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國的武力越充足，控制和管理的難度就越大。羅馬天生就是軍國主義，它不僅靠武力起家，而且靠武力成長。對羅馬來說，打仗不能停，就像吃飯不能停一樣，所以控制武力是天生的難題，但羅馬沒能成功解決這個難題，可以說，羅馬成於兵，也毀於兵。
《西方史綱：文明縱橫3000年》
李筠 著
嶽麓書社 2020年4月版
五賢帝時代結束後，羅馬開啟了持續100多年的內戰，帝國境內生靈塗炭。很多人可能會疑惑：屋大維已經創建了古代大規模複雜社會治理的基本框架，為什麽繁榮的羅馬還會陷入內戰呢？
答案是：在一個文明中，政治如果不能降服自己的武力，就會被自己的武力摧毀。
（一）君主的武力優勢
通常來說，規模巨大的政治共同體——比如羅馬、埃及、亞述、波斯、中國——需要充足的武力，才能保障內外的安定。
如果一個國家實行君主製，它的武力結構理論上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君主有相對優勢，第二種是君主有絕對優勢。相對優勢指的是，無論君主在一國之內的武力佔比有多低，他總是第一名，這是及格線。絕對優勢則意味著，君主在一國之內的武力佔比超過51%，所有人加起來都打不過他。
擁有絕對武力優勢是君主的夢想，但成本太高，很難實現，所以君主製中的君主武力，通常處於相對優勢和絕對優勢之間。
無論是相對優勢還是絕對優勢，二者都保證了一個基本的政治前提：國家武力的掌控權屬於君主。軍權一旦旁落，君主一定不會有好下場。
一國的武力越充足，控制和管理的難度就越大。羅馬天生就是軍國主義，它不僅靠武力起家，而且靠武力成長。對羅馬來說，打仗不能停，就像吃飯不能停一樣，所以控制武力是天生的難題，但羅馬沒能成功解決這個難題，可以說，羅馬成於兵，也毀於兵。
到這裡，我們就必須了解馬略的故事了。馬略是蘇拉的老對手，他的重大貢獻是改革了羅馬的軍製，改革最明顯的效果是大大提高了羅馬軍隊的戰鬥力，最明顯的惡果是軍隊私有化。
（二）馬略改革的背景
前文提過，羅馬變得大而富，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到處征戰，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羅馬軍隊的戰士並不是職業的。羅馬原本和希臘一樣，以公民兵製為基本兵役制度。公民是城邦的一分子，他們既有權利又有義務當兵打仗。
這種兵製的優點是士兵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特別強——我是國家的一分子，當然要為國征戰。但它的弱點也非常明顯：軍隊規模有限。一個城邦只有幾萬到十幾萬公民，就算全部當兵打仗，也很難打大仗、打持久戰，畢竟種田、做生意的也是同一批人。
當羅馬把仗越打越大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軍隊的穩定性和戰鬥力都不可靠。
羅馬公民出征在外，一走就是幾年、十幾年，對家裡的情況一無所知。想象一下，等他們凱旋歸來，田地被佔，妻離子散——前半生努力得來的一切化為烏有。如果分到的戰利品和土地都不夠還他們在外征戰期間家中父母妻兒借下的債，這些人還會覺得當兵有意義嗎？這就給軍隊的穩定性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再看戰鬥力。羅馬人雖然天生彪悍，但他們畢竟沒有受過專業的軍事訓練，平時在家只是種地。隨著仗越打越大，越打越殘酷，僅憑天資遠遠不夠，羅馬人碰到訓練有素的高手也得束手就擒。
所以說，公民兵製實際是一種業餘兵制度。到了公元前104年與條頓人、日耳曼人等蠻族作戰的時候，羅馬軍隊九戰七敗，損失二十萬兵力，已經到了不改革就亡國的地步。（注釋[1]）這時候，馬略站了出來。
（三）馬略改革及其成效
馬略改革羅馬軍隊的目標就是要提高穩定性和戰鬥力。他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改革兵製。
馬略把公民兵製改為募兵製，組建軍隊不再依靠公民義務，而是靠軍餉征兵。兵源由此得到了大大的擴充，士兵服役的年限也得以延長。
第二方面，重新整編，建立新軍製。
首先，嚴肅軍紀，榮譽第一。每個軍團都有自己的鷹徽和戰旗，它們在，隊伍在，它們亡，隊伍亡。鷹成為西方軍隊的標誌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其次，強化低級軍官的職責。確保即使軍團在戰鬥中被打亂，低級作戰部門仍然能夠保持戰鬥力。
最後，改變兵種的配比。弓箭兵、短劍兵、長矛兵相互協作，長矛兵成為步兵的核心；為了實現多兵種配合，馬略推進了士兵平等，貴族士兵和平民士兵都可以充任任何兵種；各兵種的相互配合平時必須嚴格訓練；一改公民自備武器的傳統，國家統一供給武器，在硬體上為統一性和相互配合創造條件；強化騎兵的地位，以便應對蠻族強大的騎兵。
事後來看，馬略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羅馬戰無不勝的神話得以延續。（注釋[2]）
（四）改革帶來的惡果
然而，馬略改革無意間給羅馬埋下了一個致命的缺陷——兵隨將轉。
改革前，公民兵自備武器，打完仗解甲歸田。改革後就不一樣，士兵變得職業化，他們的武器由國家提供，軍餉由國家發放，晉升由國家決定。這裡的“國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代表的，這個代表就是將軍。
士兵的軍餉、級別、戰利品乃至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將軍手裡，於是軍隊就很容易被私有化。國家危難之時，將軍打著為國征戰的名義，拿著錢招募軍隊。但實際上，軍隊的榮辱、利害、生死已經不是直接和羅馬關聯在一起，而是和將軍本人關聯在一起。這就是“兵隨將轉”。
