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招生錄取的“傳統偏好”，包括種族、校友家屬、體育特長等由來已久，隨著FBI踢爆美國最大的招生醜聞，一時間關於美國大學招生制度的討論甚囂塵上，那麽這一傳統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形成和演變的？對美國的教育制度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教育公平呼聲高漲的今天，美國社會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應對？對於正在經歷新高考改革和擴大自主招生範圍的中國而言，又有著怎樣的借鑒意義？
文 | 巴山
想拿藤校Offer?“小費”準備好了嗎？
2019年3月，美國爆出史上最嚴重的大學招生舞弊醜聞。聯邦調查局（FBI）和美國司法機關公布的調查文件和起訴書顯示，多位富豪家長、好萊塢演員、名校教練和大學申請機構主管參與了一系列在全美範圍內的大學錄取詐騙案件。這些父母通過付巨款給一個“大學預備組織”的方式讓自己的孩子得以被名校錄取。
《衛報》針對這一醜聞批評道，頂級高校正在固化階層不平等，而不是減少這種情況。出問題的不僅是辛格和他的那些客戶，還有整個系統。Top Tier Admissions的Mimi Doe博士指出，頂尖大學的招生名額一半被種族、運動和校友家屬所佔據。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情況，與美國私立大學的招生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
美國私立大學招生政策看似公平，但操作過程極其不透明，既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靠個人勤奮拚殺過來的學霸，也有依托父母是校友的關係進來的“校二代”，也有靠著給學校捐錢進來的“富二代”，以及依靠政治正確等受到特殊照顧的群體，其中“潛規則”也是不勝枚舉，這也導致學校招生系統產生了不少BUG，讓不少有機可乘的人鑽了空子。
那麽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在招生政策上到底有哪些“潛規則”？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些頂尖大學對外招生時，雖然對外宣稱看重的是平均積分點和排名、學校的契合度、學術水準和求知欲，以及教師推薦信等“明規則”（即下圖白色部分）。
但關起門兒來又是另一套，即“社會關係”和“政治正確”（下圖灰色部分）等在美國社會被稱作“誘餌”的潛規則。
“誘餌”表示申請人有著強大的“關係結構”，可以讓其被錄取的可能性飆升。一般而言，有40%進入像哈佛、普林斯頓和耶魯這種名校的學生都有符合“誘餌”條件。
在接受哈佛校報採訪時，哈佛招生辦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直言校友背景就好比是“小費”，在其他條件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小費”可以幫助學生優先進入大學。
潛規則由來已久，能不能上名校也要拚爹媽
美國大學“潛規則”的形成源於上世紀20、30年代美國的種族歧視，尤其是當時“反猶”情緒達到了高潮，常春藤盟校的管理人員擔心如果但單看考試成績錄取學生，會讓大量的猶太學生進入大學。
在《美國種族簡史》中就講到美國猶太人即使身處貧民窟也具有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愛好整潔，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分子，不酗酒，做慈善，更是憑借著智慧和精明，在美國商業、金融和新聞領域發展迅猛。
其典型特徵之一就是對知識的尊重和景仰，家庭極其重視教育，孩子還有頭腦（聰明），又踏實肯乾，這樣的學生，讓美國其他學生拿什麽比拚？
為了在制度上“合法”限制猶太學生數量，常青藤盟校建立了嵌入“傳統偏好”的入學篩選系統，種族偏好就是其中之一。
最先跳出來的是哈佛校長阿伯特·勞倫斯·洛維爾，他在1922年“公開”宣布限制猶太學生的數量，而這件事在一些常青藤都是秘而不宣，偷摸乾的，大家一看哈佛大哥都帶頭了，跟風的大學也就更加明目張膽，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對猶太學生規定限額。
去年，亞裔美國學生指控哈佛對其錄取的亞裔美國學生數量設定了限制性配額，也讓哈佛大學碰了一鼻子灰，這這種現象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有“歷史前科”的。
而在美國大學招生的潛規則中，與“種族歧視”並行不悖的則是“校友偏好”，即對“校友”子女或直系親屬的特殊照顧。
據哈佛校報《Harvard Crimson》一項調查發現，2021屆新生中有29％的人與大學關係密切，確切地說這些人的父母或者七大姑八大姨是哈佛校友; 其中18％的人至少父母其中一方是哈佛校友，到了2022屆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達到了14.5%。
其實，這樣的“校友偏好”特殊照顧並不局限於美國的頂尖“藤校”。Inside Higher Ed對499名招生主任進行調查發現，美國42％的私立大學對校友子女存在“特殊照顧”。
為什麽這些私立大學如此離不開“校友”？
因為美國私立大學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校友捐贈”，說起來校友才真正是大學的“衣食父母”，這種對校友子女的“特殊關愛”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利益基礎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傳統”，並保留了下來。
天賦貴族VS人造貴族 ，平權理想的異化
傳統偏好雖然由來已久，但由於其具有很大的隱秘性，並不被人所熟知。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各種調查研究報告對這樣的現象予以披露和抨擊，在社會日益追求公平、公正的環境中，這樣的“偏好”自然備受詬病。
