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全國文學報刊聯盟

汪曾祺的書單

文丨段春娟

前段時間看到消息，說汪曾祺先生生前的書房已整體遷移至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中。

作家蘇北寫過《汪曾祺的書房》一文。

想來這是他晚年住房條件改善後才整理出的。

他自己原也說過生性隨便、不藏書、不做筆記之類的話，但不能否認，汪先生絕對是個酷愛讀書、飽讀詩書的人。

讀書是暗功夫，是為一個人插上“隱形的翅膀”。

寫作更是受閱讀的影響。

汪先生專門寫讀書的文章並不多，大概只有《開卷有益》《讀廉價書》《談讀雜書》《書到用時》等數篇。

從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閱讀史及對讀書的態度，主張隨性讀書、讀雜書等。

本文所涉書單不是汪先生書房中的書，而是常見於其筆下、那些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書。

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類：傳統文化、外國文學、雜學、民間文學。

筆者試著從這方面入手，走進他的閱讀世界，探討閱讀與寫作在汪先生這裡有著怎樣的呈現。

作者: 司馬遷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2006-6

1

傳統文化類

汪先生書畫兼擅，古典詩文隨手拈來，語言雅致精確，有“最後一位士大夫”之美譽。

這源於幼年的積澱。

他說自己是在“溫柔敦厚的詩教裡長大”。

十一二歲時跟祖父讀《論語》、背唐詩；跟韋子廉先生學桐城派古文，對他所傳授的姚鼐《登泰山記》、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等諸篇留有深刻印象，說自己的作品講究文氣就很受桐城派的影響。

與此同時，還跟鄉賢、名中醫張仲陶讀《史記》。

“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記》，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只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

初中時又跟著老師高北溟讀歸有光、鄭板橋。

說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跟自己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裡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說鄭板橋詩文中藹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動。

小學、中學時代大量讀宋詞，《漱玉詞》《斷腸詞》《劍南詩鈔》都讀過。

高中時還買過一部詞學叢書，一首一首地抄，既練書法，又略窺詞意。

他說詞中的情緒應合了少年無端感傷的心，“到現在我的小說裡還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除了幼年時的家傳、中學時代的熏習，待到了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汪曾祺更是接受著傳統文化的深深浸染。

他對面向新生的通識課《大一國文》大加歎賞，認為選文獨具匠心。

聞一多先生的唐詩、楚辭課，朱自清先生的宋詞，唐蘭的“詞選”，王力先生的“詩法”課，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另還有左傳、史記、杜詩諸課，都對年輕的汪曾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讀過的書籍不經意間就出現在他的筆下。

比如在談到文學創作的語言問題，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讀過的書：說《史記》裡用口語記述了很多人的對話，很生動；說《世說新語》以極簡筆墨摹寫人事，“全書的語言都很講究”，記錄了很多人的對話，寥寥數語，風度宛然；說《陶庵夢憶》的語言生動，有很多風俗的描寫。

在創作談中他也常建議年輕人多讀一些古曲作品，這實在是其經驗之談。

作者: [俄] 屠格涅夫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譯者: 黃裳

2

外國文學類

汪曾祺接觸外國文學是在上大學前。

高三時為避戰亂，躲在鄉下的庵中，隨身所帶是《沈從文小說選》和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

日後他曾說這兩本書改寫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學路線，“屠格涅夫對人的同情，對自然的細致的觀察給我很深的影響”（見《西窗雨》）。

但大批量地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則是在西南聯大時期。

這期間汪曾祺讀過尼采、薩特、伍爾夫、紀德等。

他對巴爾扎克提不起興趣，說他總是站在讀者之上，有些欺負讀者；對托爾斯泰也不喜歡，直到四十多歲時才勉強讀了《戰爭與和平》；對莫泊桑和歐·亨利也不感興趣，說他們“耍了一輩子結構”，但顯得很笨，實際上是“被結構耍了”。

他鍾情於契訶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說契訶夫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喜歡散文化的結構，喜歡他把文字丟來丟去的，這正是他的現代性所在；說阿索林的小說“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

他喜歡長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式的小說，說《追憶似水年華》“纖細、飄飄忽忽”，還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寫個像這樣的自傳性的長篇。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的影響，那時寫就的小說《復仇》和《小學校的鍾聲》，就有意識流的味道，很空靈。

曾有人認為他的小說是有點“洋”的，應是指這一時期的作品。

寫於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說是汪先生自陳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及他對外國文學的態度。

他認為年輕人寫東西要多嘗試，濃麗華美都不為過，不要一開始就流於平淡。

但他也主張，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要納外來於傳統，融奇崛於平淡。想來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作者: 袁枚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1986年

3

雜書類

北京有個青年問他：“你的修養是怎麽形成的？”他說：“古今中外，亂七八糟”，並勸這個年輕人要廣泛地吸收。

汪曾祺讀雜書的興趣大概始於十一二歲，那時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嶺表錄異》《嶺外代答》，就對筆記、遊記類的書產生了濃厚興趣。

