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價連跌、高管震蕩、裁員數千，154歲的匯豐怎麽了？

《財經》記者 俞燕 韓笑 | 文 袁滿 | 編輯

7月的最後一天，中國香港掛出了今年台風季的第一個八號風球。

五天后，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匯豐”，0005.HK）在香港也掛出了自己的“八號風球”，迎來了或許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最動蕩和艱難的一周。

8月9日晚間，匯豐向其員工發出內部通告，匯豐集團總經理及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Helen Wong）於當日離職。該消息迅速發酵，打破了周末本該有的輕鬆和平靜。

就在當周周一（8月5日），匯豐在發布2019年中報的同時，發布了一則重磅人事變動：現任行政總裁范寧（John Flint）即日起辭職並卸任董事，由環球工商金融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任臨時行政總裁。

此時距離現年51歲的范寧上任僅有18個月，這則公告“創造”了匯豐154年歷史上的兩項紀錄：這位史上最年輕的行政總裁，成了上任時間最短的一位。

在范寧宣布辭職的當日，匯豐還宣布將回購最多10億美元股票的計劃。此外，全球裁員2%約4700人，其中包括管理人員。結果，范寧先於其下屬掛冠而去。

諸市場人士認為，這是自2010年匯豐董事會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離職之後，在近十年的歲月裡最激突的一次高層地震。

資本市場迅速做出反應，有港股“定海神針”之稱的匯豐股價8月12日跌破60港元大關，在一周裡仍未重返這一關口。

香港人喜歡把匯豐的股票親切地稱為“五號仔”（即指其股票代碼），把它歸作“孤兒寡母股”，意思是獨自拉扯孩子的寡母，只要手握匯豐股票，就足以育兒養老。以前，香港投資界有“聖誕鍾，買匯豐”的傳統，認為聖誕前夕買入匯豐，必賺無疑。

然而，今年以來匯豐的股價已縮水了十餘港元，當前的高層人士震蕩將其打至2018年以來的新低。

一周內兩名任職約30年的高管火速辭別，在匯豐的歷史上罕見，亦在上市公司中少有。在中美摩擦不斷升級的微妙局勢下，匯豐突換高層，足令市場產生諸多聯想。

在各種版本中，坊間將這兩則看似突發的高層變動，與去年底匯豐“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華為事件聯繫在一起。

更為吊詭的是，一則類似於香港TVB商戰劇情節的所謂匯豐人事內幕的帖子，被到處轉發。目前作為匯豐第一大股東的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平安”，601318.SH，2318.HK）被演繹為扳倒匯豐兩大高管的“義士”。

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向《財經》記者表示，兩位高管的離職與華為事件無關，黃碧娟早在7月便已在內部請辭，已有新的發展計劃，其離職與范寧的離職亦無相關性。

中國平安則表示，其對匯豐的投資屬於財務投資，並未向匯豐派駐董事亦不參與其經營管理，與匯豐高管變動無關。華為方面亦表示對匯豐高管的變動“不予置評”。

8月12日，匯豐、平安同時發布公告，否認了匯豐高管辭職來自中國平安“施壓”的傳言。

儘管如此，作為在恆生指數中佔比達10%的最大成分股之一，高管震蕩依然讓匯豐股價受到重創。一周以來，儘管匯豐已在分步回購股票，股價仍未能重新站回60港元關口，且屢創新低，一周內幾乎每天排在沽空榜單前列。

股價連跌、高管震蕩、裁員數千……已經154歲的“大笨象”匯豐，仿佛進入了“水逆”期。

在匯豐百年歷史中，歷經戰火和金融危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數次困局的洗禮，其業務收放、戰略取向或股價起伏，亦因之而變。然而，與此前不同，本次匯豐身陷危情，既非金融危機時期亦非戰時。

有金融業界人士指出，匯豐此次成為輿論的漩渦，並非單純始於某一特殊事件，而是在當下複雜局勢中，其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基於其自身的戰略定位和風控管理所作出的判斷，與市場和民意錯位所致。

一向以“根植中國的領先國際性銀行”自詡的匯豐，在百年歷史中曾支持了包玉剛、李嘉誠和鄭裕彤等一批知名華商的崛起，在香港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香江過去甚至有一種說法，回歸前香港的權力掌握在香港總督、香港賽馬會主席和匯豐銀行大班（即總裁）手裡（後兩者往往由同一人擔任）。

2011年匯豐提出“東進”戰略，行政總裁辦公室亦由倫敦遷回香港，加大了對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投入。剛披露的2019年中報顯示，其來自亞洲市場的稅前利潤已佔了近八成，其中香港佔到五成。

因此，當包括匯豐總部所在地英國在內的多家國際知名媒體爆出，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卻“配合”美國調查華為致其高管羈留時，其一直精心維護的“值得信任”的公眾形象坍塌，當下的處境頗為微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黃碧娟請辭後，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一職將不再補缺。市場亦在關注，這是否意味著匯豐對中國市場的策略和布局將隨之生變。對此，匯豐相關發言人表示，集團對內地的發展很有信心，在中國內地的業務策略保持不變，未來對中國市場的投入只會不斷增加，不會減少。

