有一個“多收多貸”產品，客戶的每筆線下掃碼支付收單都會累計信用額度，在銀行APP上每天可以領授信額度提額的紅包，既增強了互動性，同時客戶的信用額度也在不斷提升，可以滿足更高頻次、更高額度的貸款需求。
在風控方面，我們采取平台化的方式，與其他機構開展合作，將包括風險控制在內的部分開放給合作夥伴。對於沒有抵押物的企業，我們采取的方式是拿信用做抵押，如果企業違約，會付出代價，在整個網商銀行生態體系中都很難再獲取需要信用來背書的相關服務。我行不良率保持在1%左右，低於市場平均水準。由於不良率低，邊際成本很低，所以單筆貸款5000元，甚至500元都沒有關係，這是服務小微企業商業模式可持續的原因。
黃新斌：我們主要是通過基礎產品和創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中行推出了中小企業“信貸工廠”模式，北京分行實行流水線作業，通過標準化的操作縮短審批鏈條和操作鏈條，近三年來對中小企業累計發放超過460億。
在去年年底，我行對所有的政策進行了重檢，要求對原來授信政策裡涉及到企業所有製性質劃分的政策全部進行調整，確保政策對於所有製不再有限制，所有企業一視同仁。近期，我們還推出多項關於民營企業和普惠金融的舉措，強調對企業不抽貸、停貸、斷貸。
在融資貴問題上，我們強調對價格進行嚴格控制，每個季度按照上一季度定下的價格來做當季的監測，現在企業只要能在我們這裡融到資，價格並不是問題。
金融科技是服務小微企業的工具之一，是實現目標的一個手段。在我們服務小微企業過程中，通常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線上我們做了相關的模型，客戶通過手機APP，可以一點秒批秒貸，所有流程均可以在線申請。我們的有些業務需要線下做，有些需要線上線下結合。
在民營企業走出去方面，去年我們對走出去的企業貿易公司提供了67億美元的資金支持，解決企業海外融資的問題，北京分行還借助總行全球中小企業跨境融資平台，帶領百餘家中小企業參加了中美、中意、中歐等跨境對接活動。民營企業走出去以後，銀行能夠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民營企業走出去最初遇到的法律風險、政治風險，因為我們銀行走出去早，可以提供谘詢服務。企業後期的信用風險我們也可以幫助解決，包括企業走出去之後如何退出來，是持續經營，還是戰略投資，這都是銀行給企業能夠做的全方位服務。
李大營：銀行向零售轉型是未來銀行的戰略選擇，金融科技是解決零售快速發展的解決方案。利用大數據、互聯網、AI、區塊鏈這些技術，可以精準地分析風險，精準為企業提供服務。民營企業的風險比較高，作為資源提供者和配置者，更應該精準地服務風險。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的解決方法。
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大力發展金融科技。銀行向零售轉型是未來銀行的戰略選擇，金融科技也是解決零售快速發展的一條最重要的途徑。華夏銀行北京分行這兩年做了很多可圈可點的事情，在服務民營企業方面，這幾年提供了2500億的融資，其中2000億是中小微企業。2018年，我們在北京地區的民營及小微企業貸款增量超過近三年之和，增速超過50%。而且，通過自身風控能力的提升，在做好這些服務的同時，不良率通過技術控制在0.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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