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俞燕 韓笑 周源/文 袁滿 /編輯
7月的最後一天，中國香港掛出了今年台風季的第一個八號風球。
五天后，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匯豐”，0005.HK)在香港也掛出了自己的“八號風球”，迎來了或許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最動蕩和艱難的一周。
8月5日，正值一周裡最忙碌的周一，匯豐一早在港交所發布了2019年中報，同時發布了一份人事變動公告：現任行政總裁范寧（John Flint）當日起辭職並卸任董事，由環球工商金融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暫行臨時行政總裁之職。
此時距離現年51歲的范寧上任僅有18個月。這則公告同時“創造”了匯豐154年歷史上的兩項之最：這位匯豐歷史上最年輕的行政總裁，成了上任歷史最短的一位。
從見習管理培訓生一步步晉升至行政總裁之後，范寧在知天命之年從職業生涯的巔峰直接墜入“斷崖”，從此揮別奉獻了30年歲月的匯豐。
震蕩並沒有結束。當忙碌了一周的人們即將迎來周末時光，匯豐在上周五（8月9日）又甩出了一枚“重磅消息”。當日，匯豐向其員工發出內部通告稱，匯豐集團總經理及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Helen Wong）於當日離職。
這個周五成為黃碧娟在待了27年的匯豐的last day。
8月10日，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雜誌記者證實，黃碧娟已決定離任，“向外尋求其他發展機會”。或許是時值周末，匯豐尚未就黃碧娟辭職發布公告。
這意味著，匯豐的兩名高層在一周之內閃辭，且雙雙曾在匯豐供職幾十餘載。
市場人士認為，這是自2010年匯豐董事會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離職之後，在近十年的歲月裡匯豐最激烈的一次高層地震。
相比“老外”范寧，負責管理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業務的華人黃碧娟的閃辭，引發的輿論波更為猛烈。其離任消息傳出後，旋即在網絡上被刷屏，並被解讀為此舉或為匯豐因“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華為而引起公憤後的自我“斷腕”之舉。
一則情節類似於香港TVB名劇《大時代》的所謂匯豐人事巨變內幕的帖子，亦被到處轉發。在這則帖子中，目前作為匯豐第一大股東的中國平安保險（集團）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平安”， 601318.SH，2318.HK）被演繹為扳倒匯豐兩大高層的“義士”。
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向《財經》雜誌記者表示，兩位高管的離職與華為事件無關。中國平安則表示，其對匯豐的投資屬於財務投資，儘管已經身為匯豐實際第一大股東，但平安並未向匯豐派駐董事亦不參與其經營管理，匯豐高管變動與其無關。華為方面亦表示對匯豐高管的變動“不予置評”。
儘管目前各方的公開信息和表態顯示匯豐人事地震與華為事件並不關聯，但是在中美摩擦不斷升級、香港“青年圍城” 愈演愈烈的微妙局勢下，匯豐突換高層，足令市場產生諸多聯想。
8月12日，港股沽空榜匯豐控股躍升至第一位，錄得沽空金額9.66億港元，沽空比率39.1%。當日，以59.05港元報收，跌停60港元關口，跌幅1.58%，已比年初的78港元縮水近20港元。
一向標榜為“根植中國的領先國際性銀行”的匯豐，在百年歷史中曾支持了船王包玉剛、李嘉誠和鄭裕彤等一批知名華商的崛起，在香港的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香江過去甚至有一種說法，回歸前香港的權力掌握在香港總督、香港賽馬會主席和匯豐銀行大班（即總裁）手裡（後兩者往往由同一人擔任）。
自從被國際多家知名媒體曝出“出賣”華為的行為後，匯豐在中國市場大失人心，使其一直精心維護的“值得信任”的公眾形象受到重創，當下的處境頗為微妙。