作為一家由蘇格蘭人創辦、且多位掌門出自蘇格蘭的老牌金融機構，匯豐給人的印象一直是穩健而保守。近年來，匯豐亦在嘗試突破，比如，2017年杜嘉祺上任匯豐董事會主席，打破了該職位以往皆由內部選出且由銀行人士擔綱的傳統。范寧作為最年輕的行政總裁上任，亦是創下紀錄。

此次讓范寧火速“下課”，匯豐在公告中稱“鑒於本行營運所在的環球市場環境愈見複雜並日趨嚴峻，董事會相信本行需要作出改變”。

8月14日，黃碧娟的頂頭上司、匯豐亞太區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接受《星島日報》採訪時進一步表示，此次高層變動是為了匯豐將來要走的路，以推行能體現 “Pace（速度）、Determination（決心）、Ambition（野心）及Simplicity（簡化）”四大特點的策略。

在金融監管和金融業競爭的變局時代，諸金融機構都在謀變革新。日前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那句“一個雞蛋，從外部打破是滅亡，從內部打破就是新生”，頗令業界“心有戚戚焉”。

在匯豐大樓門前，有兩座獅子像史提芬（Stephen)和施迪（Stitt），分別代表了勇氣和繁榮。經歷了高管動蕩、管理架構調整和聲譽重創，匯豐重新自我檢視之後，會發生什麽樣的變革，能重拾勇氣和繁榮嗎？

高管閃辭：三十年和一個瞬間

8月9日是黃碧娟在匯豐的last day，次日就要進入休假模式，然後在另一家金融機構開啟新的歷程。

當范寧與黃碧娟——被外界視為匯豐前任行政總裁歐智華（Stuart Gulliver）的愛將，在同一周相繼辭職時，公眾很難不把兩樁人事變動聯繫起來。

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記者證實，黃碧娟在7月時便已決定離任，向外尋求其他發展機會，與范寧的辭職無關。

27年前（1992年），在香港輾轉待過幾家銀行的黃碧娟，從兩座獅子銅像之間走進匯豐的大門。後來黃碧娟對媒體談及，在這裡很快感受到不同的體驗，因為匯豐“廣闊的國際視野和不斷挑戰與創新的動力”。

黃碧娟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與後來牽頭談判匯豐入股中國平安案的中國平安原首席財務官湯美娟是校友。

黃碧娟加盟那年的6月，匯豐銀行收購了英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成為史上最大規模的銀行收購案，匯豐由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之一，從一家亞洲銀行躍升為國際銀行。

2009年9月，匯豐首位華人“大班”鄭海泉宣布卸任匯豐亞太區主席，同月黃碧娟升為匯豐中國副行政總裁，牽頭籌備匯豐國際板上市。

2010年2月1日，匯豐時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宣布把辦公室遷回香港，親自坐鎮開拓中國市場，並對媒體幽默地表示，每天到辦公室之後改喝中國茶，“喝英國茶已是過去的事了”。

隨著紀勤常駐香港，原本隻負責執行層面的行政總裁一職，在戰略規劃上的話語權大大增強。

紀勤搬到香港四個月後，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匯豐中國”）的新總部大樓在上海陸家嘴揭幕，講一口流利國語的黃碧娟接替翁富澤（Richard Yorke），出任匯豐中國首任行長兼行政總裁，執掌中國內地業務。

這一年也是范寧迅速升遷之路的開端，從當年升為匯豐環球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到成為匯豐最年輕的“大班”，僅用時八年。

也正是在這一年，匯豐發生了一場始料不及的高層地震。時任匯豐董事會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轉任英國內閣貿易及投資大臣，打亂了匯豐一向講究平穩過渡的接班人節奏。在一連串權力競奪之後，時任首席財務官范智廉（Douglas Flint）接任董事會主席，時任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接替退休的紀勤出任行政總裁。

不知是否因為在歐智華任上提拔，范寧和黃碧娟日後被外界視作他的兩員愛將。

和喜與媒體打交道推廣匯豐的黃碧娟不同，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總是沉默寡言的范寧，鮮少接受媒體採訪，亦不用社交媒體。

范寧來自英國“紡織之鄉”約克郡，畢業於英國樸茨茅夫理工學院（現為樸茨茅夫大學，Portsmouth University）經濟學專業。1989年以國際見習管理培訓生（MT）的身份加入匯豐，之後駐守亞洲長達14年，2004年調回倫敦總部。

范寧職業生涯躍升的一個重要機遇，或許萌發於2007年次貸危機期間。

英國著名金融歷史學家戴維·凱納斯頓（David、Kynaston）和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Roberts）合著的受到匯豐官方唯一認可的傳記《獅子銀行：百年匯豐傳記》（The Lion Wakes：A Modern History of HSBC）一書，記載了范寧在危機中的表現。

2007年7月，時任匯豐集團司庫的范寧對當時的市場倍感困惑，於是向他的上司范智廉和歐智華匯報：“我感到有點不大對勁，我想再增加一些資金。”

兩位高管回復得很簡短：“如果這是你的直覺的話，你就去做吧！”

於是，范寧從銀行間貨幣市場拆借了資金，為匯豐增加了350億美元的額外流動資產，同時要求各地的高級經理們在8月要保持高度的流動性。

數日後，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了國際貨幣市場。由於范寧對市場的敏銳直覺，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次貸發行機構之一的匯豐，提前備足“彈藥”，還主動降低了美國投行的風險敞口，並清除了雷曼兄弟公司出借資金的風險。

