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與法中的蒙元帝國軍事密碼

錢冠宇/文

歷史上，蒙古人的軍事戰鬥力驚世駭俗，他們掃蕩千軍、所向披靡，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上帝的鞭笞”“來自地獄的魔鬼”，分別是俄國人和西歐人用來形容蒙古征服的詞語，由此可見蒙古軍隊帶給他們的巨大夢魘。談及蒙古軍隊為何能夠戰無不勝，以往的研究和討論主要聚焦的是其組織制度與戰略戰術，比如千戶製、怯薛製、機動靈活的騎兵突襲等等，更如美國著名內亞史家丹尼斯·塞諾（DenisSinor）在《論中央歐亞》一文中指出的那樣：“蒙古征服是一種我們今天可稱之為‘後勤戰爭’的結果。人們對這一景觀印象極為深刻：不同的兵團，分別距離上千英裡，各自行動，卻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協調其行動，在規定的日子、在規定的地方會師。每一件事都是有組織有預見的，每一步都神機妙算。完美訓練的部隊甚至抵禦搶劫的誘惑以服從命令。我認為，中央歐亞最偉大的成就在於，它產生了一種團結精神，一種遵守紀律和自我約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實罕有其匹。”

蒙古人的軍事組織、戰略和紀律，體現在對領袖威權的絕對服從上，而領袖威權又透過一系列軍事禮儀與法規表現出來。不過，提到蒙元帝國的軍事禮儀與軍事法，似乎總是語焉不詳，原因當然是相關的研究鳳毛麟角。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周思成的《規訓、懲罰與征服：蒙元帝國的軍事禮儀與軍事法》可謂這一領域的填補空白之作。

一

何謂軍事禮儀與軍事法？在周思成看來，“軍事法是一種威嚇和處罰的製勝手段，軍事禮儀則是將軍事刑賞烙印在個人肉體和心靈上的儀式，或者說，一種從肉體和心理層面對軍隊進行規訓，從而達到倫理價值內化目的的手段。二者共同服務於國家和統治階級對軍隊這個暴力機器進行支配的特殊目的，其實是一對雙生子。”

簡單說，軍事禮儀是一些抽象的符號和儀式，而軍事法就是具體的賞罰舉措，二者如同硬幣的正反面，彼此相生相寓，對於我們在組織、戰略之外，破譯蒙元帝國的軍事密碼大有助益。

周思成這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工寫出的，基本內容還是遵照歷史學術論文的體例，分不同章節具體論述了蒙元帝國的軍事禮儀和軍事賞罰，整體而言，該書呈現出三個較為明顯的特點，其一是內亞視角，其二是注重語文學方法，其三是廣泛利用非漢文的域外史料。

正如日本蒙元史學者岩村忍所言：“蒙古在世界遊牧史上的意義，不止在於它是史上疆域最廣大的帝國，也不盡在軍事實力驚人強大，更多是因為它作為遊牧史的典型所具有的研究價值。”周思成的研究對象雖然是蒙元帝國，但他並沒有局限於此，而是希望借助蒙元帝國的典型特徵，進一步“追溯和摹畫內亞獨特的軍事文化傳統”，將曾經出現在中國歷史中的北方遊牧諸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等都納入到研究視野。

例如，在軍事禮儀層面，周思成論述蒙古人對於“纛”（音dao）、旗鼓制度、祭祀儀式時就引入了內亞視角。與中原“纛”的形製不同，蒙古的“纛”是指垂有犛牛尾或馬尾的旗幟。旗纛在平時象徵著君主或次級權威，戰爭狀態下則代表主將的榮耀，指示主將所在的位置。除了象徵權威的“纛”之外，蒙元軍隊還採用過許多雜色軍旗，這些軍旗有紅、白、黑多種顏色，而且繪有日、月等象徵性圖案，起著辨識身份和指揮作戰的作用。那麽，軍旗上的圖案來源何處呢？

周思成認為，這些圖案“來源於突厥-蒙古遊牧民給牲畜烙印的財產標誌Tamga”。Tamga可以被翻譯為“馬印”，其實就是草原社會上的一套用來辨識牧地使用權和牲畜所有權的符號，是突厥-蒙古系遊牧民族通行的做法。因為遊牧生活需要不斷遷徙，而且牲畜也會隨著季節輪轉而改換外表，所以在牧地和牲畜身上留下鳥、魚、日、月、火、王座等符號文字作為標記，就可以有效地辨識自家財產。

在軍事祭祀上，蒙元軍隊的“灑祭”和“人祭”也是具有濃鬱內亞軍事色彩的儀式。《元朝秘史》和《元史》中記載，蒙元軍隊出征前習慣向軍旗潑灑馬奶，並在戰爭結束後殺死被俘的敵人獻祭。周思成引用印度莫臥兒王朝建立者巴布爾的回憶錄等史料證明，這些禮儀都不是蒙元軍隊獨有，而是屬於內亞軍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二

蒙元史素來被稱為一門世界性學科，因為蒙古征服涉及13到14世紀世界的諸多地區和民族，也留下了多語種的史料文獻，這就要求蒙元史研究者具備超強的語言能力，至少應該能夠閱讀蒙、漢、藏、波斯、突厥、阿拉伯語等語種的史料。除此之外，治蒙元史者還需要在龐大的史料堆中爬羅剔抉，搜取有利於自身研究的相關信息，其難度之大，絕非治中國史其他時段可比擬，誠如周思成在《規訓、懲罰與征服》中自道：