股價連跌、多起國際訴訟未了、罰單不斷、高管閃辭、裁員……已經154歲的“大笨象”匯豐，仿佛進入了 “水逆”期，面臨著自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的又一輪危情時刻。
2014年，時任匯豐董事會主席的范智廉（Douglas Flint）曾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講堂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不能成為社會接受的角色，社會將拋棄我們。”
自2011年將戰略中心移向亞洲市場以來，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對於匯豐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剛披露的2019年中報顯示，其來自亞洲市場的稅前利潤已佔了近八成，其中香港佔到五成。在英國脫歐等國際動蕩所造成的種種不確定性之下，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對於匯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黃碧娟辭職的當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33名商界人士召開了跨界別會議，商討應對經濟衝擊，重申“香港唔能夠亂”。在《星島日報》的報導圖片上，林鄭月娥身後站著的一排參會人士中，左邊第二位便是黃碧娟的頂頭上司、匯豐亞太區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
次日，在北國森林之城伊春，四年前從黃碧娟手裡繼任匯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的廖宜建，則出現在退任金融高層和在職司（局）長們雲集的第三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匯豐“從未間斷服務過中國市場，積極支持並參與中國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
在匯豐大樓門前，有兩座獅子像史提芬（Stephen)和施迪（Stitt），分別代表了勇氣和繁榮。經歷了高管動蕩和聲譽重創之後，一直被港人親切地稱為“五號仔”（指稱股票代碼）的匯豐，在重新檢視自身之後，會發生什麽樣的改革，能重拾勇氣和繁榮嗎？
范寧：最年輕的大班“下課”
匯豐上一次像現在這樣突然出現高層大洗牌，還是發生在九年前。
2010年9月7日，當任匯豐董事會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棄商從政”，轉任英國內閣貿易及投資大臣，匯豐一直實施的高層按部就班平穩過渡的節奏被打破，由此引發自匯豐成立以來最激烈的人事鬥爭，一連串窩裡鬥劇集被當時市場評為“未出閘先脫腳”。
經過各種角力，最終由時任首席財務官的范智廉接手葛霖留下來的董事會主席空位，時任投資銀行業務主管的歐智華（Stuart Gulliver）則接替退休的紀勤（Michael Geoghegan）出任行政總裁。
七年後的秋天（2017年10月），匯豐的一項老傳統被打破，友邦保險(1299.HK)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曾任高盛集團非執行董事的杜嘉祺(Mark Tucker)，接替范智廉出任匯豐董事會主席，打破了其百年歷史上董事會主席皆出自內部的傳統，而且成為首個來自保險業的董事會主席。而選擇一位非銀行人士擔綱董事會主席，則是此前匯豐董事會的承諾。
這位匯豐史上第一個“空降”董事會主席，到任後的第一項重要人事安排，便是任命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行政總裁范寧出任行政總裁，以接替退休的歐智華。時年50歲的范寧於是成為匯豐150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行政總裁。
彼時，杜嘉祺對范寧的評價很高，認為他在多個地區、業務和智能範疇擁有豐富和深入的銀行經驗，是所有候選人中的“最佳人選”。
但是，上任僅18個月之後，范寧又“創造”了另一項記錄：成為匯豐歷史上任期最短的行政總裁。
對於讓范寧“下課”，杜嘉祺在公告中稱是“鑒於本行營運所在的環球市場環境愈見複雜並日趨嚴峻，董事會相信本行需要作出改變。”
