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人生：汪曾祺的文學地圖

（汪曾祺生前珍貴視頻:專題片《夢故鄉》）

雞米頭新了，新核桃出來了，又一個夏天很快就到了，汪曾祺也已經離開22年了，今天是他的忌辰，本文追隨他的步履不停，在屬於他的文學地圖上一覽其筆耕不輟的一生，以此紀念這位會吃、更會寫的老先生，見字如面，先生歸來。

友情提示：列車即將起步，請抓穩扶牢，前方依次到站：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

第一站：高郵

有人問我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自報家門》

高郵是汪曾祺的文學啟蒙地。1926年，汪曾祺進入“五小”念小學，因為出身詩書人家，他的興趣很快被語文課所吸引。一年級語文課本裡有一首《詠雪》，多年以後，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小學》中寫道：

我學這一課時才虛歲7歲，可是我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我現在寫散文、小說所用的方法，也許是從“飛入蘆花都不見”悟出的。

——（《我的小學》）

1932年，汪曾祺從“五小”畢業，同年秋考入高郵縣立初級中學讀書，這年他才12歲。 三年初中，1000多個風雨晨昏使他得以在上學、放學途中仔細觀察和體驗家鄉的獨特風景與風情，多年以後他創作以故鄉為背景的文學作品時，這一切就成為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迷人背景。

第二站：昆明

不能說我在投考志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衝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

——《自報家門》

昆明是汪曾祺的文學孵化地。1939年，汪曾祺南下考入西南聯大，讀中國文學系，在這裡，有太多人格高尚、學識淵博、個性鮮明的文人教授，其中沈從文對他的影響無論如何無法一筆帶過。沈從文上課時常說：“要貼到人物來寫。”汪曾祺聽了如同醍醐灌頂：“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小說裡，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汪曾祺把這樣的透徹的理解，一直貫穿在他幾十年的創作之中。

也是在這裡，汪曾祺接觸了A·紀德、薩特、契訶夫和阿索林的作品。在汪曾祺的早期創作中，西方現代派作家的存在主義對他的影響尤為明顯，他興致勃勃地吸收當時各種創作流派的表現手法和技巧。時而運用象徵手法，時而嘗試現代派、意識流，還試圖用活潑、自由跳蕩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手法，打破小說、散文和詩歌的界限，努力創造一種新的小說形式。現存的寫於1940年的小說《復仇》，算得上中國老牌意識流了。

多年以後，在《七十書懷》中談到寫作，汪曾祺說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 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歸於平淡。 三四十歲就寫得很淡，那到了我這樣的年齡，怕就什麽也沒有了。

1944年，汪曾祺離開聯大，走向社會，開始了在中國建設中學教書的日子。這兩年中，他最大的收獲是，生活給他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使他能睜大眼睛，近距離地、真切地觀察複雜的社會與人生。正因為如此，他把這兩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記憶之中。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他還寫出了情真意切的散文《觀音寺》和《白馬廟》，由此可見，走出校門後所接觸的飽含磨難的人生第一課，在汪曾祺記憶中留下多麽深刻難忘的印記。

第三站：上海

上海是汪曾祺的文學沉潛區。1946年，汪曾祺離開昆明，來到十裡洋場上海，謀得了致遠中學教員的工作，這段時間，他的生活相對穩定。課余或看電影，或與文藝界中的友人逛逛霞飛路，或到老作家巴金家裡去坐坐。巴金的夫人蕭珊畢業於西南聯大，所以，家裡常有西南聯大同學出入。這些同學，常一起到小店喝酒，海闊天空地神聊，說一些才華橫溢的廢話。不想聽也不想看時，汪曾祺就一個人在宿舍裡翻《辭海》之類的書，他最愛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覺得這是一本文筆極好又很有趣的書。正是這本書，使他在喧囂繁雜的上海度過了許多閑逸安靜的辰光。

第四站：北京

北京是汪曾祺的文學裂變場。也想像當年沈從文先生那樣靠一支筆去打天下，於是，汪曾祺北上，1949年在《北京文藝》和《說說唱唱》當編輯。這期間，就他個人創作來說，是一個空白。他沒有寫小說，沒有寫散文，他完全把自己手中的筆擱置起來了。工作忙，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覺得對新的生活不熟悉，而自己熟悉的東西，又似乎不太符合新時代的需要。還有，他不願意、也不擅長寫那些符合政治工作中心要求、卻無法體現創作個性的作品，只能暫時擱筆。

汪曾祺轉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編輯工作之中，成為老舍、趙樹理手下的大管事。也是這段時期，汪曾祺增加了對北京底層文化的了解，結識了一批和京派作家不同風格的前輩：老舍、侯寶林、連闊如等。當時北京市文聯主席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重才，雖然當時汪曾祺只是在工作之餘偶爾寫一些散文、隨筆發表。但老舍先生就是從這些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看出了汪曾祺的才氣，他作出預言：“北京有兩個作家今後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

1955年，汪曾祺開始了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工作，接觸民間文學的機會多了，他便確立了一個信念——一個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應該下功夫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詩情。他說一個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民族特點，離開學習民間文學是絕對不行的。從民間文學裡得到的益處，一是語言的樸素、簡潔和明快。民歌和民間故事的語言沒有含糊費解的。其次是結構上的平易自然，在敘述方法上致力於內在的節奏感……一般的故事和民間敘事詩多側重於敘述，但敘述的節奏感很強。重敘述，輕描寫，已經成為現代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

進入70年代，汪曾祺放手寫自己最熟悉也是念念不忘的舊社會生活，並且明確了一個樸素的古典的中國式的想法——“作品要有益於世道人心”。這樣的創作宗旨，使汪曾祺在他的大量取材於舊社會生活的作品中，逐漸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獨特光彩。 然而，汪曾祺又是清醒的。他說：“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當他的作品給文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以至掀起“汪曾祺熱”，還有不少中青年作家自覺不自覺地群起而模仿他時，他誠懇地勸說：

有的青年同志說他也想寫寫舊社會，我看可以不必。你才二三十歲，你對舊社會不熟悉。而且，我們當然應該多寫新社會，寫社會主義新人。

——（《道是無情卻有情》）

1980年，《北京文學》改刊，編輯部認真籌備“小說專號”。待一切就緒之後，就在全部稿件將要下廠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學》負責人李清泉卻果斷作出了一個後來使全國文壇為之目眩的舉動：從已編好的“小說專號”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費盡氣力、足足花了一個多月才挖掘得來，又苦苦思索幾個夜晚才下決心採用的短篇小說，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

《受戒》的問世，立即在文藝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中青年作家吃驚地發現，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文藝報》《北京文學》《北京日報》等報刊接連發表稱讚《受戒》的評論。《受戒》成功後，在感到溫暖的創作心境下，汪曾祺寫故鄉舊生活的作品一發而不可收拾。

第五站：張家口

張家口是汪曾祺的文學蟄伏地。1958年，汪曾祺下放張家口。沈從文寫信鼓勵汪曾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他既希望汪曾祺經受得住嚴峻的生活考驗，更希望汪曾祺“始終保持用筆的願望和信心”。

汪曾祺把下放以來的所見所聞，像過電影似的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又一遍。終於在1961年，寫成他新中國成立後第一篇短篇小說，一篇兒童題材的短篇小說——《羊舍一夕》（又名《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

汪曾祺曾經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為五個方面：“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汪曾祺自選集〉自序》）雖然提起張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的艱難歲月，但張家口的人民給予汪曾祺的教育，張家口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對於汪曾祺創作的影響，卻是深遠而悠長的。特別是直接取材於張家口的小說《黃油烙餅》與《七裡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