危機來襲後，北岩銀行、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紛紛倒下。儘管匯豐的美國業務亦受重創，但仍巋然不動。

不知是否因為范寧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獲得歐智華的賞識，開啟了其升遷之路。危機後，范寧升遷迅速。

歐智華上任首年（2010年），首次全面披露了匯豐金融危機之後的改革轉型戰略，提出加大對增長較快市場的投資，並提出篩選地區的六大標準：未來的經濟潛力、與全球關聯程度、利潤、效益、流動資金狀況、金融犯罪風險。

其中第六條“金融犯罪風險”，在多年後產生了一場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有金融業人士指出，或許正是基於這一條評估標準，其後匯豐對其區域和業務進行的篩查和根據發展戰略和風控所做的取捨，在多年後卻在某些事件中引發外界對其的錯位認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將匯豐推入當下的漩渦。

基於歐智華提出的轉型戰略，匯豐開始清理非核心資產，其中包括2012年以727.36億港元售出中國平安的股權。

2013年5月，歐智華進一步制定了更詳細的轉型策略，拓展國際網絡、投資本土財富管理和零售銀行業務成為重點。

在匯豐決定“東進”之後，2015年歐智華進一步提出“重回亞洲”（Pivot to Asia），彼時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亞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的作者喬·斯塔威爾（Joe Studwell）指出：“市場足夠大，中國扔出來的一點碎屑就可以吸引國際銀行的興趣。

同年，匯豐新設大中華區總裁一職，負責管理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業務。已在內地深耕多年的黃碧娟就任該職，向王冬勝匯報。

2017年，匯豐再次發生新一輪高層更迭，帶領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AIA，1299.HK)完成上市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的杜嘉祺（Mark Tucker），接替范智廉出任匯豐董事會主席，成為匯豐首個“空降”且是首個來自非銀行業的董事會主席。

在執掌友邦之前，杜嘉祺任職英國保誠人壽，還曾任高盛集團非執行董事。而匯豐在2009年曾協助保誠集團收購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在亞洲的業務。

據了解，選擇一位非銀行人士擔綱董事會主席，是此前匯豐董事會的承諾。意味著在管理層梯隊上，匯豐亦在謀求新的變化。另一個新變化是范寧被選為行政總裁的新接班人，打破了年資的紀錄。

這位最年輕的行政總裁上任時，杜嘉祺表示，“這是改變的最佳時機，清晰而果斷地進行改變非常重要。”

這一年，中國平安通過二級市場默默吃進匯豐5.01%股份，“舉牌”了這家曾當了自己十年大股東的昔日夥伴。

每一任新掌門人上任後，提出自己的戰略，幾乎是行業慣例，匯豐也不例外。正式上任四個月後，范寧在2018年6月對外宣布了主題為“重拾增長、創造價值”的戰略，押注金融科技和發展財富管理業務等成為重點，而這正是當下銀行業所致力的發展引擎。

此外，范寧還打算在今年啟動一項旨在將資源轉移至最賺錢業務的“橡樹計劃（Project Oak）”，宣布對資本市場部和環球銀行部裁員，並實施一項“健康人力資源制度”。

有銀行業分析人士指出，從范寧的戰略來看，主要是延續了此前歐智華提出的聚焦亞洲和壓縮非核心業務的主題，而這亦是紀勤“東進”戰略的延續。

然而，戰略未及落地，范寧在匯豐的30年職業生涯便戛然而止。“在與匯豐共處了近30年後，我對離開感到不捨，但我也期待迎接個人的新挑戰。”在公告中，范寧如是表態。

這一次，范寧似乎並沒有像在次貸危機中的直覺那樣，敏銳地預警到其自身的職業危機。或許，在當下的局勢中，即使心有預兆而其本人卻無力改變什麽。對於這場突變，除了公告上的那句話，范寧再無任何公開的表態。

一位外資投行分析師對《財經》記者表示，市場對於范寧的突然離任感覺“比較意外”，認為這可能會拖累匯豐短期的股價表現。事實上，范寧消息傳出後，匯豐股價已跌至2018年以來的新低，截至發稿時，歷時兩周仍未重回60港元關口。

市場對其離職有多個猜測。一種觀點認為，匯豐今年上半年經調整收支增長差（JAWS）錄得-1.2%，打破了匯豐必須保持該指標為正的“鐵律”因而被問責。此外，匯豐中報稱，全球不確定性諸因素的影響下，將無法完成2020年實現美國業務有形股本回報率6%的目標。

不過，范寧在公告中稱，匯豐的中報業績“表現理想”。匯豐中報亦顯示，截至上半年，匯豐淨利潤為85.07億美元，同比增長18.60%。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充足率在上半年末達到14.3%，比上年末提升了0.3個百分點。