范寧不僅僅只是辭職，而是要離開他工作了整整30年的地方。“在與匯豐共處了近30年後，我對離開感到不捨，但我也期待迎接個人的新挑戰。”在公告中，范寧如是表態。
和他的前任歐智華一樣，范寧的職業起點亦是匯豐，是在匯豐內部經過多地多崗漫長的歷練後成長起來的高管。
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總是沉默寡言的范寧，出生在英國“紡織之鄉”約克郡，與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勃朗特姐妹是同鄉。少年時代，他在英國最古老的私立學校之一吉高斯威學校（Giggleswick School）度過了中學時光，後來在英國樸茨茅夫理工學院（現為樸茨茅夫大學Portsmouth University）獲得經濟學榮譽學士學位。
公開資料顯示，1989年，21歲的范寧以國際見習管理培訓生的身份加入匯豐，出任國際業務主任。之後駐守亞洲14年，在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國和印度等地輾轉任職，協助匯豐建立並拓展了其環球資本市場業務在亞洲地區的發展，直到2004年調回倫敦總部。
在總部歲月，范寧職業生涯躍升的一個重要機遇，或許萌發於2007年次貸危機期間。
由英國著名金融歷史學家戴維·凱納斯頓（David、Kynaston）和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Roberts）合著的受到匯豐官方唯一認可的傳記《獅子銀行：百年匯豐傳記》（The Lion Wakes：A Modern History of HSBC）一書中，提到了范寧在危機中的表現。或許正是由於范寧當年的敏銳和謹慎，才使得百歲匯豐避開了那次危機的重創。
據《獅子銀行》記載，2007年7月，時任匯豐集團司庫范寧與時任匯豐全球銀行和資本市場財務總監的繆思成（Marc Moses）在一次交流時，表達了自己對當時市場“感覺不對頭”的困惑，同時向他的直接上司范智廉和歐智華匯報：“我感到有點不大對勁，我想再增加一些資金。”兩位高層回復得很簡短：“如果這是你的直覺的話，你就去做吧！”
於是，范寧從銀行間貨幣市場拆借了為期3個月和6個月的資金，從而使匯豐的資產負債表增加了350億美元的額外流動資產。與此同時，他要求各地管理資產負債表的高級經理們在8月要保持高度的流動性。
在當月9日，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了國際貨幣市場。由於范寧對市場的敏銳直覺，匯豐提前備足了流動資金，使得其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次貸發放機構之一，有足夠的“彈藥”從容應對次貸危機。與此同時，匯豐還主動降低了美國投行的風險敞口，並清除了雷曼兄弟公司出借資金的風險。
事實上，匯豐是當時最早對次貸危機作出警示的銀行，後來因為這份警示報告，匯豐被業界“看成是好人”。彼時其英國同行北岩銀行因發生擠兌事件而倒下，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亦倒閉，匯豐卻幾乎毫發未損。在危機過後，葛霖在2010年的董事會主席年度致辭中指出，金融危機表明，匯豐不是“大而不倒，而是大到可以應對”。
不知是否因為范寧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獲得歐智華的賞識，從而開啟了其升遷之路。2010年，范寧出任匯豐環球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兩年後擔任集團行政總裁辦公室主任兼集團策略與規劃部主管，又過了一年，被任命為集團常務總監兼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行政總裁，這是他在升任行政總裁之前的職位。
范寧上任後，除了延續其前任歐智華的珠三角戰略，推出了主題為“重拾增長、創造價值”的戰略，其中，開發新科技和發展財富管理業務等作為重點，而這正是當下銀行業所致力的發展引擎。
不過，在職業生涯達到頂峰後，范寧這一次似乎並沒有像在次貸危機中的直覺那樣，敏銳地預警到其自身的職業危機。或許，在當下的局勢中，即使心有預兆而其本人卻無力改變什麽。對於這場突變，除了公告上的那句話，范寧再無任何公開的表態。
