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記憶中的北京，我夢中的北京

編者按：

8月1日，著名作家、詩人邵燕祥先生在睡夢中離世，享年87歲。

邵先生1933年出生於北平的一個職員家庭，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度過，他熟悉北京的胡同、戲院、劇場、古寺、古橋、四合院，這些地方是他曾經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方。他見證了北京城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遷，親見北京幾代文人曲折坎坷的經歷。在年近七旬的時候，他回憶起在這座城市生活的點滴，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為脈絡，將他記憶中的這些地點重新梳理，寫就了一部散文集。今年1月，這部作品以《胡同的江湖》為書名再版。

邵先生通過文字在記憶的隧道裡尋夢，他說，“這裡東鱗西爪，也只是我記憶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夢中的北京。故國神遊，是我個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據的，宏觀的，全知的，更不是導遊的或掌故的。” 本期“京華物語”欄目，我們就從這部著作中摘選數篇，以饗讀者，以資紀念。

《胡同裡的江湖》邵燕祥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

撰文|邵燕祥

摘編|徐學勤

小引

中國有些詞語，你說經不起推敲也行，你說耐人尋味也行。比如“備忘錄”的“備忘”兩字，說是怕忘記才記下，通常這麽理解：能不能說就是準備忘記呢？

蘇東坡說人生好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他寫了四句戛然而止，卻沒說，那雪泥待天晴後化為殘雪，化為泥濘，那指爪痕又到哪兒去找呢。

人生苦短，從我記事起，六十多年，在這座時而仿佛凝止於歷史深處，時而在時間長河裡顛簸沉浮，一陣披金戴銀一陣淡妝素抹一陣粗服亂頭一陣面目全非的古城裡，大街小巷穿行無數。有些胡同已經消失，有些胡同將要消失，那些地名隻留在老地圖上，那些屋瓦牆磚，日光月色，柳絮榆錢，春風秋雨，賣小金魚兒串胡同的吆喝，賣豆兒糕揭鍋時的甜香，都隻留在我的記憶裡了。

記憶和夢，有什麽不同？也許記憶曾經是實，夢壓根兒是虛的，但來自親見親經的一切進入記憶，成了深深淺淺的景象，跟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又有什麽兩樣？

敘寫自己的記憶，跟說夢有什麽兩樣？這些記憶，都不是像背書那樣刻意銘記的，經過時間的篩汰，都成斷斷續續的碎片。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當代詩人、作家、評論家，生於北平，曾任《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著有詩集《到遠方去》《在遠方》《遲開的花》，以及紀實作品《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等。

人們說往事如煙雲。記憶的碎片就是縈回歲月間的煙雲。一個畫家畫煙雲，無論是用工筆油彩的巨幅畫作，還是兩筆三筆寫實兼寫意的素描，真的能畫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煙雲嗎？怕也只是心中的煙雲罷了。

這裡東鱗西爪，也只是我記憶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夢中的北京。故國神遊，是我個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據的，宏觀的，全知的，更不是導遊的或掌故的。

臉上皺紋日以深，大腦溝回日以淺，近期記憶隨時淡去，遠期記憶紛至遝來，如雲如煙，如電如夢，狙擊我平靜的心，寫下來，作為排遣，或能如了卻宿債，漸漸遺忘吧。

北鑼鼓巷，況晗繪，選自《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

萬歷橋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陽門）內大街之間。

小時候常聽母親跟人說起“萬裡橋”，籠統地感到那是很遠的地方，在我家的東北方向。

也許因為覺得遠在萬裡外，從來沒動過去看看的念頭，儘管直到我十歲遷居，左近也串過不少胡同，東看看西看看的。

後來讀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裡橋”，心中暗說，我的舊家那兒也有個萬裡橋呢。

這個遙遠的夢，是前兩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關於北京街巷的新版舊書，離我家咫尺之遙的，不是萬裡橋，而是萬歷橋。

那麽，是明朝萬歷年間在那兒修過一座橋，橋下應有水。經過三百多年的變遷，誰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沒了，橋也廢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橋一樣，空留下個名兒。

口口相傳，難怪萬歷橋變成了萬裡橋。又是大清，又是民國，市井百姓有幾個還能記得那個朱翊鈞的年號“萬歷”？以訛傳訛是順理成章的。“萬裡橋”不是更撩人遐思嗎？

那一帶原是前炒面、後炒面連著前拐棒、後拐棒。後地圖上一度統稱炒面胡同、拐棒胡同了。

萬歷橋的地名早並入拐棒胡同。橋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猶在。我每每穿過它，往東不遠，到朝內大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去。

《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

禮士胡同

東四南大街路東的一條胡同，東口在朝內南小街。

我曾經對蕭乾說起，我出生在東四禮士胡同，蕭乾當時一個直接的反應，是說：“那是一個有錢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時居住在東直門“門臉兒”，平民甚至貧民聚居的地帶，對貧富差距極敏感，雖歷經半世飽覽過歐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變根深蒂固的判斷。以致我都有點後悔向他提起什麽禮士胡同。