更為廣泛的市場觀點則認為，范寧“下課”是因為去年匯豐在配合美國政府調查華為時的不當態度的“代價”。

近日有消息稱，范寧和匯豐其他高管表示，美國政府向匯豐派出的一個200至400人的調查團隊，隨時可以獲得該行的一切信息，該行只能配合其調查。

對於坊間所傳范、黃去職與華為事件有關，匯豐有關發言人對《財經》記者予以否認。

對於范寧與杜嘉祺不和而去職的說法，王冬勝對《星島日報》表示，未聽說當事人雙方講過與對方不和，匯豐的人事變動只是為了決定匯豐將來所走之路。

據市場消息，匯豐首席財務官邵偉信（Ewen Stevenson），有望成為范寧的接任者。不過，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記者表示，對市場揣測“不予置評”。

值得注意的是，黃碧娟離開後，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將不再補缺。匯豐相關發言人對《財經》記者表示，今後大中華區內四個市場的行政總裁將直接向王冬勝匯報，繼續執行大中華區的增長戰略。

亞洲地區是匯豐的最大盈利來源，今年上半年貢獻了約78.8%的列账基準稅前利潤，尤其是香港貢獻了51%的稅前利潤。“從全球範圍來看，很少有像匯豐這樣在單一市場佔據如此明顯的主導地位，而且這個市場還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位香港銀行業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

那麽，黃碧娟原有職位的取消，對於匯豐意味著什麽？在當下香港的微妙局勢下，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大市場將如何協同，尤其是在匯豐目前所著力開拓的珠三角區域。對此，匯豐相關發言人表示，未來將進一步整合三地資源，在客戶拓展上、在產品的開發和推廣上更緊密地合作。

一位資深銀行業人士表示，如果由四大板塊同級總裁共管，在戰略執行層面上，可能不及此前由一名總指揮進行統領和協調的運作效率高，尤其是在有交叉的領域比如珠三角，可能會產生一些內部競爭。

無論如何，對於范、黃而言，匯豐歲月已翻篇。三十年彈指一揮間，此去一別，匯豐獅門音塵絕。

舊疤新痛：肇始擴張之禍

儘管各方相繼否認匯豐高管“下課”與去年12月的華為事件有關，但市場與公眾依然普遍將其聯繫起來。

如果從事件緣起的節點來看，這樁發端於2012年的反洗錢舊案，原本在范寧的前任歐智華任內便已了結。只是，在雲譎波詭的中美摩擦局勢下，余波在范寧任內蕩漾開來。如同亞馬遜雨林的那隻輕振了翅膀的蝴蝶。

在百年歷史中，匯豐既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也卷入諸多訴訟和調查。在其2019年中報中，對目前尚未了結的訴訟或調查事項有詳細的披露。

匯豐中報顯示，在這些尚未了結的訴訟或調查中，既有延宕了11年的龐氏騙局驚天大案“馬多夫證券案”，亦有今年新增者。涉訟或被調查的項目，則涵蓋反洗錢、製裁、稅務、外匯、同業拆息、貴金屬定價乃至電影融資等諸方面，且涉及歐美亞非諸國，體現出匯豐作為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特點。

在反洗錢和製裁的涉及事項中，匯豐列舉了配合調查的相關細節，比如，2012年12月，匯豐與英國金融業操守監管局協定承諾書，接納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停止及終止令，同意委任一名獨立合規監察員或獨立顧問，以定期評估其反洗錢及製裁合規計劃。該名獨立合規監察員或獨立顧問將繼續開展審查並提交定期報告，對匯豐內部進行審查，識別潛在的反洗錢和製裁合規問題。

中報同時顯示，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絡和美國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民事司，正就匯豐自有支付系統發出指示的若乾付款中，收集和傳輸第三方辦理機構資料進行調查。此外，英國亦對其展開調查。

匯豐在中報稱，其正配合上述各項調查。

華為案之所以燃起公眾對匯豐的怒火，便在於被媒體曝出其為了“配合”美國調查而“出賣”了華為。

據幾家國際知名媒體報導，匯豐在2017年自行切斷了與華為的業務往來，理由是“對（其）商業行為的風險存在擔憂”。2017年12月，匯豐宣布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五年延期起訴協議已過期，司法部將放棄對其指控。

時隔一年之後，華為高管被加拿大羈留。曾與之有過業務往來又表示對其情況不知情的匯豐，由此在國內當下的輿論中被推上風口浪尖，被指“出賣”華為。

“玉豐財經”近日發文指出，匯豐和美國之間的漫長訴訟結束於2017年，從時間點來說，匯豐為了訴訟和解而出賣華為的邏輯較難成立。就匯豐的立場而言，其僅是基於美國的法律適用和監管適用所盡的法律義務。被美國司法部借調查之名取走的客戶信息和交易資料，一年後被用作起訴華為的資料，亦屬始料不及，有“躺槍”之嫌。說到底，美國霸權主義乃本次風波的根源。

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無論是華為還是匯豐，從根本上皆因受到美國“長臂管轄”所致。近兩年來，美國不斷借“長臂管轄”之名在全球行霸權之實。今年六月有消息稱，中國有三家銀行亦因拒絕執行美國法院關於朝鮮製裁調查而收到傳票，亦屬被美國“長臂管轄”加身。對於企業和金融機構而言，如何應對國別風險以及各地不同的金融監管政策，需要重視起來。

