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童年、故鄉、大自然與網絡時代的精神危機

童年、故鄉、大自然與網絡時代的精神危機

— ——張煒對話錄

不久前，中國作協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獎者張煒應邀做客山東師范大學社科大講壇，與張麗軍教授作了題為“對話張煒系列講座之一：童年、故鄉、大自然與網絡時代的精神危機”的學術對話。對話探討了網絡時代的作家如何保持自我，如何從故鄉和大自然中汲取力量，如何保持創作的生命力等問題。本版摘取了部分精彩內容。

——編 者

一個作家不要太勤奮，是說平常你的腦子不要老圍繞著“文學”兩個字打轉，這樣的話就會壓迫很多很好的文學藝術的思維和想法，就不會出來很新鮮的東西。平常最好不要去想文學，該做什麽做什麽，認真生活、認真閱讀，這是最好的文學狀態。

張麗軍：我們今天說時代的危機，您曾經談到過資訊爆炸、出版物非常多、思想同質化的東西非常多。作家如何創新、如何超越自我，如何持續地寫下去？

張 煒：持續地寫下去我覺得很容易，只要勤奮就會保持一定的創作量。但是有時候勤奮對於作家不是好事情，反而是壞事情。

有的人可能覺得我過於勤奮或者比較勤奮，那是因為他自己可能比我還要懶惰。有比較才有鑒別，我說我懶惰是指和重要的中外作家比起來我是懶惰的，比如舉魯迅的例子，魯迅的文學全集不到20本，最新的文集大概也就這麽一排。有人可能講，他寫得不多，但是你不要忘了看作家勤奮不勤奮，要看他的年表，看他這一生有效的、專業的寫作時間是多長。你打開年表就能看到魯迅一年大量的時間用來教學、做公務員，專門用來寫作的時間很少，專業的寫作時間那就更少了。所以有的人統計過，在有效的部門寫作時間內，沒有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比他更勤奮，寫得更多。

所以我們當代作家比他差多了，過去所謂的一本書主義，就是寫了一本書以後就不太寫作了，或者是參加所謂火熱的鬥爭、深入生活，再創作的文字很少了，一輩子主要是以一本書為主，或者圍繞這一本書再有一點點創作，這就是我們概念當中一個好作家的狀態。實際上多少有點不正常。這樣也未嘗不可，因為一個人的文字生涯是各種各樣的，很難講寫得多就是好，寫的少就是不好，寫作的情況太複雜了。所以，有的人講曹雪芹寫了半部《紅樓夢》就是一個不朽的偉大的作家，有的人寫了幾千萬字也未必留下來一部，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有時比較懶惰，反而覺得很勤奮了，就會產生誤解。

第二個誤解，一個作家不要太勤奮，是說平常你的腦子不要老圍繞著“文學”兩個字打轉，這樣的話就會壓迫很多很好的文學藝術的思維和想法，就不會出來很新鮮的東西。平常最好不要去想文學，該做什麽做什麽，認真生活、認真閱讀，這是最好的文學狀態。如果每天腦子老是焦灼於文學的板塊，就會有問題。在文學方面不要太勤奮，老是死盯著那兩個字，整個的文學思維不會活潑，不會處於一種激活的狀態。舉個例子，有朋友跟我講寫作太累了，特別是寫長篇，為什麽？比如說用一年的時間，一年裡他沒事就思考他正在寫的東西，想得很累，晚上失眠，登山、走路、吃飯的時候思維動不動就回到正在創作的作品，這個有點太勤奮了。成熟的作家不是這樣，成熟的作家是怎樣寫一個作品呢？比如說他正在桌子上寫這個作品，離開這個桌子馬上忘掉了他那場勞動。他回到了生活當中去，該怎麽樣還怎麽樣，跟大家聊天、勞動、忙家務，再回到桌子跟前馬上就投入到文學世界去了。

創作就是創造性的勞動，它非常懼怕那種慣性的操作，所以有時候你不停地去想你寫的作品，再回到跟前你的腦子被慣性思維磨得很疲憊，這個時候你很少會有出乎個人意料的、讓你驚奇的文學的發揮。一個農村的孩子，到田裡割麥子，鐮刀磨得很快，離麥田還有一裡路，一路上不停地用鐮刀揮舞，不停地動鐮刀，到麥地用你的鐮刀的時候，鐮已經不鋒利了。要想思維變得鋒利，要保護它的鋒刃，不要沒事兒經常砍、割。到了麥地，麥地就是你的寫字台、桌子，那時再把你磨得鋒利的思想鐮刀拿出來，這時候才有一場非常漂亮的收割。

