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藍夜》：關於婚姻、孩子和記憶，關於我們不願面對的一切

今天我們的評審書目——《藍夜》，來自美國女作家瓊·狄迪恩。她唯一的女兒因病突然離世，悲痛之餘，她以文字記錄與女兒的點滴回憶，以此與摯愛道別，獲得走出悲傷的力量。她說，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關於婚姻、孩子和記憶，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面對的一切……透過這些文字，我們終將意識到必須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歡迎大家持續關注“評審團”，我們將不間斷地為大家送上最新鮮的閱讀體驗。書評君期待，在這個新欄目下，向所有人提供關於閱讀的優質評價，也同新的優秀“書評人”共同成長。

The Jury of Books

評審團

本期書目

《藍夜》

作者: [美]瓊·狄迪恩

譯者:何雨珈

版本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9年5月

作者簡介：

瓊·狄迪恩，美國女作家、記者，生於1934年。她在小說、雜文及劇本寫作上都卓有建樹，在美國當代文學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05年，瓊·狄迪恩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13年，美國政府授予瓊·狄迪恩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她的寫作風格慣用獨特的角度審視人生，以簡約細膩的筆法刻畫人物，她敘述故事時並不巨細靡遺，而是乾淨利落、突出關鍵細節、斷裂文句，在字裡行間留出一片片空白，留給讀者遐想的空間，回味的余地。

主要作品有《藍夜》《向伯利恆跋涉》《奇想之年》等。

它講的是什麽？

藍夜將盡，夏日已去。

本書是瓊·狄迪恩的代表作，為了紀念逝去的女兒，她寫就此書。

狄迪恩在書中探尋生與死、情感與自我之間的關聯：是否我們從根本上無法互相了解，甚至對彼此一無所知？是否因為我們的不同，使我對你的痛苦甚至離去的預兆置若罔聞？是否即便沒有生死的阻隔，我們也不曾真正親密？

關於失去，關於悲傷，關於幸與不幸，關於婚姻、孩子和記憶，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面對的一切……她說，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它為何吸引人？

為了生存，我們講述。

——瓊·狄迪恩

讀來令人心碎。這是對失去的熱切追索，跟死亡與時間的悲傷斡旋。

——《紐約時報》

美國版《我們仨》，《奇想之年》的姊妹篇，一本獻給摯愛的告別之書。

美國國家圖書獎、人文獎章得主，當代現象級女作家瓊·狄迪恩，奧巴馬為她頒發“國家人文獎章”，稱她是“美國政治和文化至為尖銳和值得尊敬的觀察家”。她的文字鼓舞了幾代女性的思想與精神。

《藍夜》搶先試讀

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自認是成功的父母。自覺成功的人一般會舉出那些象徵著（他們自己）社會地位的東西：史丹佛的學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聯盟大學畢業生聚集的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而不怎麽願意自誇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數人），會像念經一樣重複我們的失敗、疏忽、不負責任和各種托詞。“成功父母”的定義經歷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從前我們認為，成功的父母能夠鼓勵孩子進入獨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們，放手讓孩子去飛。如果孩子想要騎著單車衝下陡坡，父母可能會象徵性地提醒一下，衝下這個陡坡就會進入一個四岔路口。但歸根結底，最想培養的還是孩子的獨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嘮叨，不過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項結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動，父母可能會提醒一句，但隻提一次，不會再說第二次。

我在二戰期間的孩提時代便是如此。在戰爭中長大，就意味著我需要比在和平時代更強的獨立性。父親是空軍的財政官，戰爭剛開始那幾年，母親、哥哥和我就跟著他。日子過得並不算艱難，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間，生活在美國軍事設施附近的那種異常擁擠、混亂不堪的狀況，我的童年也絕不是安居無憂。在科泉市，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房子，那是精神病醫院附近的平房，有四間屋。但我們沒有打開包袱收拾行李，媽媽說沒有必要，因為隨時都可能接到“命令”（“命令”對我來說是個神秘的概念，不容置疑）。

