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汪曾祺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聽說過一句話：“人走茶涼。”這話就是汪曾祺發明的。
在近代文學史上，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不僅因為文章寫得極好，還因為先生身上有著文人雅士們失落已久的、詩意的生活趣味。
賈平凹說：“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梁文道說：“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從文說：“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江蘇北部有一個不大的城市——高郵，這是一個水鄉，在長日流水的運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節，汪曾祺出生於此。
生於斯長於斯，此後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終活波潑地流淌著清澈、通透、有趣與涵養。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個殷實的書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時，家裡已經有兩三千畝田，還開著兩家藥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歲沒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1925年，5歲便入了幼稚園學習。在那裡，汪曾祺遇到了一位亦師亦母、終身難忘的人：王文英老師。
王文英見汪曾祺小小人兒戴著媽媽的孝，十分心疼他。這個幼稚園實際上只有一個女教師，教唱歌、跳舞都是她。
56年以後，汪曾祺回到故鄉，去看望懷念一生的王老師。
“我今老矣，願吾師康健，長壽無災。”
雖生於動蕩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卻愜意得很。
在孫輩裡，祖父比較偏愛汪曾祺，親自教他習字，教他讀《論語》，每臨寒暑，還請儒生為他講解古文。
汪曾祺從小顯露出的才氣，讓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歲。
他的父親汪菊生，更是個極有趣的人：善繪畫、刻圖章、彈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單杠體操、祖傳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時汪曾祺愛唱戲，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潤。在家裡，父親拉胡琴，他唱；
十七歲初戀，在家寫情書，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幾歲時和父親對座飲酒，一起抽煙。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親的才學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時，就掛起了一盞溫潤的燈。
1926年秋，汪曾祺到縣立第五小學讀書，從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
汪曾祺每次放學回家，總喜歡東看看，西看看：
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
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
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
瞧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
看燈籠鋪糊燈籠……
這些店鋪和手藝人讓汪曾祺深受感動，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記憶。
“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由於文學對汪曾祺影響很深，上小學後不久就顯出偏科現象，對語文越來越喜歡，對算術卻順其自然地放鬆了。
從三年級起，汪曾祺的算術就不好，一學期下來勉強及格，語文卻總是考全班第一。
幾何老師曾評價說：“閣下的幾何乃桐城派幾何。”
意思是他的幾何作業常不經論證就直接跳到結論。
不過在“五小”，汪曾祺是風光的，他除了語文好，寫字好，畫畫也好，這“三好”使他在全校才名大響。
1932年，12歲的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高北溟教國文那幾年，汪曾祺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響最深的是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
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
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當時這所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科。喜愛文學的汪曾祺便自買了一部《詞學叢書》，課余常用毛筆抄寫宋詞。
讀到高二年級，日本佔領江南，江北危急。
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並輾轉借讀，但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打亂，汪曾祺勉強讀完中學。
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裡避難，在庵裡大概住了半年。
半個世紀後，他在小說《受戒》裡描寫過這個小庵。
在這座小庵裡，汪曾祺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外，隻帶了兩本書：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
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他的終身。