那個古稱“驢市”的胡同，的確早已一掃幾百年前的驢市景象，都說乾隆時候的劉墉（石庵）宅邸就在這裡，能想象一個內閣大學士卜居驢市嗎？說不定就是從他那時候改叫“禮士”胡同的。

這條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較齊整。我家的兩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繕刷漿髹漆，顯得破落，這所把著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從一個張家大院劃出的東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離開，門牌都是“22號旁門”。

緊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個石碑胡同之一。確有所謂石碑，豎在胡同南口對面南牆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裡，上書“泰山石敢當”。這小小石碑不礙事也不惹眼，至今應當還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實存而名亡，裡面幾個門都劃歸禮士胡同了。我家東牆外，隔著一條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後來我聽說是陳叔通的弟兄的產業。從我們院裡可以望見他們院裡一棵蓊鬱的大樹的傘蓋。不記得是姐姐還是哥哥，曾經指著那棵樹頂的枝枝杈杈，說像一個“好”字，我幼小的心裡就記住這一命名：“好字樹”。

也是後來，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說，張自忠將軍在盧溝橋事變，古城失守後，曾在禮士胡同某家宅院裡隱蔽數日才南下的。那也當在我家以東，是我不大走過的。

南池子大街，況晗繪，選自《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

我上學往西行，除了大門小門大院小院以外，總要經過兩處日本人佔住的地方。南面有個平常開著門，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樓房隱在後面，很少見人出入，綠草修剪得平平的，門柱上掛著的牌子上寫著“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個什麽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幹什麽的，沒聽說來傳教，那又到中國來幹什麽？

快到西口路北，有個小院，平平常常的，沒什麽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臨街的外牆，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窪窪、麻麻黦黦的，星星點點嵌著一些巴掌大的蚌殼，太陽一照，閃耀著肉色的光。這裡走出走進的是年輕的日本女人，都穿著一身花的和服，白襪子，木屐。門開時，看這個院落比胡同低矮，門關了，低矮的門楣上寫著兩個漢字中鑲一個假名“花の家”。也是許久以後，我才懂得這裡住的都是軍妓——日本皇軍的行伍之“花”。

這胡同裡還有一處，是日本侵略者帶來的：白面兒房。鳩形鵠面、破衣爛衫的中國人在那裡出入，吸鴉片，抽白面兒，日久天長成了街頭的“倒臥”。

但“倒臥”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飯的，我認識兄弟兩個拉洋車的五六十歲的老人，經常停靠在南下窪車口上。我上學坐過他們的車。後來我見其中一人不拉車了，越來越委頓，越來越襤褸，秋冬坐在北牆下曬太陽。有時就坐在“迪威將軍”宅邸布滿銅釘的紅漆雙扇大門前，這樣的大門並列有三，很少開啟。也沒有門房趕走那個拉洋車拉不動了的老人，直到他從這人間消失。

我所謂的“迪威將軍”宅邸，一九四九年後一度成為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據近年有些文字資料，它曾經屬於什麽鹽商，沒有提到過什麽“迪威將軍”。此說聞之於我的母親，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禮士胡同的，她說這個宅邸的主人是海軍中的將領，那該是北洋海軍。袁世凱為了羈縻有實力的軍人，封了一批將軍，都是“×威將軍”“×威將軍”，我看到一個名單，偏沒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軍中另搞了一套，不過，我無意去做這份考據了。（2017年3月23日，《北京晚報》副刊載奚耀華一文，謂禮士胡同今一二九號院第一任主人為清末漢陽知府賓俊，民國初被大奸商李彥青購得，後李被曹錕政府鎮壓，此宅又轉手天津鹽商李善人之子李領臣，經重新設計改造，閎闊華貴，富麗堂皇。2019年3月21日補注）看來母親從鄰裡處耳食之言不足信。

這個“大釘子門”裡，可能是這個胡同最大規模的宅院。到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後期，這裡成為江青常來之地，據說房間裡的牆布窗簾都改成江青喜愛的墨綠顏色。她是到這裡來看電影的，江青斂跡以後，此處順理成章成了電影局機關。不知現在怎麽樣了。但這個老宅院總算因此向社會袒露了“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內瓤兒。

東棉花胡同，況晗繪，選自《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

南下窪

地在東城禮士胡同中段，往南通向演樂胡同中段。我不久前走過，格局猶存，地名已取消。

當時地名牌上寫南下窪，口頭都叫“南下窪子”，或簡稱“下窪子”。這許是老老年留下的地名了。從我記事，並不覺得那片地格外低窪。下雨的時候，也跟別的胡同一樣，只是“有雨一街泥”，若是特別窪，就存水了。現在想來，是兩邊蓋房時已經墊土取平。