“在蒙元帝國的史料群中，軍事禮儀和軍事法的具體面貌都比較破碎和虛化，需要做大量的鉤稽和複原工作；換言之，就是要廣泛搜集散落在漢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同時代史料和晚近史料中關於蒙元帝國軍事禮儀和軍事法的記載，用語言學和歷史學方法加以甄別考訂，追溯歷史現象背後的社會心理、經濟和政治結構，解析其中蘊藏的獨特的遊牧軍事文化。”

周思成這裡說的“語言學和歷史學方法”，也可以稱為“歷史語言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東方學界形成的一種學術傳統，其基本方法是還原某一文字史料中音譯的外來詞，並將之與其他文字史料進行對勘比較，由於這些外來詞大多涉及名物制度，因此對於解決內亞史上的疑難問題至關重要，法國天才學者伯希和就是利用這種方法從事學術研究的典型代表。

在中國史學界，這種歷史研究方法又被叫作“審音勘同”，也就是清華大學藏學教授沈衛榮近些年大力呼籲回歸的“語文學”（Philology）傳統。拋開漫長的學術史不談，這種研究方法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求歷史研究者必須徹底讀懂史料文獻中音譯外來詞的準確含義。

南京大學蒙元史教授陳得芝曾指出，“元代文獻中的非漢語譯名存在著大量同人異名、同名異譯，以及譯名的訛脫、顛倒等現象（有些是來自原文的語音差異或書寫錯誤），更何況這些人、地、部族、職官等專名來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亞以及西域多種語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學者都難以複原和解釋的。”由此可知，治蒙元史者“審音勘同”面臨的重重困難。

根據介紹，周思成本人“通曉英語、法語、德語，能閱讀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維吾爾文和蒙古文”，毫無疑問具備了蒙元史研究的語言能力，也讓讀者對他的研究成果增添了許多信心。

譬如在討論著名的《移相哥碑》中記載的蒙古射禮時，周思成就充分展現了語文學方法對於研究的重要意義。19世紀初，《移相哥碑》被俄國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上面刻著五行回鶻字蒙古文，譯成漢語的意思是：“成吉思汗征服撒兒塔兀勒百姓還師，全蒙古兀魯思之官人，聚會於不哈速赤忽之地，移相哥遠射，矢中三百三十五庹之處。”

移相哥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撒爾的次子。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亞的花剌子模國，大軍在名為“不哈速赤忽”的地方舉辦盛大宴會，並進行了一場遠射比賽，結果移相哥在比賽中勝出，射出了三百三十五庹（音tuo，長度部門）遠。為紀念如此罕見的射程，成吉思汗下令刻碑銘記。

今天人們之所以能夠讀懂《移相哥碑》，都要歸功於學者們對碑文進行的破譯和轉寫。周思成在書中引述了澳大利亞蒙古學家羅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研究成果，指出“遠射”這個關鍵詞的詞根拉丁轉寫為ontud-，ontud-作為動詞使用時，意為“將箭射向空中”或“將箭射過箭垛”。《元朝秘史》中也出現過該詞，漢字音譯為“桓禿察周”。據此，周思成結合其他史料總結出蒙元軍隊射禮的三個特點：一是比賽誰射得遠（“桓禿察周”）；二是具有鮮明的軍事化色彩；三是射禮與講武禮關係密切。

又如，在溯源蒙古軍事法時，周思成逐一辨析了《元朝秘史》中用於表示頒布軍事法的三類蒙文詞：“劄撒黑”“劄兒裡黑”以及少數一般動詞（如“客額周”，意為“說著”），它們被應用在頒布軍事法的不同場合，表示軍事刑法、軍紀或具體的軍事命令。只有通過語文學的細讀，才能厘清它們之間細微的差異。

三

除了內亞視角和注重語文學方法之外，《規訓、懲罰與征服》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廣泛利用非漢文的域外史料，比如研究蒙元軍隊“築京觀”的例子。

所謂“京觀”，是指戰場上敵人的屍體堆積而成的高塚，主要目的是炫耀武功或者消災避凶。《二十四史》中關於“京觀”的記載為數眾多，如《元史·太祖紀》中寫道：“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已而與皇弟哈撒爾再伐乃蠻，拒鬥於忽蘭盞側山，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眾，積屍以為京觀”。

以往學者論及蒙元軍隊的“築京觀”行為，大多僅援引《元史》中的這一條記載，並無其他多餘解釋。然而蒙元軍隊畢竟系遊牧民族出身，恐怕與中原王朝軍隊的做法有所差異。為了澄清蒙元軍隊“京觀”的具體內涵，周思成在域外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巴布爾回憶錄》《韃靼史》中發掘了更多對此的詳細記載，說明蒙元軍隊“築京觀”的主要方式是“直接以敵軍屍骸架構而成”，或者“以斬下敵人頭顱堆積而成”，這才算將這個問題基本解決。

近些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杉山正明和美國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Weather－ford）關於蒙元史的一系列通俗類著作在中文圖書市場上頗受歡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敘事視角的更新。這些著作試圖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從漢族中原王朝的敘事框架中解放出來，並將其納入到全球史、歐亞史的敘事框架之中。

沈衛榮教授曾經在《蒙元史研究與蒙元歷史敘事的建構》一文中反思並非歷史學者的魏澤福為何能夠寫出《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這部世界上最暢銷、最有影響力的蒙古歷史著作，結論是“作為蒙元史學者我們不能隻研究蒙元王朝的歷史而不關注蒙元歷史敘事的建構，因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歷史的真實，而且還要詮釋歷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