倒是市場上對其離職有多個猜測。一種觀點認為，范寧執掌匯豐首年，匯豐的上半年經調整收入及支出增長差（JAWS）錄得-1.2%，打破了匯豐必須保持該指標為正的“鐵律“而被問責。匯豐中報稱，全球不確定性諸因素的影響下，將無法完成2020年實現美國業務有形股本回報率6%的目標。
不過，范寧在公告中稱，匯豐的中報業績“表現理想”。中報亦顯示，截至上半年，匯豐淨利潤為85.07億美元，同比增長18.60%。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充足率在上半年末達到14.3%，比上年末提升了0.3個百分點。
而更為廣泛的市場觀點則認為，其下課是因為去年匯豐在配合美國政府調查華為時的不當態度所付出的“代價”。
上個月，彭博社援引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稱，范寧和其他高管表示，在美國司法部要求匯豐提供信息後，美國政府向匯豐派了監控人員，一個200至400人的團隊隨時可以獲得該行的一切信息，所以該行只得配合美國司法部的要求和調查。
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表示，范寧離職與華為事件無關。
無論真實原因為何，范寧去職後，其擬啟動的一項旨在開源節流的“橡樹計劃（Project Oak）”和“健康人力資源制度”或許亦將隨之生變。這項計劃包括裁員等措施。結果，范寧先於其下屬成為被裁掉的人。
8月12日，又有消息傳出，匯豐亞太區首席風險官Mark McKeown計劃最遲於今年底退休，由Ed Jenkins繼任。
一位外資投行分析師對《財經》記者表示，市場對於匯豐通過裁員精簡結構的計劃是認可的。但是對於范寧的突然離任感覺“比較意外”，認為這可能會拖累匯豐短期的股價表現。
在范寧離職後形成的空檔期，將由環球工商金融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擔任臨時集團行政總裁。目前據市場消息，匯豐首席財務官邵偉信（Ewen Stevenson），有望成為范寧的接任者。不過，對此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雜誌記者，對於市場揣測“不予置評”。
公開信息顯示，邵偉信加入匯豐之前任蘇格蘭皇家銀行財務總監，去年1月成為匯豐候任財務董事，今年1月獲批成為執行董事和財務董事、
如果邵偉信或其他外部“空降兵”上任，將意味著匯豐154年首次出現董事會主席和行政總裁皆由“外人”擔綱的罕見局面。
一直以來，匯豐崇尚內部提拔，認為這樣“顯得更安全”，可以確保新舊交替時不出紕漏。早在2010年那一波高層動蕩時，匯豐前行政總裁韋志誠（Keith Whitson）就曾公開批評，匯豐向外物色人選，是“以匯豐的前途作賭注”，認為匯豐一貫的成功，“並不是來自外來的主席”。
在匯豐的百年歷史上，一直以來，董事會主席制定發展戰略，行政總裁負責執行。但是自從2009年匯豐前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將辦公地點從倫敦遷回香港，開始常駐香港，行政總裁制定戰略的責任得以強化。
因此，在市場人士看來，誰將接任匯豐新的行政總裁，亦決定著匯豐在當下和今後的局勢下往何處去。
外來的和尚能念好匯豐這本百年經嗎？
黃碧娟：特設職位被“熔斷”
與范寧同樣“下課”的，還有匯豐集團總經理及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此前據媒體報導，范寧與黃碧娟皆屬匯豐前任行政總裁歐智華的手下愛將。
由於執掌匯豐中國市場且在上海深耕多年，市場對於這位匯豐中國“一姐”的離職，反應尤甚於范寧。
8月9日，有消息稱，匯豐控股已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黃碧娟也將離職。隨後，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記者證實，黃碧娟已決定離任，向外尋求其他發展機會。
比范寧晚三年加入匯豐的黃碧娟，如今已在匯豐度過了27年歲月。
公開信息顯示，黃碧娟是土生長的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學系。1992年加入匯豐之前，曾任職香港多家銀行。加入匯豐後，黃碧娟曾對媒體表示，感受到匯豐“廣闊的國際視野和不斷挑戰與創新的動力”。
加入匯豐後，黃碧娟曾在銀團貸款部、資本市場部、大中華區債務發行和環球銀行部等多個重要部門任職，是業內出名的債券專家。