不過，對於匯豐而言，如果檢視自身，可能會發現，“禍自微而成”，早年忙於擴張時期在風控方面的疏漏和對境外機構管控不力的問題，亦為其日後身陷漩渦埋下伏筆。

據了解，從管理架構上，匯豐長期實行區域經理製，各地的區域行政總裁負責各地的運營，擁有當地的業務經營權，可以自由確定在當地推出的產品和服務，除了企業銀行、投行和資本市場之外，對於其他業務板塊擁有最終決定權。這種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被匯豐高層視為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各地的人員優勢。彼時其“環球金融 地方智慧”的宣傳語，便是這一策略的一種體現。

即使一位剛從花旗銀行退休的高層，對彼時執掌匯豐的董事會主席龐約翰提及，花旗在各國的分支機構負責人因為失去管理控制權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依然沒有讓匯豐對這種模式的風險和惡果有足夠的警醒。

根據《獅子銀行》記述，歐智華曾在2007年5月寫信給當時的行政總裁紀勤指出，職能管理將會幫助匯豐做大蛋糕，但如果職能管理缺失的話，必將出現自說自話的分裂局面。在其看來，職能管理應被視作集團流程的關鍵組成部分。各地行政總裁在對保持本地账戶的完整性和符合本土監管規定方面，“應負有完全的職責”。

很快，一場從華爾街到倫敦金融城令金融家們顫栗的金融監管風暴，盤旋而至。

2012年，全球各大媒體接連曝光，多個國際金融巨頭身陷反洗錢、操作LIBOR利率等諸多醜聞，巨額罰單接到手軟。在兩年前由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重拳”打擊之下，金融巨頭們紛紛“上榜”監管黑名單。

東方之獅匯豐亦未能幸免。2012年，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摧毀”了匯豐一直以來在世人眼裡遵紀守法、“隻做對的事情”的“良民”形象。該報告顯示，2006-2010年匯豐在美國和墨西哥的分支機構，對販毒團夥通過該行账戶洗錢的行為“知情和故意”。而匯豐為此付出了高達19億美元的罰款，是其前一年在美國的2.44億美元反洗錢風控成本支出的9倍。

對於精於成本控制的匯豐而言，為錯誤買單的代價巨大。

更大的代價則是對其聲譽的重創，乃至五年之後因為本次高層地震，又被人們翻出“重溫”。

古人雲：“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匯豐首席合規官當時在提交給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的證詞中反思，匯豐在不斷加快收購各地銀行的過程中，其組織架構演變成一個很小的全球經營中心，各地分支機構擁有高度的經營自主權，雙方的直接互動出現不同的層次，合規部門淪為谘詢部門，僅制定基本標準、提供谘詢、建議和製作報告。

隨著匯豐不斷擴張，其合規管理愈難跟上。尤為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新的收購對象尤其是來自監管寬鬆、司法管轄風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並不完全符合匯豐自己的合規標準和要求，亦被納入其版圖。

儘管風控警鈴已大作，匯豐仍埋頭致力於以各種措施降低成本，以利潤為先，“有時導致財務主張和商譽準則之間出現相互對立的局面”。

如果觀察百年金融巨頭們的發展脈絡，會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具有很強的自我調適、自我糾偏、自我修複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匯豐也不例外。

亡羊補牢，猶未遲也。

歐智華上任後，加大了反洗錢的力度，並在全球機構推行統一的風險偏好和簡化控制架構。根據其提出的國際聯繫度、經濟發展水準、盈利能力、成本效率、流動性和金融犯罪風險等六個評估維度，匯豐對全球各個市場的各項業務進行逐一評估，以決定取捨。自2011年以來，匯豐全面退出了15個國家和地區，在10個國家和地區收縮了部分業務線。

此外，歐智華對匯豐的組織架構進行改革，由全球業務負責人掌控所有的業務經營活動，並與財務、法務、風控以及合規部門通力合作，將所有信息匯集於中心。匯豐實行多年的區域經理分治的模式開始向集中管理的架構轉變。

當歐智華把匯豐的擔子交到范寧手上的時候，匯豐的風險加權資產縮減了20%，股本與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則達14.5%。此外，零售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和對公銀行業務的利潤則超過投行業務。

不過，海通證券銀行業分析師林加力的報告指出，儘管匯豐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內部管理，但未來仍有可能面臨新的合規監管調查，並接受相應處罰。為了滿足新的合規監管要求，匯豐需要持續增加在內控合規經營方面的人、財、物力投入，並在業務流程設計等方面面臨更為嚴格的限制。

而這些無疑給匯豐帶來更高的成本。對於精簡成本已成為企業DNA的匯豐來說，如何平衡成本收益比，對於范寧及其續任者來說，都會是不小的考驗。

“當你清理了一團亂麻的爛攤子，解決了前任留下的無腦收購和胡亂管理後果，還要付出數十億的罰款和司法費用；要裁員四分之一；打下了扎實的資本基礎；維持給股東分紅。在你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天，宣布各項結果良好，在經歷五年的收縮和利潤增長後，收入增長勢頭良好。結果市場給你的離別禮物是什麽呢？股價下跌了3%。”