中國作家我覺得不是寫得多了，普遍的一個問題是寫得太少，寫得少的人一定是閱讀得少，因為他需要同樣的藝術衝動，衝動一旦減少了之後閱讀的好奇心在減弱，創作的好奇心也在減弱。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類似的作者，你問他讀書了嗎？他說讀得很少很少。你遇到一個傑出的當代作家，發現他中國古典文學閱讀很多，腦子裡經常會出現一些很新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對最新翻譯過來的一些國外學術著作，他也一點都不陌生，最新的一些小說、散文，他也總能跟蹤，又準又快。像這樣的作家不傑出，那誰還傑出？所以懶惰是最可怕的。

衡量一個寫作者能不能走得遠，很重要的就是看他同其他生命交流的能力。跟動物交流不難，跟植物交流而且帶著情感和懷念比較難，但很重要。如果沒有，很可能就是這種能力喪失了，為什麽喪失了？得你找一找原因，我就害怕這個東西喪失。

張麗軍：您提到童年的萬松浦是永不枯竭的，是能夠激發生命能量的源泉基地。您曾經談過，很想回到萬松浦，回到龍口去創作，回到那個地方可能更親近一點，能夠找到生命的根，激發生命的能量。

張 煒：前不久我在路上看到一棵樹，我突然就走不動了，站在那個地方，因為這棵樹讓我想起來小時候的一棵樹。我在玉函路東邊的一條河邊，邊上有一棵大白楊樹，我馬上就想到了我小時候在我住的地方有幾棵挺拔的大楊樹，比它更大，漂亮極了。我就總想自己沒有時間，總覺得自己要做的事情特別多，我是指需要記的東西特別多，比如說我那天想到，當然只是想而已，還不成熟，我不一定去做。我想這一輩子圍繞著記憶當中的樹寫一本回憶錄。一棵一棵的樹，曾經在我記憶裡留下很重要的痕跡，我把它記下來，這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一本書。寫這些樹跟我的關係，給我的感動，這個樹長的樣子，當然與這些樹有關的一些故事也可以稍微寫一點。我回憶起來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事情，這棵樹讓我感動。

我覺得這是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講挺重要的指標。我發現樹能讓我感動，我懷念那些樹，我有時候像對待老朋友一樣，想回到它們身邊。我到那個地方看到它們不在了，我就覺得像一個好朋友離開了一樣，那麽傷感甚至痛苦。這種東西對我很重要，我身上有這樣的一種素質，一種生命的特質，它對我挺重要，這是關於樹木的記憶。

關於動物的記憶，那種感動、懷念，很容易理解，因為動物會跟你交流，會用眼睛看著你，交流起來也比較方便。衡量一個寫作者能不能走得遠，很重要的就是看他同其他生命交流的能力。跟動物交流不難，跟植物交流而且帶著情感和懷念比較難，但很重要。如果沒有，很可能就是這種能力喪失了，為什麽喪失了？得你找一找原因，我就害怕這個東西喪失。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的作品我也很喜歡，有強烈的道德感。看了之後在你心裡引起一陣又一陣的義憤，但是有一個小缺點，在作品裡邊看不到綠色，看不到對河流、樹木甚至動物，看不到跟這些東西對話交流的欲望和不可遏製的生命裡的好奇心。這個作家朋友心裡邊沒有這種東西，我就跟他講，我總覺得他心裡邊缺少了這種東西，缺少與樹木的對話能力，這裡邊沒有樹林，沒有綠色，給我感覺這裡邊沒有氧氣。他跟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現在在城市生活樹木很少，但是我從小在林子裡邊生活，跟大自然融為一體，他沒有那樣的生存生活經歷。可是我想有的人從窗外看到很大的一棵法桐樹就使他感動，你一棵樹都看不到嗎？一個人的觀察能力的培植是一方面，社會經歷是一方面，生活環境是一方面，人的素質是一方面，每一個生命是不一樣的，有的生命就是對綠植、對其他的生命體特敏感，這種敏感我覺得對於寫作特別重要。