2009年9月，黃碧娟升為匯豐中國副行政總裁。彼時雖然金融危機未退，黃碧娟從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發現機遇，積極為匯豐謀求國際板上市作準備。
2010年，匯豐在上海陸家嘴的新中國總部大樓啟用，講一口流利國語的黃碧娟接替翁富澤（Richard Yorke），出任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匯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執掌中國內地市場的業務。彼時，2011年11月，匯豐中國獲總部增資29億元人民幣，成為首家完成人民幣增資的外資銀行。
2015年，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突然以個人發展為由請辭，黃碧娟暫代其職務。隨後，黃碧娟出任新設的匯豐大中華區總裁，負責管理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業務，向匯豐亞太區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匯報。而黃碧娟的原職位，則由時任匯豐中國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主管的廖宜建接任。
彼時據媒體報導，這個如同專設的職位安排，不排除是作為王冬勝未來退休後的“接班人”鋪路。王冬勝本人則在內部通知中解釋，此舉是基於整合匯豐的大中華業務策略，加強大中華地區與集團其他地區之間的國際聯繫，以及協助全球客戶更有效捕捉區內的增長機遇。
對於黃碧娟辭職的原因，一些市場觀點亦將其與匯豐清洗舊部以及華為事件聯繫在一起。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雜誌記者強調，黃碧娟辭職與范寧離職以及華為事件等因素無關。據了解，黃碧娟在七月底便已在內部請辭並找好下家。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黃碧娟掛冠而去，四年前新設的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職位，亦將隨之撤銷。
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雜誌記者表示，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一職將不再補缺，大中華區內的四個市場的行政總裁將直接向王冬勝匯報，繼續執行大中華區的增長戰略。
亞洲地區是匯豐的最大盈利來源，今年上半年貢獻了約78.8%的列账基準稅前利潤。尤其是香港市場，貢獻了51%的稅前利潤。“從全球範圍來看，很少有像匯豐銀行這樣在單一市場佔據如此明顯的主導地位，而且這個市場還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位香港銀行業人士對《財經》雜誌記者表示。
對於亞太區的布陣和戰略，決定著匯豐的根基。後黃碧娟時代，大中華區職位的撤銷，是否亦透露出匯豐在當下和今後局勢下的某種預判？未來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如何側重，戰略上如何協同，目前還不得而知。
據CNN報導，杜嘉祺拒絕對是否擔心匯豐被中國政府列入黑名單做出表態，僅表示匯豐對在中國的業務有信心，期待繼續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
無論如何，對於黃碧娟個人來說，從此後，匯豐獅門音塵絕。
平安之於匯豐：不派董事的第一大股東
匯豐發生高層地地震，與之一江之隔的匯豐第一大股東中國平安卻意外地成為事件的“主角”。
黃碧娟辭職的消息傳出後，一則關於所謂匯豐高層地震內幕的帖子在各種社交平台上被廣泛轉發。在該帖中，平安被描述成攜資突然入市，橫掃匯豐股票，迅速成為匯豐的最大股東。然後召開臨時董事會，清洗匯豐，罷免高層。儼然1997年香港金融危機狙擊索羅斯之役，亦頗似TVB商戰劇的經典情節。
且不論以上情節不符合港交所和資本市場最基本的操作流程和信披規則，事實上，平安早在2018年11月便已成為匯豐的第一大股東。