父親那時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驚訝於：“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
汪曾祺和沈從文
1939年，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
一到昆明，便住進了醫院，那是他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一次。
高燒超過40度，護士注射了強心針，汪曾祺問她要不要寫遺書？
經過治療，汪曾祺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便晃晃悠悠進了考場。
交完卷，一點把握沒有。
但汪曾祺居然考中了第一志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遠千里奔赴昆明，就是衝著被譽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中文系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等著名學者。
可直到大學二年級時，汪曾祺才正式拜見了他景仰已久的沈從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開的課全都選了，包括選修課。
汪曾祺寫過一篇小說，他盡量把人物對話寫得有詩意，有哲理，沈從文看了後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
沈從文常常教誨學生：“要貼到人物來寫。”
這句話對汪曾祺影響很大。
沈從文最喜歡汪曾祺，他曾經給這位學生的課堂習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滿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寫的作品，都是沈從文代他寄出去投稿發表的。沈從文還處處對別人說，汪曾祺的文章寫得比自己還要好。
沈從文有課時才進城住兩三天，汪曾祺都會去看他。還書、借書，聽他和客人談天。
沈從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
餓了，就到沈從文的宿舍對面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從文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趕緊和幾個同學把汪曾祺架到宿舍裡，灌了好些釅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師，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老師一言不發，出去給汪學生買了好幾個大橘子。
沈從文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汪曾祺寫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說《燈下》。這篇習作在沈先生指導下幾經修改，便成了後來的《異秉》。
然而這位沈老師的得意門生，卻是個非典型性學渣：
他在聯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兒郎當，高興時就上課，不高興就睡覺，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晚上泡茶館或上圖書館，把黑夜當白天。
對於不感興趣的課，更是素來不去。朱自清講課以嚴肅聞名，要求學生仔細記筆記，汪曾祺不太適應，時常缺課。
後中文系主任想讓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絕了。
“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麽能要他當我的助教呢？”
聞一多教唐詩，把晚唐詩和印象派的畫結合在一起講課，對汪曾祺啟發很大。
汪曾祺替一個學弟做“槍手”，寫了篇李賀詩的讀書報告，大意是：別人是在白紙上作畫，李賀的詩則是在黑紙上作畫。
聞一多看了大加讚賞，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
戰亂時，因郵路中斷，汪曾祺一度失去了家裡的接濟。雖然窮得叮當響，但他日子過得滋潤極了。
有錢時，吃好館子，什麽汽鍋雞、鍋貼烏魚、鐵鍋蛋、腐乳肉之類，全吃了一個遍。
沒錢就吃米線、餌塊，他什麽品種的米線都吃過。
大二那年，汪曾祺失戀了，兩天兩夜不起床。好友朱德熙嚇壞，挾一本厚厚字典火速趕往46號宿舍。
“起來，吃早飯去！”
於是兩人晃悠出去，賣了字典，各吃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全好了。
離開大學後，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一個由聯大同學辦起的“中國建設中學“裡當教師。
那時汪曾祺與同在任教的施松卿相識，一愛便是一生。
施松卿生得眉清目秀，老愛生病，聯大同學叫她“林黛玉”。
在中學教書連飯都吃不飽，他們依然“窮快活”。
沒有肉吃，汪曾祺就學工友用油爆豆殼蟲，一嘗，居然有鹽爆蝦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從哪撿了匹馬，多年後，汪曾祺還記得她牽馬散步的那一幕：
一個文文弱弱的年輕女子，在黃昏的天色中牽著一匹高高大大的馬在郊外漫不經心地散步，漂亮極了！
1946年初秋，汪曾祺從昆明遠途跋涉到上海。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滬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寫信給老師沈從文說想自殺。
沈從文回信罵他，然而罵歸罵，最後還是沈從文托李健吾幫他找了一份教職，到民辦中學教了兩年書，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去往北平。
在此期間，汪曾祺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結為《邂逅集》。
汪曾祺到北平後才發現，在那裡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