我從事文學，我能把一瞬間的感動表達出來，它會支持我走很遠。我利用這樣的一種激動感受，這種特殊的東西，做什麽都好使，我會寫出好多的散文、詩、故事甚至是學術類的東西，它是一種很莫名的力量。類似於這種力量，我覺得實際上在一個人長大以後，不停地喪失掉，不停地遺忘在路線上，要想辦法把它找出來，讓它牽引你，讓這種氣味、原野的氣味狀態伴隨你。

有時候我們講寫作不是寫眼前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場回憶。《艾約堡秘史》就是寫我們改革所謂的資本擴張，是眼前的事情。但是你仔細地看一下，它的整個情感重心仍然是在過去，它是一場回憶，它是從當前出發回到個人的過去，再回到角色的過去。過去是什麽？過去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我在那個春天的下午所看到的那種感覺，可以不是癡狂的，從白沙土裡拱出來的柳樹苗，可以是其他的，我們講的不忘初心就是這種東西。說起來容易，但是返回到初心，讓那種感覺激勵你、牽引你，帶著你去感受萬事萬物，是很難的。

如果用童年的視角看待一個問題，極力地保持一個人最初的新奇和好奇，盡可能地保持少年童年的視角，去觀察複雜的社會，那麽黑暗的更黑暗，驚奇的更驚奇，快樂的更快樂，顏色在你眼裡會突然變得鮮亮。

張麗軍：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在城市中生活具有雙重視野，一方面城市帶來文化的氣息，另一方面是大自然對心靈的孕育也化為內心的東西，那種對話、溝通和融為一體的東西，時光、氣色、味道都非常鮮明地呈現出來，非常有特色和紋理，這也是我們一生中永遠積蓄力量的本原。

張 煒：人的生活、學習、創造，看起來由不懂到懂，這一路上往前走，實際上前進就是倒退，為什麽呢？因為人的創造力是來自於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和新鮮，喪失了好奇和新鮮，你的創造力也就喪失了。我們有時候講一定要多讀名著，為什麽呢？看看名著是怎麽寫的，向它學習，汲取營養，這個很好。但是另一方面你不停地閱讀，你對於生活的好奇心隨著你文字的閱讀、對於社會的閱讀，其他任何事情都引不起你的新鮮感來了。看得多了，就有了所謂的見怪不怪。現在有電腦、手機和所謂的網絡，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影片，各種的惡性案件、娛樂的東西、各種驚喜、最美的人、最醜的人、最匪夷所思的事情，只要你打開網絡就蜂擁而至。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再加上你的文字閱讀、傳統的見識，人的好奇心都給磨平了。在這樣的狀態下還怎麽創作？你知道的太多了，看到的太多了。所以，我看網絡時代也沒有什麽新鮮事了。在這樣的狀態下，一個人寫出好的作品來，有創造性的思維和發現太難了。如果是一個孩子不識字，不會看電腦，不會看網絡，是一張白紙，他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是新的，他都覺得有新鮮感，都會產生感動。

有時候我們也很矛盾，不知道讀書多好還是讀書少好；不知道不停地閱讀好，還是把自己封閉起來好。怎麽樣解決這個矛盾？所以有時候你會想一個問題，一個人他不停地學習，不停地閱讀，對於任何事情都那麽好奇，好像他的好奇心比我們大一萬倍，永遠不會枯竭，所以他不停地把他的感動和發現寫出來，而且每一本都是生氣飽滿，沒有疲憊感，沒有重複感，這裡邊肯定有一些奧妙。

我對兒童文學的喜歡，就像對我個人的少年時代的那麽一種依戀和喜歡。所以直到我後來寫《古船》等其他21部長篇，裡邊寫了血淚、苦難，我回頭一看都是大童話的結構，幾乎每一部長篇都是童話的結構，都是童年的視角。如果用童年的視角看待一個問題，極力地保持一個人最初的新奇和好奇，盡可能地保持少年童年的視角，去觀察複雜的社會，那麽黑暗的更黑暗，驚奇的更驚奇，快樂的更快樂，顏色在你眼裡會突然變得鮮亮。這個我覺得很重要，對我個人很重要。盡可能地讓我生命當中最新的、最早的那些出發點不斷地返回、不停地閃回、不停地伴隨，我覺得這個對我寫作特別重要。

張麗軍：故鄉神秘的因素，您在創作中也會不自覺地體現出來嗎？

張 煒：我的寫作如果離開膠東半島，什麽東西也寫不出來了。雖然我寫了好多的事件、故事、場景，遠遠離開了現在膠東半島這個地理範疇，但是它裡邊內在的氣息，特別是那種情感的維系，離不開那個土地。