我住禮士胡同，到燈市口上學，有三條路上大街：可以一直走到西口；也可以出門往西，經南下窪子拐到演樂胡同；禮士胡同、演樂胡同之間，還有一條短短的燈草胡同可走，“燈草”或是形容胡同窄小吧。（要麽有過專賣燈草的店家？）

與南下窪子北口相對，禮士胡同路北還有個小胡同，我跟姐姐上學，經常去找她一個姓陸的同學同行，她就住在裡面。好像是個死胡同，有一個古老的名字“雙堆子大院”。堆子是過去打更人過夜的房子。我印象裡已經沒有這樣的堆子，更不用說雙堆子。不過，那時這個胡同口之西不遠，路北側有一間暗紅色油漆剝落的木閣子，比一間房大點，是派出所，出入都是穿黑制服打黑綁腿的警察。老人管它叫“巡捕閣子”。直到一九四七年還在。

後來再過那裡，這間木屋已經痕跡無存。我估計解放軍進城接管以後，派出所就找了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辦公處。一九四九年初那會兒，我的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和民（主青年）聯（盟）的同學，參加了區委工作，有的就分配到派出所。我想象過我如不加入華（北）大（學）準備南下，最後也可能留在北平做基層工作，但從來沒把自己跟這樣簡易的臨時性木閣子聯繫起來。

雙堆子大院之名也早不存，不知當地還有幾個老住戶能記起來。

閉上眼，我仿佛還看到，只有一兩根的電線上，掛著三四十年代春天的風箏，放風箏的孩子散了，再過幾天，殘破的風箏也不見了。

炮局胡同，況晗繪，選自《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

代後記

這幾十則以北京城的地名為題的筆記，大多是今春以來每到密雲鄉村小住陸續草成的，秋分後數日告一段落；不過一個春秋，聊以鉤沉幾十個春秋的往事，極簡略地單線白描出片段的歷史場景與個人記憶吧。——這是些十分瑣屑的，有些更近於難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小事情，遠離了所謂宏大敘事，但其中或也折射了些許的滄桑，卻只不過是草木一生中的小小滄桑，然而是私心以為珍貴的。

作為生於古城，也算個老北京但“京味”不足的一個作者，也曾有過以北京為背景寫點什麽的想法。但疏懶成性，舉凡鄭重其事籌劃的事最後都要落空。倒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九八九年秋後，百無聊賴，拾起筆墨來寫點不準備發表的劄記，其中也就寫下了《東車站》《國會街憶舊》《風沙》《郎家園》等篇，在程小玲為《胡同九十九》約稿時，我說到我想為漸漸消失了的胡同寫一曲挽歌，但怎樣著筆沒想周全，不意近十年後，寫出這一劄純是紀實的東西。

擲筆長籲，不禁惘然。忽然想起那位多年前住在老君堂的我們弟兄姐妹共同的“乾媽”，她在晚年，六十年代初城鄉大饑荒的日子裡，雇了一輛三輪車（已經不是老北京那祥子式的“洋車”），獨自一人把九城轉了一遍，回到家也沒跟人說什麽，該是懷舊，也是告別，了了一個夙願吧。我想，我寫這一個個地名，一篇篇文字，也正是對往昔時光的一次洄遊。但我沒有徒步或乘車一一重遊舊地，有些已經沒有了，有些街道的院落面目全非了，有些胡同截短了，取直了，改名了，有些舊地或許還在，等待著誰去憑吊。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都留在我的心裡，我照著心裡的印象，描摹在紙上了。

因旨在紀實，是“看山是山”的；我以為虛構大抵“看山不是山”；如果讓虛構的東西比現實曾有的更真實，那才到了“看山又是山”的境界。此境不易達，這裡止於初級階段的“看山是山”了。

我在小引裡寫到，畫這些紙上的街巷，不是為了導遊，但如果有一些東南西北方位的誤差，還得請讀者原諒，並給予指正。我記憶力減弱了，也久已沒有“串胡同”了。

我知道不少朋友寫過對北京一些地方一些人事的憶念，有的拜讀過，有的沒有讀到。其中，葉嘉瑩女士懷念她在按院胡同（或察院胡同）西口即將拆毀的舊家老宅，魏荒弩兄寫他重過五十年代罹禍前一度住過的府藏胡同二號小院，都使我讀了久久不忘。他們透過當時當地的細節和氛圍，傳遞出人之常情中一聲深長的喟歎，使我這些粗疏的隨筆相形見絀。

前此寫過的幾篇憶記古城舊事的文字，一並收入，雖體例出入，文體駁雜，在所不計，且當滄桑的紀念。

“朝花夕拾”，在這裡掃成一堆了。“落葉滿階紅不掃”，也是這般情味嗎？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二日晴

窗外木葉已初見變黃變紅之際

本文摘自邵燕祥著《胡同裡的江湖》，文章經出版方北京出版社授權刊發。

撰文 邵燕祥

摘編 徐學勤

編輯 徐偉

編者按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