其實美國人對“傳統偏好”的DISS早在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就是因為不滿英國的貴族統治，美國人民才起來反抗，為的就是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民主國家，所以在此之上對“貴族”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和解釋。
在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寫給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信中，就提出了“天賦貴族” （Natural aristocracy）與“人造貴族”（Artificial aristocracy）的區別。
傑弗遜認為，“天賦貴族”是建立在美德和才能的基礎上，與之相對的則是曾讓英國腐敗墮落的“人造貴族”，這是一個建立在財富和出身背景基礎上的特定群體。
顯然，擁有美德的和才能的“天賦的貴族”，才是美利堅大陸的新教移民崇尚平權的價值觀所提倡的，而作為自由與進步化身的美國大學，顯然違背了這一信念和原則。
在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方面，大學更是義不容辭，更應該擇“優”錄取，而非採用傳統偏好。
再者，“貴族”一詞在現代社會語境中，代表著財富、階層和不平等，由於帶有濃厚的“特權色彩”特別容易招致反感。
這個“特權”概念對外釋放的信號，包括它可能已鞏固的社會資源和身份優勢，必然觸動一些人對於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擴大的焦慮，這是所有嚴肅的大學體系所不允許和認同的。
面對社會公平的拷問，大學如何是好
《今日美國》和薩佛克大學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大約67%的民眾認為，來自有權有錢家庭的子女在申請大學時獲得了特殊待遇，這是不公平的。
Inside Higher Ed調查的大多數招生主任對“潛規則”皆表示反對。面對輿論壓力，美國一再對外宣稱錄取政策是“公平”的，“隻擇優錄取，不問家庭收入”的原則，也被稱為“Need-Blind（不管需求）”原則，即“招辦”可以全權根據考生本人的情況錄取，而完全不必考慮這個學生家庭支付學費的能力。
這也意味著即便在沒有金錢和校友的影響，無論外力多強大，博學的孩子在好學校裡都能展露頭角，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是，那些被錄取的學生，在學校對外宣傳的指標成績上，的確都很不錯，而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這些學生的家裡經濟條件也都不賴。美國大學管理者就指出，具有校友背景的申請人SAT成績往往高於平均成績。
其實這也不奇怪，作為精英大學的畢業生家庭條件自然差不到哪去，孩子憑借著雄厚的家底，上個高級VIP一對一補習班、興趣班，全球旅行開闊視野什麽的更是不在話下，而這樣的條件又怎是一般家庭的孩子消費的起的呢？
說到底，錄取還是逃不開“校友偏好”。
民主黨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則提出一項計劃，旨在通過在兒童入學前或入學時引入一項限制捐款減稅的法案來應對“校友偏好”。
捐贈者不應直接從捐贈中獲益，這是免稅的條件; 儘管大學非常謹慎地表明沒有交換條件，但他們對“遺產偏好”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正所謂“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錄取偏好”固然存在種種弊端，但在扶持出身底層社會和少數族裔方面也給出了不小的支持，在美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招生醜聞，“傳統偏好”自然難辭其咎，但不能否認另外一個巨大的原因，那就是，日防夜防，“家賊”難防。
“外神通內鬼”在哪裡都有，如何預防這種現象的發生，還需要完善制度，讓整個流程公開化、透明化，並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
然而美國大學要從根本上去除“傳統偏好”一時間還無法辦到，這畢竟是已經根植於美國社會近百年的傳統。但此次事件對於美國高校，甚至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鍾，也勢必讓美國私立藤校痛定思痛，做出反思和變革。
正如《哈佛校報》所表達的觀點，盡早結束這樣的招生潛規則，從而讓校園真正成為一個讓人敬佩並覺得更幸福的地方。
反觀國內的情形，過去幾年，關於特長生造假，花錢買資質等新聞也是屢見不鮮，從而造成了社會不公，於是國家也頒布了一系列的改革來杜絕這一現象，如，全面取消體育特長生、中學生學科奧林匹克競賽、科技類競賽、省級優秀學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跡等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
然後將這些“加分項目”納入到高校自主招生和綜合素質評價錄取的改革之中。而進一步引導學生重視個性和特長培養，同時在“新高考”中將加大自主招生和綜合素質評價錄取改革力度。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取消高考獎勵性質加分，主要基於兩方面考量：
一是治理高考加分造假，推進高考公平。雖然教育部等部門多次對高考加分進行“瘦身”，但“瘦身”後，還是難以杜絕造假。徹底取消高考獎勵性質加分也順應輿論呼聲。
二是治理“加分教育”。所謂“加分教育”，指的是一些學生為了獲得加分，去上特長培訓班打造特長，這讓特長加分變得十分功利，也增加了學生的負擔。
不過近年來隨著自主招生範圍的擴大，以及綜合素養評價等改革的推進，也有人擔心多元化錄取標準帶來的灰色地帶和尋租空間。
完善綜合考評機制，打造公正、公平、公開的高等教育錄取規則，我們任重而道遠，但無疑的是，此次美國招生醜聞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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