每到一個地方，大人們就希望哥哥和我能適應，能湊合，能在建立生活的同時也接受眼前的事實，那就是無論我們建立怎樣的生活，都會因為“命令”的突然到來而終止，被推翻。我從來都不清楚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但就算我覺得不合理，也不會有什麽實質性的改變。世界正在大戰。戰爭不可能因為孩子們的願望有任何緩和或轉移。孩子們容忍了這令人不快的事實，得到的回報就是他們可以創建自己的生活。這些孩子的父母面臨的最好選擇，就是任由孩子們自由野蠻地生長，而這背後隱含的影響，卻無人去深究。

戰爭結束了，我們又回到薩克拉門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題依然是放任自流。我還記得十五歲半拿到實習駕照時，就覺得可以吃完晚飯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到太浩湖了。要沿著蜿蜒起伏的山間高速公路開兩三個小時，到達之後，我們又立刻轉頭開回去，因為車裡的飲品都帶齊了，再沿著來路開兩三個小時回家。我開車消失在內華達的高山之中，而且還算是徹夜醉駕，結果爸媽一句都沒有說我。我還記得，大概也是十五歲的時候，在薩克拉門托北邊的美利堅河漂流，結果被大水衝進一個分水壩，然後拖著漂流艇來到上遊，又玩了一次。對於我這樣的行為，爸媽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

一切都是過眼雲煙。

現在實在是無法想象了。

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經沒有時間讓你去容忍孩子這樣大膽放肆的消遣了。

儘管這種良性的忽略讓自己受益，輪到我們當了父母，對成功的判斷標準，卻是我們能對孩子進行多麽嚴格的監控，恨不得把他們緊緊拴在身邊。巴納德學院院長夏竹麗建議父母多給孩子一點信任，不要對他們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她提到有位父親，專門休假一年來指導女兒的大學申請準備工作。她提到有位母親，親自陪著女兒去見系主任，討論一個研究項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親，說因為自己付了學費，要求校方把女兒的成績單直接寄給她。

幾年前，波士頓東北大學的盧因女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寫了大學校園裡代溝變小的問題。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家長們的問題，也指出了學生自己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一個月和家人的手機通話時間遠超三千分鐘。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個很有用的學術資料庫。“我可能會給爸爸打電話，問他‘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是怎麽回事？’這比自己去查找資料容易多了。他什麽都知道。我爸爸說什麽我基本都會信。”另一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被問，有沒有覺得和父母太親近了，她一臉茫然不解：“那是我們的父母啊，他們本來就應該幫我們。這本來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啊。”

我們越來越覺得，這樣深入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別正當的行為，對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我們把他們的號碼設為快捷撥號，通過聊天軟體注視他們，追蹤他們的去向。我們認為打過去的每個電話他們都要接，只要他們計劃有變就要向我們報告。我們總是胡思亂想，覺得一離開我們的視線，他們就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險。我們會把“恐怖主義”掛在嘴邊，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樣了”“不能放任他們乾我們以前乾的事了”。

然而孩子總是要面臨危險的。

女兒金塔納出生之後，我沒有一刻不在擔驚受怕。

我怕游泳池，怕高壓線，怕水槽下面的鹼水，怕藥櫥裡的阿司匹林，怕“破碎男”本人。我怕響尾蛇，怕湍急的水流，怕泥石流，怕出現在家門口的陌生人，怕沒由來的發燒，怕沒有操作員的電梯，怕空蕩蕩的酒店走廊。恐懼的原因顯而易見：這些東西可能會傷害她。問個問題：如果我們和孩子能清楚地了解彼此，這恐懼會消失嗎？是我們倆的恐懼都會消失，還是只有我的恐懼會消失？

成年後的我們，便漸漸淡忘了童年時的沉重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