“這一類書的文字簡練樸素而有情致，對我作品的語言風格是有影響的”（《開卷有益》）。

《嶺表錄異》是本地理雜記，為唐人劉恂所撰，記述嶺南異物異事，尤其是各種魚蝦、海蟹、蚌蛤的形狀、滋味和烹製方法，嶺南人喜食的各類水果、禽蟲也有記述；《嶺外代答》為宋代地理名著，記載了宋代嶺南地區（今兩廣一帶）的社會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及物產資源﹑山川﹑古跡等情況。

汪曾祺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時，常逛書攤，買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書。

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說、雜書類，如《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續齊諧記》等，還有余澹心的《板橋雜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等。

西南聯大的翠湖圖書館、系圖書館、茶館都留下他深夜苦讀的身影。

從《南昭國志》到福爾摩斯，逮著什麽看什麽，甚至讀過講驗屍的《宋提刑洗冤錄》等等。

聯大畢業後在上海的兩年，他常和黃裳等人逛舊書攤，買過掃葉山房的《景德鎮陶錄》、張岱的《陶庵夢憶》及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等雜書。

《董西廂》對他影響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為例：“董解元把韻文運用得如此熟練，比用散文還要流暢自如，細致入微，神情畢肖。”（見《小說筆談》）

歸納一下，汪先生所讀雜書大約可分為遊記類、草木蟲魚類、飲食類、風俗節令類幾大塊，而這也多能對應到他的創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為這幾類。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歡遊記類散文。

他本人也喜歡到各處遊歷，據有心人統計，中國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個青海沒去過。所到之處也多留有文字，像《滇遊新記》《天山行色》《湘行二記》《初訪福建》等皆是。

草木蟲魚類文章也深為汪先生所喜歡。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他多次提及，還在小說《晚飯花》的開頭引用了原文。

鄉人王盤的《野菜單》也甚得其心，給予很高的評價，說其有“人民性”。

他常看法布爾的《昆蟲記》，說從中知道知了是個聾子，著實高興。

為寫瓢蟲，他曾專門寫信給好友朱德熙，請後者幫忙推薦一位昆蟲專家以便請教，還借來《中國經濟昆蟲志·鞘翅目·瓢蟲科》一書並通讀一過。

肯在這種書上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創作中，這一類散文在汪曾祺創作中也佔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學時代就讀過元人食譜《飲膳正要》，甚至還饒有趣味地研究驢皮的製作。

《隨園食單》必也讀過，他曾批評袁枚只會吃不會做。

為寫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檢《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諸書，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遂得出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的結論……

汪先生的談吃散文，寫得活色生香、搖曳多姿，更為難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僅憑多吃幾回的所謂美食家所能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動人的風俗畫卷，《大淖記事》《歲寒三友》《受戒》等莫不如是。

有評論家稱其小說中有風俗畫，他自己也不否認。

他喜歡看風俗畫，也愛看各種講風俗的書。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細細看過，那些講風俗的書《荊楚歲時記》《一歲賀聲》都愛翻翻，放在手頭經常看的是《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認為“這樣把記兩宋風俗的書匯成一冊，於翻檢上極便，是值得感謝的”。

像宋元筆記中《夢溪筆談》《容齋隨筆》他都很感興趣，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有關各地民俗的記敘。

汪曾祺這樣定義風俗：“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

他還說：“風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並對這種童心加以聖化。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風俗有這麽高的評價，對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濃鬱的風俗風情就不難理解了。

作者: 汪曾祺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05-5

4

民間文藝類

汪曾祺先生筆下汪洋恣肆的雜家天氣，除了他博采雜書的原因，還有民間文藝的浸潤。

當然這源於他獨特的經歷。

1950年代他在《說說唱唱》《北京文藝》《民間文學》等刊物做編輯，還因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風收集民歌，這讓他有機會接觸閱讀大量的民間文藝作品。

“語言文化的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古典作品，還有一個是民間文化，民歌、民間故事，特別是民歌。因為我編了幾年民間文學，我大概讀了上萬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覺得中國民間文學真是一個寶庫。”（《小說的思想和語言》）

他曾說過：“敦煌變文、《雲謠集雜曲子》、打棗杆、掛枝兒、吳歌，乃至《白雪遺音》等等，是野菜。因為它新鮮。”（見《四方食事·野菜》）

這是汪先生對民間文藝的態度。

正因有著這樣的淵源，汪先生對民間文藝造詣很深。

早在50年代就寫過《魯迅對於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發表於《民間文學》1956年10月號。

“文革”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說，而是有關甘肅民歌的論文《“花兒”的格律》，還寫過《讀民歌劄記》《我與民間文學》等。

他說過：“我甚至可以武斷地說，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家的。”（見《兩棲雜述》）這麽強調民間文藝，實在是他的“現身說法”。

汪先生和戲曲的緣分也深，年少時學唱青衣，上大學唱過昆曲， 60年代以後開始在北京京劇團做編劇，一做二十多年直至離休。

這些經歷都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戲種。而戲曲也是民間文藝的主要形式。汪先生在編劇上頗有建樹，不僅創作了諸如《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文學性極強的劇本，還寫了不少戲曲方面的理論文章，被徐城北譽為“一腳梨園一腳文壇”。

他自己也認為戲曲對其文學創作有著較大影響，有人說他的小說有“音樂感”，他認為這與會唱幾句京劇、昆曲，寫過幾個京劇劇本都有關係。

作者：段春娟，山東財經大學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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