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如果我當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

民小編說

“若有人問我幹什麽，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這是葉聖陶先生在1941年時寫下的對教育的理解。

時至今日，閱讀全文仍然令人深思。教師不能隻做傳授書本知識的教書匠，而要成為塑造學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今天，小編就與您分享這篇《如果我當教師》，再次感悟真正的師者情懷。

如果我當教師 | 葉聖陶

我現在不當教師。如果當教師的話，我想把以下的話告訴自己，策勵自己。這無非“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意旨。“以前種種”是過去了，追不回來的了；慚愧是徒然，悔恨也無補於事；願它過去吧，像一個不愉快的惡夢一樣。

我如果當小學教師，決不將投到學校裡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家夥、惹得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乾淨的、肮髒的，我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僅僅浮在嘴唇邊，油腔滑調地喊一聲，而是出於忠誠，真心認他們作朋友，真心願意作他們的朋友的親切表示。小朋友的長成和進步是我的歡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鈍是我的憂慮。有了歡快，我將永遠保持它；有了憂慮，我將設法消除它。對朋友的忠誠，本該如此；不然，我就夠不上做他們的朋友，我只好辭職。

我將特別注意，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想“教育”這個詞兒，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淺的方面說，“養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它的含義。無論怎樣好的行為，如果隻表演一回兩回，而不能終生以之，那是扮戲；無論怎樣有價值的知識，如果隻掛在口頭說說，而不能徹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遊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

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將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養成，決不馬虎了事。譬如門窗的開關，我要教他們輕輕的，“砰”的一聲固然要不得，足以擾動人家心思的“咿呀”聲也不宜發出；直到他們隨時隨地開關門窗總是輕輕的，才認為一種好習慣養成了。又如菜蔬的種植，我要教他們當心著意地做，根的入土要多少深，兩棵之間的距離要多少寬，灌溉該怎麽調節，害蟲該怎樣防禦，這些都得由知識化為實踐；直到他們隨時隨地種植植物總是當心著意的，才認為又一種好習慣養成了。

這種好習慣，不僅對於某事物本身是好習慣，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對於開關門窗那樣細微的事，尚且不願意擾動人家的心思，還肯作奸犯科，乾那擾動社會安寧的事嗎？對於種植菜蔬那樣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對於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認識，具體的如社會現象的剖析，還肯節省工夫，貪圖省事，讓它馬虎過去嗎？

我當然要教小朋友識字讀書，可是我不把教識字、教讀書認作終極的目的。我要從這方面養成小朋友語言的好習慣。有一派心理學者說，思想是不出聲的語言，所以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教識字、教讀書只是手段，養成他們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才是終極的目的。

我決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經一樣，把各科課文齊聲合唱。這樣唱的時候，完全失掉語言之自然，隻成為發聲部分的機械運動，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既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那麽，隨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麽意思？

小朋友頑皮的時候，或是做功課顯得很愚笨的時候，我決不舉起手來，在他們身體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覺，至多幾分鐘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們身體上起了紅腫，隔一兩天也沒有痕跡；這似乎並沒有多大關係。然而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們的身體，同時也打了他們的自尊心；身體上的痛感或紅腫，固然不久便會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損傷，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有什麽權利損傷他們的自尊心呢？並且，當我打傷他們的時候，我的面目一定顯得很難看，我的舉動一定顯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鏡子在前面，也許自己看了也會嫌得可厭。

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手再也不敢舉起來了。他們頑皮和愚笨，總有一個或多個的原由；我根據我的經驗，從觀察與剖析找出頑皮的緣由，再從緣由上加以對症的治療，那還會有一個頑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圍嗎？這樣想的時候，我即使感情衝動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轉到心平氣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來出氣了。

我如果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猶如我決不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一樣。書中稱積蓄著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就學生方面說，重要在消化那些經驗成為自身的經驗，說成“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工夫。因此，說了“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並沒有什麽分別。

我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了；而我呢，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這裡我不敢用一個“教”字。因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這麽一套完整的本領，雙手授予學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領，能夠說已經完整無缺了嗎？我就憑年紀長一點，經驗多一點的身份，指示給他們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一些實例，以免他們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許多冤枉路線才達到目的——不過如此而已。

所以，若有人問我幹什麽，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

我不想把“忠”、“孝”、“仁”、“愛”等等抽象道德向學生的頭腦裡死灌。我認為這樣的辦法毫無用處。忠於國、忠於家、忠於朋友、忠於自己的人，他只是順著習慣之自然，存於內心，發於外面，無不恰如分寸。

為要使學生的存心和表現切合著某種德目，而且切合得純任自然，毫不勉強，我的辦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學生養成好習慣。譬如，當升旗降旗的時候，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國歌，對國旗行禮，同樣使學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國歌，對國旗行禮；當學校裡需要人力的時候，譬如舉行大掃除或籌備什麽會之類，我自己奮力地參加，同時使學生也要奮力地參加。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養成學生的好習慣，綜合起來，他們便實做了“忠”字。

我認為自己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我所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事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同事，一定掬誠相示，毫不掩飾；我勸戒學生不要抽煙卷，我一定不抽煙卷，決不說“你們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紀才不妨抽”的話；我勸戒學生不要破壞秩序，我一定不破壞秩序。

為什麽要如此？無非實做兩句老話，叫做“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出願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人家也易於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裡還有真氣？哪裡還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裡會受你的感動？無論學校裡行不行導師製，無論我當不當導師，我都準備如此；因為我的名義是教師，凡負著教師的名義的人，都有幫助學生的責任。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想，養成語言文字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匙。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每種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根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能成為推進國家民族前進的整個輪子。這個觀念雖近抽象，可是很關重要。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自顧自地教自己的功課，而不與別的教師取得聯絡；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貪圖省事，把功課教得太松太淺，或者過分要好，把功課教得太緊太深。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決不專做講解的工作，從跑進教室開始，直到下課鈴響，只是念一句講一句。我想，就是國文課，也得讓學生自己試讀試講，求知文章的意義，揣摩文章的法則。因為他們一輩子要讀書看報，必須單槍匹馬，無所依傍才行。待他們自己嘗試之後，長官他們共同討論；他們如有錯誤，給他們糾正；他們如有遺漏，給他們補充；他們不能分析、綜合，替他們分析或綜合。這樣，他們才像學步的幼孩一樣，漸漸地能夠自己走路，不需要他人攙扶。

國文課尚且如此，其他功課可想而知。教師捧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學生對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一邊是念一句講一句，一邊是看一句聽一句；這種情景，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多麽滑稽、多麽殘酷啊！

我不怕多費學生的心力；我要教他們試讀、試講、試做探討、試做實習，做許多的工作，比僅僅聽講多得多；我要教他們處於主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嘗試過的事物，我決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氣講給他們聽。他們嘗試過了，我才講。可是我並不逐句逐句地講書，我只是給他們糾正！給他們補充，替他們分析或綜合。

無論當小學、中學或大學的教師，我要時時記著，在我面前的學生都是準備參加建國事業的人。建國事業有大有小，但樣樣都是必需的；在必需這個條件上，大事業小事業彼此平等。而要建國成功，必須使參加建設各種事業的人個個夠格。因此，當一班學生畢業的時候，我要逐個逐個地審量一下：甲夠格嗎？乙夠格嗎？丙夠格嗎……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對自己感到滿意；因為我幫助學生總算沒有錯兒，我對於建國事業也貢獻了我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