歐智華2017年發布其任內最後一份年報時，《經濟學人》如是總結他在匯豐的last day的情形。

歐智華為他的後任打下的江山，范寧卻隻把持了一年半。而市場給他的離別禮物與他的伯樂一樣：股價下跌。

東進策略：東方智慧和蘇格蘭原則

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成為匯豐幾屆掌門人的共識，只是各自對於“東進”的具體部署和基於時局對機會的把握，各有其不同的做法和風格。圖/本刊資料

IBM有句名言：“變革當趁好時光”。

一年前范寧上任，被杜嘉祺稱為“這是改變的最佳時機，清晰而果斷地進行改變非常重要。”而對於其去職，杜嘉祺則表示這是鑒於目前複雜而嚴峻的環球市場環境，“匯豐需要作出改變”。

杜嘉祺剛剛被選為候任董事會主席時，摩根大通曾預期，其上任有助於匯豐加強亞洲地區市場的發展策略。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曲向軍發布的最新報告指出，成功的銀行轉型案例有五個成功因素，首要的便是高管變革的決心要很堅定，能夠自上而下地貫徹改革願景。

對於已經150多歲的匯豐來說，無論是杜嘉祺還是范寧，都面臨匯豐順勢而變的重任。

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以來，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成為匯豐幾屆掌門人的共識，只是各自對於“東進”的具體部署和基於時局對機會的把握，各有其不同的做法和風格。

曾有人評價，匯豐有一種濃厚的蘇格蘭式的唯物主義特點，知道如何借力向外擴張，有高超的高層行銷技巧，但又與之保持若即若離。既有冒險進取的一面，又有保守穩健的一面。

匯豐的中高層們，都有一個精心選取的頗有意境的中文名字，也都會在一些公開場合，說上幾句中文，拉近與中國公眾和政府的關係。匯豐一直不願被看作是一家外國銀行，喜歡強調自己誕生並根植於中國。

2007年4月2日，匯豐中國對外營業，重返中國內地市場，用一句“從來不曾遠離，從此離你更近”，巧妙地一筆抹去那些“出走”的歲月。

在重新打開中國市場的漫長歲月裡，儘管各代掌門人有自己的管理風格和戰略取向，對於中國市場皆體現了一種被外界評為蘇格蘭式的謹慎而務實之風，而這種務實和謹慎，亦讓其從未坐失每一次進入中國新的金融領域的良機。

2008年，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美國銀行等紛紛出售當初好不容易到手的中國的銀行股份，彼時匯豐已投資了交通銀行但還無法證實該戰略是否成功，但是匯豐依然沒有像它的國際同行們那樣選擇放棄，且向監管部門不斷強調自己對中國的信心。

2010年3月，德國一篇名為《新的中心》的文章指出，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地區，正在成為新興經濟體，世界經濟已處於“亞洲世紀”的開端。

香港作為內地的橋頭堡，被外資機構視作進入內地的跳板。匯豐重返其“出生地”，把行政總裁辦公室遷來，但將董事會和董事會主席留在倫敦，被媒體戲稱為把“大腦”移回香港，“身體”卻留在9000公里之外的英國。

對於歐智華來說，對中國市場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對非核心資產的盤點中，顯示出其對內地市場的側重喜好，匯豐握了十年的中國平安的股權被毫不猶豫地沽清，其前任曾希望增持交通銀行的願望，亦得以實現。

歐智華或許想不到，從他手裡放棄的中國平安，五年後卻登堂入室，成為匯豐的最大東家。

歐智華任內，三年間匯豐出售了多達78筆資產，並購則僅有6筆。有關數據顯示， 2010年亞洲市場的營業收入佔比僅為29%，到2014年已升至36%。

2015年，歐智華進而提出“重回亞洲”戰略。2017年匯豐成立一家券商公司的夙願得以實現——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在內地已基本完成主要金融領域的拓域鋪路。

不過，一位與匯豐有過深入接觸的金融業人士指出，據其對匯豐的觀察和了解，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匯豐的中國發展策略不太明確，“什麽都有，什麽都做，大中小客戶通吃，似乎沒有明確的定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長，各業務板塊之間缺乏明顯的聯動。”

在上述金融業人士看來，目前內地有一些外資銀行，把重心放在打造國內外平台的聯動，主要服務於“走出去”的客戶，定位明確。而匯豐給人的印象是大而全。對於外資銀行來說，大而全幾乎是一項很大的缺陷。“比如和國企的關係肯定比不上國有銀行，資金成本又沒有中資銀行這麽便宜，尤其是在零售銀行業務領域，根本無法和中資銀行競爭。如果大中小客戶通吃，比較難把控成本與效益，客戶也看不到它的特色，戰略不清晰。”

該人士建議，匯豐應該抓住一兩個主要發展方向，比如幫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提供融資服務等，以發揮自己的海外的平台優勢和創新產品設計的豐富經驗。“一帶一路、大灣區對於匯豐這類外資銀行，就是很好的機會”。

曾與五位行政總裁共事過的匯豐前亞太區企業傳訊部主管賀迪文（David Hall），2016年曾在其社交平台上撰文指出，匯豐雖然聲稱重返亞洲，但是亞太區高管在董事會裡卻沒有一個執行董事席位，“誰來代表亞洲（在董事會內）說話？”