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明面上，匯豐現有的董事會裡，並沒有來自中國平安的席位。《財經》雜誌記者從中國平安方面了解，中國平安雖然身為匯豐第一大股東，但卻是以財務投資者身份入駐，並未向匯豐派駐董事，亦不參與其日常經營管理，因此，匯豐的高層變動，與中國平安並無關係。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弘一大師李叔同的這句詩，恰如匯豐與平安的寫照。
中國平安與匯豐再續前緣，始於兩年前。2017年12月5日，中國平安旗下的平安人壽，委託平安資產管理公司（下稱“平安資管”）通過港股通渠道，以每股77.7089港元均價，涉資約7.8億港元，增持匯豐1000萬股，使其在匯豐的累計股數達到10.18億股，持股比例則由4.96%增至5.01%，首次觸及5%的“舉牌線”。
次日，已成為匯豐第二大股東的中國平安，向港交所申報了舉牌情況。這一天，正值深港通開通一周年，港股通交易創下年內最高紀錄，合計高達218億港元。
對於舉牌匯豐，中國平安表示這是一項財務性投資，看中其優秀的經營業績和豐厚的分紅。彼時，匯豐過去12個月每股累計派發紅利0.51美元。前三季經調整除稅前利潤174億美元，同比增長8%。
對於昔日自己曾入主的這位“小老弟”，匯豐則表示，雙方有著長期、友好的合作關係，歡迎平安成為其長期投資者。
這是繼匯豐退出平安五年之後，雙方再一次走到一起。只是，這一次角色互換，平安成了入股者。
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章。
2018年2月9日，中國平安以30億港元增持匯豐股份，持股比例增至6.17%，與匯豐的第一大股東貝萊德集團（BlackRock）的持股比例僅有一步之遙。
在中國平安二度“吃進”匯豐的當月，正值范寧正式接掌行政總裁。
九個月後（2018年11月1日），中國平安再次發起增持行動，以每股65.1153港元買入匯豐537.56萬股，使其持股比例達7.01%（累計約14.19億股），從而以0.42%的微妙優勢，取代貝萊德集團成為匯豐的第一大股東。
自從政策變化，險資舉牌潮受到遏製且鼓勵財務投資後，近年來中小公司鮮少再有舉牌動作。近三年來的舉牌主力由中國人壽和中國平安擔綱，其中，中國平安在2017年和2018年各舉牌四次，成為匯豐、工商銀行H股和日本株式會社津村的第一大股東。
對於舉牌攬得的幾隻股票，中國平安皆對外稱乃財務投資。中國平安首席投資官陳德賢在中國平安中報或年報發布時亦表示，當下中國平安的投資重點是分紅比較高、估值相對便宜的股票標的。從這些投資角度來說，匯豐無疑是平安的最佳標的之一。
一位保險投資人士指出，中國平安已實施了新會計準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規定，高股息股票的分紅收益將被確認進入當期損益表，有助於改善當期利潤。或許出於這個原因，中國平安近兩年來的投資策略，偏向於投資高股息高分紅的藍籌股。而且從監管政策導向來看，鼓勵以財務投資為主，以戰略投資為輔。因此，保險公司舉牌皆稱之為財務投資。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信披系統顯示，自2016年-2018年三年，中國平安各有四筆舉牌，2019年至今則有兩筆，選股皆體現了此類投資策略。
不過，亦有保險業和投資界人士對於平安作為第一大股東，卻未向匯豐派駐董事表示不解。因為根據中國平安以往的作派，其一向重視其作為股東的權利，對於取得控股權的公司，喜換用自己人。無論是之前入主上海家化（集團）有限公司還是汽車之家，都曾以清洗原有管理層，引起種種波瀾。
對於一些未達到控股地位，但居為第一或第二大股東的上市公司，中國平安則偏重於與其開展主業或金融科技戰略相關的合作，比如其同樣在2017年舉牌且亦為第一大股東的的外資股日本株式會社津村（持股10%），雙方便宣布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進行合作。
即使是財務投資，達到舉牌線的中國平安，亦多向其派駐董事，行使其作為股東的權利，比如向2017年舉牌的港股旭輝集團（0884.HK）、今年舉牌的“中字頭”港股中國金茂等。
在中國平安成為匯豐第一大股東的當月，時任中國平安副首席執行官的陳心穎曾在受訪時表示，未來會與匯豐有更多緊密合作。
不過，從目前可知的公開信息，似乎未見雙方進一步的合作。
此次匯豐高層地震，亦令市場重新關注中國平安之於匯豐的角色。
一位投資界人士認為，很多歐美大銀行股權高度分散，即使一些機構投資者的股份比例較高，也往往是財務投資者，並不主動參與銀行的管理。從匯豐的公司治理上，其亦是屬於管理層控制的模式。至少從目前來看，暫時看不出平安以往的“股東積極主義”的風格，以及對現有管理層的影響。