我後來的書裡邊寫了很多的植物，特別是《你在高原》裡邊寫了上百種的動物和植物。我的每一個植物都是從拉丁文轉譯的學名，沒有一個是編的。我不知道這個草、這個樹叫什麽，我就把小時候我們當地的叫法寫在上邊，那是土名，不能通用。後來，我就把膠東半島所有的植物和草，只要我能看到的，全都把它校對了一遍，看《你在高原》裡邊的鳥、動物、蟲子，包括植物，全都是拉丁文轉譯的學名。

但是為什麽要這樣呢？我寫的時候牢牢記住我小時候看到的那一株草、一棵樹，那時候給我的感動和印象保持在了我的腦子裡。但是我寫了之後仍然用學術名字對接，把它更改。這個名稱更改了，你的情感和感受還是過去的，這個是不能改變的。有的時候我們覺得一個作品寫到了外國，寫到了日本、加拿大、美國，都不要緊，但是來自人和人之間的那種感情，那種愛和憤怒，一般來說都是一二十歲形成的，那種東西會支持你走很遠很遠。所以寫作嚴格地講，就是一次回返，不停地在記事方面推進自己，又是一個追憶回憶的過程，寫作就是回憶。

這個回憶有時候是以回憶的形態來表現的，有時候是以向前的形態表現的，但是它本質的東西都是向後的，尋找原來的記憶。有時候找過去的是把今天的和過去的加以對應。離開了過去，一個作家是不可能成立的，扔掉了過去，是一個作家毀掉自己的路徑。在我眼裡所看到的所有作家的衰落、失敗、創作力的萎縮，都是回憶的能力減弱了。

如果能保持原來生命力當中那種鮮活的不可思議的感悟力，同時又具備學院派的表達力，這樣把它接起來就是一個傑出的評論家。創作者也是，看了無數的名著，剛開始往前走，將生命原初的那種鮮活，對世界的好奇心、敏感度結合起來，就是一個挺了不起的作家。要不停地警惕這種喪失，不停地尋找過去，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保持他強大生命力的不二法門。

張麗軍：今天您談了童年、談了自然，談了網絡時代的精神危機，回到原初的味道，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回到孩提嬰兒的狀態，充滿了無限的創造力？

張 煒：學習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自己懂得多了、博學，另一方面也使自己變得陳舊，變得平庸。學習不一定全是正面的東西。有的孩子他在上大學之前對文學作品很敏銳，讀了東西以後他給你講了，你一聽他就抓住了書的神采，他能獲得一種很本質的感動。同樣的一個孩子受了高等教育，甚至找了名師把他導演了一番，再跟他接觸以後發現他不懂文學了，這個東西很怪。家長花了錢培養孩子，費了多少勁才能找到好的學校、好的老師，結果卻適得其反，的確生活中會發生這種情況。

後來我就設想，如果他繼續再學習，讀的再多一點，突破一個極限，能不能跟他原來先天的能力對接起來，是不是就變得無比的強大，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創造者和發現者呢？那也有可能，我現在常常在這個矛盾之中。一個孩子讀書少了表述的時候寫不成句，讀得多了之後套話也學會了，這是個兩難，有的時候覺得很痛苦。看到一個好孩子套話用得很熟練，但就是沒見解；但是有的孩子有見解他又不會寫，沒法表述出來，跟你溝通的時候，抓住了要害，把作品深入的東西全都翻騰出來了，而且切中要害，跟你這個創造者有深層的溝通和對話，他這個能力是具備的，但是他寫成文字就不會表述了。孩子送到大學裡去了，他很會表述，表述的全是學院裡邊的套話，框架是很清晰的。他把作品放到框架裡邊，把它大卸八塊裝起來了，但經過閹割哪還有生命呢？腿放在腿的地方，頭放在頭的地方，學院有一個框架，頭、胳膊、手在不同的太空裡邊，按部就班地放好了，提著走就好了，但是生命沒有了。