至今情況依然如此。甚而，黃碧娟去職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亦將隨之而撤。

後范寧、黃碧娟時代，匯豐的中國戰略將何去何從？

王冬勝8月14日接受《星島日報》採訪時表示，匯豐將來要著眼於回報率，推行策略時能體現四大特點，即：Pace（速度）、Determination（決心）、Ambition（野心）及Simplicity（簡化）。

一位金融業資深人士指出，當下香港的經濟形勢，使其會越來越依賴於中國內地的發展，以香港為大本營的匯豐也不例外，“依靠中國的發展，對於匯豐來說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且必須的戰略。”

二度聯手平安：珠三角的新競合

匯豐發生高層地震，與之一江之隔的匯豐第一大股東中國平安卻意外地成為事件的“主角”。

黃碧娟辭職的消息傳出後，一則關於所謂匯豐高層地震內幕的帖子在各種社交平台上被廣泛轉發。在該帖中，平安被描述成攜資突然入市，橫掃匯豐股票，迅速成為匯豐的最大股東。然後召開臨時董事會，清洗匯豐，罷免高層。頗似TVB商戰劇的經典情節。

且不論以上情節不符合港交所的信披規則和資本市場最基本的操作流程，事實上，平安早在2018年11月便已成為匯豐的第一大股東。

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明面上，匯豐現有的董事會裡，並沒有來自中國平安的席位。《財經》記者從中國平安方面了解，中國平安雖然身為匯豐第一大股東，但卻是以財務投資者身份入駐，並未向匯豐派駐董事，亦不參與其日常經營管理，因此，匯豐的高層變動，與中國平安並無關係。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弘一大師李叔同的這句詩，恰如匯豐與平安的寫照。

中國平安與匯豐再續前緣，始於兩年前。2017年12月5日，中國平安旗下的平安人壽，委託平安資產管理公司（下稱“平安資管”）通過港股通渠道，以每股77.7089港元均價，涉資約7.8億港元，增持匯豐1000萬股，使其在匯豐的累計股數達到10.18億股，持股比例則由4.96%增至5.01%，首次觸及5%的“舉牌線”。

次日，已成為匯豐第二大股東的中國平安，向港交所申報了舉牌情況。這一天，正值深港通開通一周年。

對於舉牌匯豐，中國平安表示這是一項財務性投資，看中其優秀的經營業績和豐厚的分紅。

有關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匯豐累計現金分紅7071.79億港元，現金派息率高達75.84%。如加之匯豐在2011年至2018年6月底回購了65億美元股票（折合約510億港元），累計給股東的回報高達7500億港元，不愧是港人眼裡的“孤兒寡母股”。

對於昔日自己曾入主的“小老弟”，匯豐則表示，雙方有著長期、友好的合作關係，歡迎平安成為其長期投資者。

這是繼匯豐退出平安五年之後，雙方再一次走到一起，只是，角色已互換，恰如契訶夫的小說《櫻桃園》裡的情節。

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章。

2018年2月9日，中國平安以30億港元增持匯豐股份，持股比例增至6.17%，與匯豐的第一大股東貝萊德集團（BlackRock）的持股比例僅有一步之遙。

在中國平安二度“吃進”匯豐的當月，正值范寧正式接掌行政總裁。

九個月後（2018年11月1日），中國平安再次發起增持行動，以每股65.1153港元買入匯豐537.56萬股，使其持股比例達7.01%（累計約14.19億股），從而以0.42%的微妙優勢，取代貝萊德集團成為匯豐的第一大股東。

自從政策導向變化，險資舉牌潮受到遏製且鼓勵財務投資以來，近年來中小公司鮮少再有舉牌動作，舉牌主力由中國人壽和中國平安擔綱，其中，中國平安在2016年以來平均每年舉牌四次，成為匯豐、工商銀行H股和日本株式會社津村的第一大股東。

對於舉牌攬得的幾隻股票，中國平安皆對外稱乃財務投資。中國平安首席投資官陳德賢在中國平安中報或年報發布時亦表示，當下中國平安的投資重點是分紅比較高、估值相對便宜的股票標的。從這些投資角度來說，匯豐無疑是平安的最佳標的之一。

一位保險投資人士指出，中國平安已實施了新會計準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規定，高股息股票的分紅收益將被確認進入當期損益表，有助於改善當期利潤。或許出於這個原因，中國平安近兩年來的投資策略，偏向於投資高股息高分紅的藍籌股。而且從監管政策導向來看，鼓勵以財務投資為主，以戰略投資為輔。因此，保險公司舉牌皆稱之為財務投資。

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申銀萬國證券分析師王雅媛撰文指出，買入匯豐等於買入一半香港銀行業，銀行是香港的命脈之一，要爭取這命脈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匯豐和恆生銀行。在其看來，雖然匯豐的大股東不能直接成為可以控制公司的管理者，但在股權加業務的雙重影響力下，中資對於匯豐的話事權將越來越強。

王雅媛在中國平安首次舉牌匯豐後曾撰文分析，匯豐交易量出現異動發生於2015年12月，然後經過增持、減持、再增持後，歷時近兩年，平安才達到舉牌線。其預測中國平安應該還會繼續增持，如果匯豐的第二大股東貝萊德集團不出來“攪局”，半年內中國平安應該能坐上第一大股東的位置。

