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今年三月，美國爆出史上涉案人數最多的高校招生舞弊案，耶魯、史丹佛、南加大等多所名校陷入醜聞，相關人員涉及公司高管、好萊塢明星、高校體育教練、行政人員等。5月2日，有外媒稱，舞弊案中的最大款項650萬美元，來自一個中國富豪家庭。涉案者趙濤是山東步長製藥公司的董事長，他通過中介偽造女兒趙思雨帆船運動員的身份，為她打開了通向史丹佛的大門。除了步長製藥的發家黑歷史，網友們還扒出了趙思雨幾年前在鬥魚分享學習經驗的直播，她告訴聽眾堅定目標、堅持奮鬥，想考理想的大學，沒有捷徑可走。
教育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實現社會流動、階級上升的最有效路徑之一，對教育公平的無視與踐踏也因此觸及了人們內心的底線。在自由主義語境下，人們對公平的期待往往指向機會公平，然而教育機構的選拔機制似乎並未真正完全遵循機會公平原則。在史丹佛醜聞之後，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希望通過梳理以下幾本書，挖掘教育機構是如何同權力與資本合謀，進而隱蔽地阻礙了正常的教育選拔與社會流動：精英高校的學子是通過怎樣一系列機制成功步入上層社會甚至統治階層的？教育機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維持並鞏固了精英階層的特權？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是如何在教育平等的巧妙偽飾之下將特權世代傳承的？大學錄取標準是怎樣被權力結構所影響，又如何反作用於權力結構的？教育擴張是否能真正打破階級壁壘，為人們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當我們走入大學，等待著我們的是學術象牙塔，同時或許也是一個權貴主宰、階級隔離的黑暗場域。當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我們需要認真審視與反思的，或許不是某一座或某幾座高校的腐敗，而是教育機構的本質和現代教育的體系問題。
《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4月
作為盛產精英、富豪與統治階級的世界頂級學府，哈佛大學是如何通過一系列機制將學生送入上層社會的？《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美國保守主義作家、《大西洋月刊》高級編輯多塞特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1998-2002年間就讀於此。從入學典禮到社團晚宴，從學生的戀愛生活到課堂狀態，他在這本《特權》中詳細描繪了二十世紀末美國精英高校圖景，這本書可被視為一位畢業生對大學生活的回憶錄，更難得的是，他也以局外人的視角對哈佛的功利主義風氣進行了剖析與反省。
多塞特多方面分析了哈佛是如何為學生注入功利主義思維的：社團和兄弟會能讓他們有效建立上層社會人脈網，學生往往放棄和自己喜歡的人做朋友，而將時間花在這些小團體中，為日後的職場晉級和階層攀升做好準備；哈佛日漸嚴重的“分數膨脹”讓學生的成績變得越來越好看，但學生們很少用功學習，他們充分認識到好成績不過是一份誘人簡歷的一小部分，好成績更不意味著你需要扎實地讀完全部書目；校園中對於學生未來的提醒無處不在，這也讓學生間的羅曼蒂克之愛更多服從於對現實的考量，功利主義因子甚至潛入了性關係之中，在哈佛，一切都從“你不應該破壞你的職業生涯”出發。
此外，哈佛也是階級隔離的場域，學校在對多元化的強調之下實際上招收的是最同一化的群體。學生們儘管擁有不同的性別、膚色、宗教信仰、國籍，然而他們幾乎都是來自所在地區的富人區、私立精英高中的上流社會子弟。哈佛宣稱它的學生來自全世界，然而卻沒說是那個“重要的”全世界。進入學校後，社團拒斥普通的身份背景，即使家境闊綽，沒有門第一樣會遭受忽視；學生戀愛時，家境身份是否等同是重要的考量指標。作者在書中寫道，“我那時想，現在依然這樣認為，哈佛是一個一團糟的地方，一個造就美國統治階級的溫床。這個階層等級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賞，但在知識的追求上卻隨波逐流。”
《特權：聖保羅中學精英教育的幕後》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不同於多塞特書中的哈佛舊式精英教育，隨著社會文化不斷變遷，新一代精英文化開始生成。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西莫斯·可汗所著的這本《特權》即考察了教育機構對新精英的培養模式。當封閉的舊精英變成開放的新精英，教育機構的培養方法有何變化？在平等意識興起的民主社會，新精英以何種方式維持特權？為何越來越開放的文化環境，孕育的反而更深層次的不平等？
十八世紀歐洲以頭銜、血統等方式劃分精英階層的方式，如今已不再適用於美國這個新型的移民國家。財富擁有量成為了劃分精英的新標準，這也意味著美國的社會階層相較於歐洲而言流動性更大。為了抵抗階層流動對自身地位的威脅，舊精英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強化自己的精英身份，私利高中的寄宿製就是一大發明：校方試圖在閉合的空間與“純潔的”精英文化之下，打造一批未來社會的統治階級。
隨著社會意識形態逐漸開放化、多元化，精英階層的形態不再是封閉排外的小圈子，精英高中的教育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學校開始接納女性和少數族群，鼓勵學生以更加開放的方式融入社會，既可接納大眾文化，也能欣賞高雅藝術，和任何階層都能遊刃有余地打交道，訓練他們“淡定”的氣質。新精英們不再視自己為一個封閉的階級，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學校通過一系列教育手段實現了這點：新生入校後被校方刻意割裂家境身份，要求他們統一著裝，暗示他們不屬於家族、階級，而是屬於新的“聖保羅人”。同時，在個人主義理念的灌輸下，學生們傾向於將他們取得的成就全然看作自己努力的結果，至於淪落底層的人，不過是因為懶惰或不會尋找機會才造成了自己的困境。在新精英時代，開放的意圖反而掩蓋了更深層的不平等，削弱了底層的力量，並將責任完全推到個體的身上。