文學作品要保持一種鮮活的生命，在閱讀者裡邊它是一個活的生命，是一個心髒，撲通撲通地跳動，這個時候你跟他對話體溫不能減少也不能高燒，必須是36度，如果把它燒掉了就沒有這個生命了。文學的欣賞實在是太複雜的一個問題了。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文學的賞讀，文學理論這種東西，主要還不是詞匯的組織，詞匯的組織很光滑、很漂亮，看一點現代當紅的書學幾年就會了。但是心靈的感動，一個心靈對另一個心靈拉得越來越近，那種體悟是學不來的。我感覺還是返回原來，返回生命一開始就具有的巧妙的感悟力。那種感悟力到後來在閱讀、進修，在這種所謂的學術訓練當中會喪失。如果能保持原來生命力當中那種鮮活的不可思議的感悟力，同時又具備學院派的表達力，這樣把它接起來就是一個傑出的評論家。創作者也是，看了無數的名著，剛開始往前走，將生命原初的那種鮮活，對世界的好奇心、敏感度結合起來，就是一個挺了不起的作家。要不停地警惕這種喪失，不停地尋找過去，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保持他強大生命力的不二法門，我個人是這樣想的。

我看到了所有作家的衰敗，都是被未來的學習和知識牽得越來越遠，最後完全喪失了生命力原來所具有的拚搏力、創造力。這些東西從哪裡來的？好多人講這個東西不是學習來的嗎？是學習來的，又不是學習來的，那麽這個是什麽？

我們看到很多的書呆子，他不是先天沒有能力，而是被後天的一層一層的學習封閉了。我個人的學習體會就是求學是一個必經之路，但是不是所有的求學都會解放你個人的創造力呢？永遠記住你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封閉的過程，追求文明的過程也是走向愚昧的過程，它是一個悖論。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當中，學習是很危險的，但是學習是一輩子都要堅持的一個事情。

好多事情看起來是矛盾的，實際上我們要在矛盾當中追求真理。文學不應該把它當成一個專業，一方面它很專業，文學作為一個專業來講很深奧，比如說一個寫作者，沒有四五百萬以上的文字量，筆很難變靈。訓練是多麽地煩瑣，閱讀量也要大得不得了才行，就需要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又充滿了危險，為什麽呢？因為你做這個事業是心靈職業，最害怕太專業化，把它當成一個很專門的學科去對待，肯定要破壞你的創作，它應該是生活當中很自然的人的心靈的衝動，是他的文字化，作家是這樣的一種工作。但是他又需要非常強的專業的能力，而要具有這種專業的能力，要寫幾百萬字的文字，要閱讀無數的名著，要熟悉中國和國外的文學史。這不是很矛盾嗎？做這麽漫長和艱苦的專業訓練的時候，就會把你改造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專業人，而專業越強作家就越弱。

文學需要一個非常鮮活的剛摘下的“蘋果”，可是我們學文學的過程當中就不自覺地把它做成了果脯。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好多的人一看到什麽事情立刻用詩的角度、用文學的角度去改造它，最後很快弄出一個玩意兒來，它怎麽會是一個很好的文學作品？不會是的。正常的情況下，一個人，一個非常理想化的社會所有的人都應該有教養、有文學能力、有文學情懷、有文學表達的欲望，有時候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可以不從事這個東西。一個作家成為專業作家了，到了8點就起衝動、來靈感，8點不來靈感等到9點，9點不來等到10點。這個能行嗎，我覺得不行。生活那麽的刻板、按部就班，那是不正常的。

張麗軍：怎麽樣在現在的社會下對孩子進行有益的指導，不管是作為家長還是教師，能讓他們更愛紙質書，更關注真正有營養、有價值的文字作品？

張 煒：首先不能一味一概而論地去反對網絡，網絡就是一個載體，它不意味著什麽。網絡上也有很多好的東西，經典名著都上網了，紙質的裡邊也有一些很壞的東西。只是，紙質書有可能好的東西多一點，因為它需要層層把關。

回到一個原點上來，無論是孩子、年輕人，包括像我現在有一把年紀的人，我們還是要讀經典，讀經典就是節省生命，讀經典就是走近路。

最難的就是生命的創造力，對詩意的領會、表達以及向社會投射的能力。千萬不要覺得文學被邊緣化，掙錢更好，做另一個馬雲，這些你追求的東西目標太低，文學是最高的，它不是一個專業。不客氣地講，我沒有多少能力，如果不是文學最高，我壓根兒就不去搞文學，文學在我心裡邊是最高的東西，它超越了專業、超越了行當，它是一切生命共同的追求，它是生命裡邊所固有的一種最偉大的創造力、表述力的實現物。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7月13日7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