他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後才在北平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遊客寥寥無幾。職員住在館裡的只有汪曾祺一人，他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
為了防火，當時故宮範圍內都不裝電燈，汪曾祺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
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
在北京市文聯工作的時間裡，獨具慧眼的老舍先生時任北京文聯主席，他發現了汪曾祺的創作才能，曾預言：
北京有兩個作家今後可能寫出一點東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創作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最初無人過問，被擱置一邊，許久之後被王昆侖偶然發現，推薦演出後效果甚好，這才引起人們的重視。
1945年，汪曾祺被調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寫《民間文學》。
編雜誌時，他刊發過很多好稿，把陳登科的《活人塘》從廢稿堆裡“救活”了。同事們都覺得他鑒賞水準一流，卻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個作家。
從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也輟筆不寫了。
後來下放後，因為他畫的好，安排讓他畫畫，他每天一早起來，就到地裡掐一把馬鈴薯花，幾枝葉子，回到屋裡，插在玻璃杯裡對著描畫。
還賦詩雲：“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
馬鈴薯花落後，就畫成熟的薯塊，生活單調而漫長，他卻自個兒找樂子：
畫完了，就丟在牛糞火裡烤熟吃掉，還一度自嘲：“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這麽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無論生活如何，他骨子裡的情趣與雅度卻一直都在，對生活，永遠懷著天真的熱愛。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學》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騎兵列傳》，這時他已59歲，才開始以寫作聞名於世。
從那以後，一發不可收拾，寫出了《受戒》《大淖紀事》等作品。
汪曾祺長時間沒有書房，得在小女兒的屋子裡寫作。
女兒汪朝下了班在睡覺，汪曾祺急著要寫文章，又不敢進屋，憋得滿臉通紅到處亂轉。
兒女們和他開玩笑：“老頭兒，又憋什麽蛋了？”
一開始，汪曾祺還辯解說是寫文章，不是下蛋，後來也常笑著說：“別鬧，別鬧，我要下蛋了。這回下個大蛋！”
汪家長期住在部門分配的房子裡，房子很窄小，外國友人來訪，見“國寶”級的作家居然住在這樣的房子裡，差點沒掉下眼淚。
家人讓汪曾祺寫個申請住房的報告，他半天也寫不出一句話來，末了扔出一句話：“我寫不出！我不嫌擠！我願意湊合！”
有人勸他寫點宏大的文章，他回答：“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汪家一直掛著幅高爾基的木刻，有天汪曾祺突然提出：“把這個取下，換上我的照片。”
兒女們都笑了，老頭兒自視挺高。
汪曾祺嗜吃的名氣，正是因為他寫了課本上那篇《端午的鴨蛋》。
在西南聯大時，汪曾祺早已吃遍了正義路的汽鍋雞、東月樓的烏魚鍋貼、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慶祥的火腿月餅……
逛集市，他賴在攤邊吃白斬雞，起個名目，叫坐失良機（坐食涼雞）；
下館子，他和老闆嘮嗑，聽各鄉趣聞，偷學後廚做菜；
要是沒課，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館，要上一碟豬頭肉，咂一口綠釉酒，賞館外碧葉藕花，聽簷上昆明的雨。
在江陰讀書時，他聽說過河豚的美名，總想一嘗，奈何未能如願。多年後寫詩：“六十年來余一恨，不曾拚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後更是個可愛的“老頑童”，貪吃、貪喝、貪看、貪玩兒，貪戀人世間的酸甜苦鹹。
只因別家閨女隨口一句：“黃豆是不好吃的東西，汪伯伯卻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厲害的人。”
他就咧嘴哈哈笑。
不僅愛吃，汪曾祺也喜歡做美食。
汪老女兒朋友來，汪老親下廚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盤蜂蜜小蘿卜。
水嫩嫩的小蘿卜削了皮，切成滾刀塊，蘸上蜂蜜，插上牙簽。然而客人一個沒吃。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膽囊炎發作。
確診後，女兒問大夫：“今後煙酒可有限制？”
大夫搖頭：“這個病與煙酒無關。”話音剛落。
老爺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竊笑起來。
談起父親，女兒笑著說，“他在我們家是非常沒有地位，我們這些子女都欺負他，媽媽也完全不拿他當回事，但他樂在其中。”
平日裡，他酒一喝多，就給自己爭地位：“喂喂，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人人皆知汪曾祺愛吃，可他談起吃來都是尋常吃話，讀來卻是百看不厭。
家鄉的雙黃鴨蛋，北京的豆汁兒，湖南的臘肉，江南的馬蘭頭，朔方的手把肉，昆明的牛肝菌、汽鍋雞……
因為他吃遍天下，又長於觀察，一個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被他描寫得格外細膩。
有人說他是“作家裡最會吃的，也是廚師裡最會寫的”。
有讀者開玩笑說：“餓得時候根本不敢讀，跟舌尖上的中國一樣。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離世。
作別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醫生“撒嬌”：“皇恩浩蕩，賞我一口喝吧。”
醫生點頭應允，他便喚來小女兒，“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
龍井尚未端來，斯人卻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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