約一年後，這個預言得以應驗。

另一個預言家則是前亞太區企業傳訊部主管賀迪文，其在2016年發文稱，對於匯豐這種出身於舊殖民地的銀行，出售給中資機構可能是“帶點悲傷的做法，但卻是一個最具邏輯性的演變”。

不過，有保險業和投資界人士對於平安作為第一大股東，卻未向匯豐派駐董事表示不解。因為根據中國平安以往的作派，其一向重視自己的股東權利，對於取得控股權的公司，力主使用符合自身戰略意圖的人。無論是之前入主上海家化（集團）有限公司還是汽車之家，為達成戰略轉型目標，都曾因更換原有管理層，引起波瀾。

對於一些未達到控股地位，但居為第一或第二大股東的上市公司，中國平安則偏重於與其開展主業或金融科技戰略相關的合作，比如其同樣在2017年舉牌且亦為第一大股東的外資股日本株式會社津村（持股10%），雙方便宣布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進行合作。

即使是財務投資，達到舉牌線後，中國平安亦多向其派駐董事，行使其股東權利，比如2017年舉牌的旭輝集團（0884.HK）、今年舉牌的中國金茂等。

一位投資界人士認為，很多歐美大銀行股權高度分散，即使一些機構投資者的股份比例較高，也往往是財務投資者，並不主動參與銀行的管理。從匯豐的公司治理上，其亦是屬於管理層控制的模式。至少從目前來看，暫時看不出平安以往的“股東積極主義”的風格，以及對現有管理層的影響。

一位對公司治理頗有研究的金融業人士則表示，中國平安不向匯豐派駐董事，則不需要將其列報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投資項目，在目前的監管環境下，“很多事更好辦一些”。

對於為何沒有向匯豐派駐董事和管理層，8月16日，中國平安聯席首席執行官李源祥在中報發布會上解釋，是基於雙方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礎，平安對匯豐的管理層很熟悉且充分信任。

本次匯豐高層地震，亦令市場重新關注中國平安和匯豐的今昔之變。

17年前的春天，在當時的監管政策下，中國平安實施財、壽分家，變成“一拖二”的架構。正是在這一年，匯豐與平安走到一起。

2002年10月8日，中國平安與匯豐簽署了《認購協議》，匯豐以6億美元攬得平安10%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彼時，據中國平安高管對外透露，匯豐意欲拿到更多，但10%已是當時外資參股政策的鐵頂。

雙方首次“牽手”，被中國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描繪為這是137歲的匯豐與14歲的平安“睿智與力量的擁抱、西方科學精神與東方人文精神的結合”，表示“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美好的未來”。

兩年後，在中國平安登陸香港前夕，匯豐以12.97億港元認購中國平安1.256億股，次年2月，從高盛與摩根士丹利手中接盤中國平安的6.14億，一舉增持至19.9%的外資持股上限。三年間，匯豐已坐上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的位置，一如中國平安目前在匯豐的角色。

不過，雖然雙方皆對外聲稱關係融洽，但硬幣有另一面。《獅子銀行》寫道，匯豐高管們認為，在處理與平安之間的關係“十分艱難”，即使後來匯豐增持至第一大股東，“雙方之間的關係依舊不冷不熱”。匯豐認為平安無意於讓其介入自家的經營管理，只限於為其提供技術支持和業務指導。

2006年平安收購銀行時，時任匯豐行政總裁的紀勤告訴董事會，其未被告知A股配售計劃，讓他感到“十分失望”，並對平安“正在進入它所不熟悉的銀行業務領域感到擔憂”。

2012年，匯豐開始出售其非核心資產和業務 ，平安便位列出賣清單，匯豐持股十年獲得的股權收益是其投資成本的四倍。不過，這筆轉讓卻引出背後的諸多故事，其影響乃至影響至今。

五年後，人間換乾坤。

如今，中國平安入主匯豐，雙方在珠三角重逢，形成一種新的競合局面。

早在2015年6月，匯豐宣布計劃在珠三角地區和東盟地區發展業務，以拓展亞洲的資產管理和保險業務。2019年3月王冬勝接受證券時報採訪時重申，表示，珠三角是匯豐中國的業務策略重點之一，是加快亞洲業務發展的重點投入地區。2018年在該地區的營收同比增長了三成，將力爭在2020年實現該地區營業收入倍增。

珠三角是中國平安的大本營所在地，已率旗下各子公司早早布局，並拿下深圳和珠海智慧城市的項目。

在中國平安成為匯豐第一大股東的當月，時任中國平安副首席執行官的陳心穎曾在受訪時表示，未來會與匯豐有更多緊密合作。

不過，從目前可知的公開信息，似乎尚未見雙方進一步的合作。

此前黃碧娟曾對媒體談道，在珠三角，會與平安銀行等同行產生競爭關係。

一位資深金融業人士表示，匯豐如果要發展，需要在當地政府，以及如今存在同業競爭關係的股東平安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在如今複雜而多變的國際金融環境和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交匯下，尤其是在本次高層震蕩引起的波瀾之下，像匯豐這樣的跨國銀行在中國市場該如何“正確地”發展？

“盡量低調，就像它們一貫這樣做的那樣。”上述人士建議。

（本刊記者周源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刊於2019年8月1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