一位對公司治理頗有研究的金融業人士則表示，中國平安不向匯豐派駐董事，則不需要將其列報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投資項目，在目前的監管環境下，“很多事更好辦一些”。
對於未來平安是否會向匯豐派駐董事，中國平安方面表示“不對未來的事作預測”。
如果反觀匯豐與中國平安十幾年來的分分合合，或許能夠理解當下雙方的態度。
17年前的春天，在當時的監管政策下，中國平安實施財、壽分家，變成“一拖二”的架構。正是在這一年，匯豐與平安走到一起。
2002年10月8日，中國平安與匯豐簽署了《認購協議》，匯豐以6億美元攬得平安10%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彼時，據中國平安高管對外透露，匯豐意欲拿到更多，但10%已是當時外資參股政策的鐵頂。
匯豐彼時並不是平安最早的戰略投資者候選人，甚至其當時的企業策劃及發展部亞太區主管、印度人K.B. Chandrasekar都不知平安是誰。
據《大道平安》透露，雙方走到一起是高盛幫平安搭線匯豐，而匯豐出價最高，誠意最盛。不過另一個版本則是鄭裕彤為平安引薦了匯豐。
雙方首次“牽手”，被中國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描繪為這是137歲的匯豐與14歲的平安“睿智與力量的擁抱、西方科學精神與東方人文精神的結合”。
馬明哲甚至表示，“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美好的未來”。
頗令人們不解的是，簽約現場平安播放著音樂天才莫扎特根據同名喜劇編的名曲《費加羅的婚禮》。《大道平安》的作者寫道：“不知道平安選取這一樂曲是否有什麽深意。”
亦不知匯豐高管們聽到此曲後，內心是什麽樣的真實想法。
兩年後，在中國平安登陸香港前夕，匯豐以12.97億港元認購中國平安1.256億股，次年2月，從高盛與摩根士丹利手中接盤中國平安的6.14億，一舉增持至19.9%的外資持股上限。三年間，匯豐已坐上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的位置，一如中國平安目前在匯豐的角色。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對於雙方牽手後真實的關係，匯豐的態度如同硬幣的另一面。《獅子銀行》寫道，匯豐高管們認為，在處理與平安之間的關係“十分艱難”，比如在一個規模不大的合資項目上，匯豐有點勉強地成為平安的合作夥伴，但又對其的最終目標有點把握不住。即使2005匯豐已坐上第一大股東的位置，“雙方之間的關係依舊不冷不熱”。
從實務上，匯豐主要為平安提供技術援助與服務。按照馬明哲的說法，全球匯豐人都是平安的顧問。
2006年平安收購銀行時，時任匯豐行政總裁的紀勤告訴董事會，其未被告知A股配售計劃，讓他感到“十分失望”，並對平安“正在進入它所不熟悉的銀行業務領域感到擔憂”。
匯豐的擔憂或許在於，平安正在進入原來屬於它的優勢領域，在這一領域，匯豐與其參股的交通銀行在各領域展開了業務合作，並被定義為可以與之共同奮鬥的“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
2012年，出於自身戰略調整，匯豐開始出售其非核心資產和業務。對於將銀行作為其DNA的匯豐來說，平安作為保險公司，亦屬其“非核心資產”。彼時對於匯豐來說，出售平安股權為其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有關數據顯示，匯豐近10年還累計從平安分紅約47.88億港元，股權收益是其投資成本的四倍。
匯豐歡天喜地揮別平安，不過其接盤者的真實面目卻在2012年掀起波瀾。對於其接盤者泰國正大集團背後是否有一股神秘資金，彼時來自監管部門、市場和公眾的猜疑不斷。財新周刊則以《誰的平安》透析匯豐拋售的平安這筆股權背後的真實歸屬。
誰又能想到，五年後，當而立之年的平安與匯豐江湖重逢之時，雙方的身份和角色已發生乾坤大騰挪。恰如契訶夫的小說《櫻桃園》裡的情節。
如今，人們又開始發出“天問”：誰的匯豐？平安，真的甘心隻當一名每年坐等分紅的財務投資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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