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許子東，名字之前通常要加上兩個頭銜：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前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節目嘉賓。這兩年，或許還要再加上兩個節目——《圓桌派》和《見字如面》。
公眾熟悉的可能是許子東後一個身份。他自己都曾感慨：“如果今天在google或百度輸入許子東三字，幾十年教書生涯和學術研究成果少人關注，更多人注意的是音頻、影片和越界的電視言論。當然，這些公眾言論，無疑也是學術自由的一部分。”
在他看來，這是要和鬥魚直播去爭奪年輕人的時間。一方面是語言上要做得好看，另一方面不能降低自己的學術水準。
近日，他的《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出版。這本書是許子東在香港嶺南大學的講課實錄，講說範圍包括了“五四”文學革命起源，以及魯迅、郭沫若、茅盾、沈從文、張愛玲等知名作家，是一部實錄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
魯迅：從《狂人日記》開始宣戰
文/許子東
我最早讀魯迅的小說時，非常震驚。因為在我成長的年代，個人跟群眾如有矛盾，一定是群眾對。當然，有一個個人比群眾更對，但是他說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們都相信群眾。我從小就知道，凡一件事情，很多人說不對那就一定不對，一定是我錯了。直到讀魯迅的小說才知道，有可能個人是對的。我也可能就是這個人。
有兩個強大的力量一直都在支持群眾，一個是主流意識形態，人民群眾總歸是正確的。現在被稱為主旋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真的是主流。另一個是市場經濟，講銷量，講讀者，講點擊率。流量是靠群眾來的，少數人講得再好也沒有用，幾十萬點擊量就是厲害。可是偏偏魯迅支持個人。
《狂人日記》裡，很多人都覺得主人公是傻瓜，可實際上他是對的，只有他才看到了歷史的潮流。當然，他最後也自我否定。但是，在群體與個人對立的情況下，《狂人日記》站在了“個人”的立場上，是個人向庸眾宣戰，這是魯迅早期的思想。當然，魯迅寫得更多的是“眾人”，在分析一個一個的“吃瓜群眾”。
但《狂人日記》寫的是“個人”，而這個人，在眾人眼裡是有病的，是“癲佬”。但狂人想說的是：說不定你們在睡覺，我在叫醒你們。這個人物的反轉，是這篇小說的基本主題。最早的“狂人”是企圖“看人”（救人），其實也“被看”（被救）。後來的《阿Q正傳》和《示眾》，更多只是“被看”。（我在本書前言中說過，本想看人家教書，結果卻是“被看”。）如果說魯迅自己也是半個“狂人”，那是病中反抗“看人”的半個，而非最後被招安的半個（至少到一九三六年是這樣，倘若魯迅很長壽，後面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狂人日記》還有一個要點，就是進化論。之前講過，影響“五四”的，有科學、民主、進化論三大主要思想。
科學，理論上是勝利了，今天中國人都相信科學。但也未必全部，因為還有一些科學是不能被懷疑的，而科學的精神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懷疑。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距離科學精神的真正實現，還有很大的發展太空。
民主，當然我們知道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作主。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普遍的誤解。民主也有幾種。一種誤解是，你是民，我是主。當然這個是錯誤的。第二種誤解非常普遍，要為民服務，要為民作主。“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白薯。”這句話看上去對，實際上有問題。“為民作主”，主語無論是誰，總之自己沒法作主，才需要有人作主，所以還是要呼喚包青天。歸根到底，民主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清官。
其實，“五四”以後直到今天，進化論遠比科學、民主更深入人心。在中國古代，人們對於時間的概念有兩種，一種是循環論，一種是退化論。什麽是退化論呢？就是說中國最好的時候，是上古時代；中國最好的皇帝，是堯舜禹，三皇五帝；過去的是最好的，聖賢都是古人。而我們今天總難企及堯舜禹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說法，就是歷史退化論。另外，還有一個循環論，《三國演義》的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方唱罷我登場，主張歷史是循環的。
清末，赫胥黎《天演論》譯成中文後，中國人慢慢接受了一個新的時間觀，就是把臉轉過來了，以前看前人、先人，現在要進步，看未來。現在有很多話語，具有不證自明的正能量。比如說“前進”，往哪裡前進？向未來前進。未來一定會更好，這就是進化論。為什麽？物競天擇啊，留下來的都是好東西。世界是競爭的，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勢不可當，反動勢力終將滅亡，正義終將勝利—把一切都歸結到這樣一個線性時間的發展上來。
剛才講的這些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其實已滲透到每個人的腦子裡，不僅在中國內地，也在香港和台灣。同學們看今天在香港的街上，新鴻基、新地、新時代、新世紀、新光、新世界、新同樂……一大堆“新”，很少有哪家店以“舊”命名的。“老”還有一些，“舊”非常罕見。香港雖然很重視文物保留，願意保護舊建築，但在語言上改得非常徹底。
“新”就是好，這就是“五四”的現代性和主流意識形態。“五四”文學從魯迅開始便形成了一個思想潮流，假定“新比舊好”，“西比中好”，“城比鄉好”。這個歷史潮流有它積極的意義，因為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態凝固太久了，矯枉必須過正。《狂人日記》的最後一句話非常出色：“救救孩子……”因為魯迅的確相信希望在青年。
小說中有一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魯迅覺得他自己也是“吃過人”的。他自己的生活狀態，也並不是全新的。所以竹內好說，魯迅的真誠在於他承認自己虛偽。比如魯迅在《呐喊·自序》裡說：“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所以，魯迅厲害在什麽地方？別人都說自己說的是真話，只有魯迅說，我未必都說真話，你們都以為我是直抒胸臆，其實我說話有很多顧忌，我只是不願意把黑暗的東西太多地影響青年人。按現實的情況，《藥》裡的墳大概是會被人踩掉，將來或成戰場，或流轉成高爾夫球場之類。有人紀念夏瑜，紀念秋瑾，這是魯迅人為加上去的花環，光明的尾巴，他都告訴我們了。所以，魯迅一方面振臂高呼“救救孩子”，這是一個時代的強音；另一方面，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很難救。
後來他更發現，孩子們也可以很壞。這個悲觀的結局，魯迅在《狂人日記》開篇就用文言交代了，除了在技術上讓習慣文言的讀者有一個過渡外，更深的意思是預先交代失敗的結果。唯一能看破禮教吃人的人，最後怎麽樣了？投降了。他病好了又去做官了。沒有懸念，路線是曲折的，前途是灰暗的。狂人的聲音，非常積極，非常戰鬥，非常徹底，或者說，是最勇敢、最堅定的、最正確的——但魯迅也深深地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有沒有效。
（選自《許子東現代文學課》，標題為編者所加）
許子東說《許子東現代文學課》這本書雖然容易讀，但是涉及到了很多最新的研究領域，希望大家“快快樂樂地進來，痛苦地出去”。
他希望在中國大陸的主流教科書意識形態，和海外對這個主流進行挑戰的兩種力量當中，尋找一個新的可能性。比方說梁實秋和魯迅的吵架，在他現在看來吵什麽吵嘛，你們都有道理，文學寫階級，文學寫人性，對不對？寫文學史永遠在寫今天，全都是當代的問題。
8月16日晚，許子東將來到南京先鋒書店，舉辦「現代文學與民國文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新書見面會」，歡迎屆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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