兵隨將轉的惡果來得很快，典型例子就是馬略的老對手蘇拉帶兵殺回羅馬奪權，建立獨裁。更要命的是，蘇拉的做法讓所有手裡有兵的將軍都在心裡默念龐培那句名言：蘇拉可以，我為什麽不可以？如此一來，國家對軍隊的控制就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心理屏障。
馬略的改革雖然強化了軍隊力量，但本質上是將原本由君主或國家掌控的武力私有化。所以說，羅馬成於兵，也毀於兵。
不過，馬略留下的病根過了兩百年才大爆發。這是因為馬略改革不久，帝國就落到了屋大維手裡，加上後來的五賢帝有足夠的雄才大略，他們以個人的威望和手腕控制住了軍隊。實際上，羅馬遍地都是暗藏不臣之心的將軍，一旦皇帝沒有足夠的本事，羅馬必然朝不保夕。
公元180年，“五賢帝”時代最後一位皇帝馬可·奧勒留去世，平靜的局面終於被打破了。羅馬皇帝的繼承原則上要通過指定政治繼承人完成（注釋[3]），不能世襲。但奧勒留壞了規矩，把皇位傳給了自己兒子康茂德。他的做法本來就不合法、不得人心，更要命的是，康茂德還是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注釋[4]）虎視眈眈的將軍們自然不會乖乖地接受他的統治，從此，羅馬國內的武力平衡失控，亂局一發不可收拾。
（五）兵營出皇帝
公元192年，康茂德去世。在此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羅馬出了二十六位被官方承認的皇帝，自立為帝的還有二三十人。
羅馬法始終規定，將軍不得帶兵跨過盧比肯河，否則將視為叛國。但將軍們為了爭奪帝位，把跨過盧比肯河當成了家常便飯。皇帝不到兩年就換一個，羅馬完全亂成一團。當每個將軍都想憑借軍隊私有化坐上皇帝寶座時，他們每個人也就喪失了得到相對武力優勢的可能性。歷史學家把這段混亂的時期做了很經典的概括，叫作“兵營出皇帝”。
後來，惡劣的情況進一步升級，謀逆篡位的主力由將軍變成了禁衛軍統領。他們直接發動兵變，血洗羅馬城。這段時間產生了一句諺語，叫作“誰都可以得罪，但一定要討好士兵”。
最後，“當羅馬皇帝”這件事變得很簡單。禁衛軍統領一聲令下，士兵們就把老皇帝一家趕盡殺絕。統領坐上皇帝寶座，士兵們擁立有功。羅馬陷入的不只是內戰，而是萬劫不複的深淵。
如何對武力進行有效的政治控制是羅馬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是羅馬留給所有大規模共同體的超級難題。
注釋：
[1] [德]蒙森：《羅馬史》（第四卷），李稼年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六章，尤其是173—176頁。[德]布林格曼：《羅馬共和國史》，劉智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08—216頁。[英]基根：《戰爭史》，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46—358頁。
[2] [德]蒙森：《羅馬史》（第四卷），李稼年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六章，尤其是第176—181頁。[日]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III 勝者的迷思），劉銳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89—93頁。
[3] 參見[英]塞姆：《羅馬革命》，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二十二章。
[4] [日]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XI 結局的開始），陳滌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71—234頁。
（本文摘自《西方史綱：文明縱橫3000年》，李筠著，嶽麓書社，2020年4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簡介:
李筠，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政治學系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訪問學者。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人人都能讀懂的西方歷史通識作品。它通過“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現代”四個時間階段、50個關鍵節點，從宏觀上梳理了西方文明的發展脈絡，串聯起西方文明3000年的演化史。作者將大眾對西方的各種散點式印象，用一條清晰的線索串聯起來，展現一場延續幾千年的精彩風暴；同時提出了很多深層次的洞察，讓讀者可以在耳熟能詳的故事裡，發現意想不到的新意。而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相互塑造，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它將幫助讀者深刻地理解西方，理解今天的世界，從而真正地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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