《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年5月
《被選中的》一書講述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精英大學的錄取標準變遷，既是一本入學標準變遷史，也是美國權力與精英特權的流變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傑羅姆·卡拉貝爾試圖通過寫作本書來回答這樣一些問題：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精英大學的錄取標準如何塑造了美國精英？伴隨著美國社會權力和精英特權的變化，這些錄取標準產生了怎樣相應的變化，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階級結構的變化？
從1900年到21世紀，美國精英高校的培養錄取標準在這一百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初，精英學校的目標旨在培養有領導力和交際能力的未來統治階級，他們往往富有超凡的人格魅力，遊走在上層社會的雞尾酒會和晚宴中，遊刃有余地編織關係網。在這一培養目標的引導下，家世背景比學習能力更為重要。所以名校在錄取中偏愛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魯-薩克遜白人世家子弟，他們從小在私立貴族學校讀書，成績不一定優越，卻遊走在大大小小的課外活動之中擔任組織者或領導者。
這種標準一直持續到1950年末。反文化運動和民權運動興起之後，平等觀念日益流行，再加之前蘇聯崛起使美國政府開始注重學科發展、科技進步，人才的技術與能力開始變得更為重要，學校轉而開始重視學習成績好、能力強的學生。這一錄取標準變化帶來的後果是，擁有更多文化資本的學生替代了佔有經濟資本優勢的學生進入社會上層。然而，這一“賢能主義”的錄取標準並未生發出真正的平等，反而讓擁有隱形文化資本的學生認為自己被錄取是因為本身能力更強，正如傑羅姆教授在書中所寫，“在這個社會裡，要求平等的偉大理想被殘酷的競爭所取代，這些競爭也將造就新的社會秩序，新的社會秩序可能與此前的世襲制度並無二致，也並不會理會所謂的社會公正。”
《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衝突論的代表人物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提到了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準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四十年後，這一理論在當今中國得到了應驗：“研究生及以上”學歷逐漸成為了就業市場的普遍要求；博士培養過剩，高校教師的學歷要求已上升到海外博士水準。文憑為何越來越不值錢？越來越多人已經認識到高等教育所學知識對工作全無用處，企業為何仍將學歷作為硬性要求？教育擴張是否能真正打破階級壁壘，為人們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柯林斯在本書中提到，人們所接受的教育實際上是過剩的，遠遠多過工作中要用到的東西。教育機構的存在不是為授予知識、培養勞動者技能，而是延長人們進入工作崗位的時間、解決社會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教育擴張減少了市場上的勞動者，防止失業率進一步攀升，在這一機制下，社會才能在勞動崗位日益被機器代替的時代維持穩定。
除此之外，柯林斯也提出，教育擴張看似增加了機會平等，給予更多人向上層流動的通道，實際上卻進一步阻礙了社會流動。他將工作分為“生產工作”和“政治工作”兩類，擁有文憑的人往往從事政治工作——不需要過高的專業技能，更多注重的是人際交往能力等一系列“文化通貨”，文憑代表的不是專業技能，受精英教育的人往往家世良好、有教養、有廣闊的關係網。在這一層面上，文憑恰恰阻礙了社會流動，因為文憑所體現的並非全然是能力與技術，而是家境和資源。
《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
商務印書館 2018年7月
作為法國著名哲學家，法國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布迪厄始終關注法國教育體制與社會權力關係。從1964年的《繼承人》、1970年的《再生產》、1984年的《區隔》、1988年的《學院人》再到1989年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國家精英》，他用五本著作探討了法國教育體制與階層固化的關係，以及其中的知識、權力、文化是如何相互交錯相互依賴的。
在《國家精英》一書中，布迪厄以法國中學會考的優勝者為觀察對象，對他們的家境、學業情況、畢業後的職業、取得的社會地位等一系列信息進行了綜合分析。他認為，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國家魔術”，它通過再生產機制來保證權力的運作和轉換，從而維護社會秩序，而這一運作過程相當隱蔽。
他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文化資本指的是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傳承，決定了一個人的修養、舉止、禮儀與趣味。由於教育機構本身就被上層文化佔領，從小被上層文化熏陶的學生在其中能快速適應，而出身下層的學生則對這一文化感到疏離和不適。文化資本就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了法國領導階級的原動力，推動著國家精英的進化歷程。同時，教育機構也通過一系列機制進行了階級劃分，比如學業分類——將部分學科（哲學、法語、文學等）定義為“智者的學科”，將這些學科同“才華”與“天賦”聯繫起來，選擇這些學科的學生往往擁有優越的文化資本。教育機構將相似的個體聚集起來，宣揚集體精神，通過“自豪感”、“內婚”等培養學生們對內部的感情，同時也使這一群體與外圍世界進一步隔離。布迪厄在《國家精英》中總結道，“教育系統客觀地進行著淘汰，階級地位越低受害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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