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6月末的張家口懷來天漠景區，風沙彌漫，驕陽似火。然而一切都無法阻攔這群穿著鉚釘皮裙和馬丁靴、文著花臂打著唇釘、將頭髮染成五彩繽紛顏色的年輕人參加音樂節的熱情。他們蹲在當地村民拉貨的小板車上，準備著進場嘶喊“牛逼”，比出金屬禮。“今年的人數感覺比去年多了不止一倍。”有連續幾年參加天漠音樂節的樂迷表示。
在新褲子和盤尼西林出場時，這種熱情到達了沸點。而作為圈層文化的音樂節，影響力向主流範圍擴大，入場人數的增多，與這個夏天最火的音樂綜藝《樂隊的夏天》息息相關。
“仿佛又回到了大學時光，又看到那些在Live house看過的小眾樂隊實在太美好了。”一位被現實生活打磨掉文藝棱角的朋友，在看了節目後這樣說道。“謝謝節目，讓我認識了這麽多沒聽過的樂隊。原來還是挺好聽的。”一位平時聽流行樂較多的普通青年則表示。
顯然，《樂隊的夏天》核心閱聽人仍然是平時愛去音樂節、聽搖滾樂的文藝青年們，不可忽視的是，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看似小眾的泛文藝圈層正在迅速壯大，去音樂節和看《樂隊的夏天》一樣，已然成為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成為節目出圈的因素之一。
流量和熱度，從來都是商業變現的第一生產力。一位圈內人士表示：“上節目之前，某大陸年輕樂隊的出場費是1.5萬，上節目之後，出場費直接漲到了30萬。”當貧窮、地下成為搖滾樂隊們共有的恆久的標簽，在網絡綜藝助推下，從地下走上地上的他們，究竟商業價值提升幾何？
從樹村出場費100元到幾十萬：中國搖滾二十年，商業化與獨立精神是悖論嗎？
“我們相信中國的搖滾樂和其他國家一樣，也將是商業體系中巨大的利潤和資本，但剛剛出現的地下搖滾，不打算像它的前輩一樣，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曾經反對過的主流之中。……我們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也期待著自己的傳播銷售和商業操作。但我們做人和做音樂的最大樂趣在於，盡可能爭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主流文化控制的市場和媒體，一邊把地下搖滾擋在外邊，一邊從中挑選著可以變成偶像的商品。”
大約19年前，由張婉婷執導，耿樂、吳彥祖和舒淇主演，以北京樹村作為背景拍攝的《北京樂與路》成為描寫地下搖滾的重要電影之一。但影片的商業化和膚淺激怒了受訪樂隊，於是有了這份《樹村聲明》，第一批聲明簽名人包括舌頭、夜叉、廢墟、病蛹、誘導社、左小祖咒、痛苦的信仰（痛仰）等幾十個樂隊樂手以一種幾乎控訴的形式講述現實的無奈。
商業化與獨立精神注定是尖銳的悖論還是能夠共存？如果可以，那麽邊界又在哪裡？這是困擾過涅槃樂隊科特·柯本等大批搖滾明星前輩的問題。
20年前，在北京北郊的一個小村莊樹村，東北方向是迷笛音樂學校，西北方向是東北旺音樂村，這裡聚集著上百名樂手，20余支樂隊，舌頭、木馬、二手玫瑰、痛仰等搖滾樂壇的“中流砥柱”均從這裡走出，房租約200元每月，他們平時排練，周末在小酒吧演出換酒喝，最低時出場費為100元，很多人需要靠親友借濟。
這裡是沒有物欲色彩的烏托邦，凝聚著共產主義之夢。紀錄片《後革命時代》《自由邊緣》將鏡頭對準了樹村，最近新出的紀錄長片《偶像》亦提到了樹村。一名租房給他們的大娘疑惑地問：“你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賺錢嗎？你們怎麽看都很窮啊。”
中國搖滾迅速發展的二十年，也是時代巨變、物價飛漲、社會經濟和精神文化飛速前進的二十年。此後，迷笛音樂節等大型戶外音樂節品牌誕生，多名樂手從單打獨鬥到簽約摩登天空等廠牌，經歷一系列市場化運作，再到近兩三年來二手玫瑰、紅花會等紛紛成立獨立工作室與原公司解約，樂手們的收入也水漲船高。
當然，樂手的收入和知名度與流行歌手仍然不能比擬。金字塔效應下，“知名度不高的樂手，收入也就和普通白領相當。”而塔尖的二手玫瑰、趙雷等一線樂隊，此前出場費也多在二三十萬左右。此前麥田音樂節邀請到周杰倫、蔡依林，其出場費在千萬級別，佔總成本三分之一。
刺蝟樂隊鼓手石璐在專訪中描述自己大約十年前住在鼓樓平房的經歷：“周邊擴建，磚牆都給敲了，屋裡不到15平米，床上地上還都是玻璃碴子爛樹葉子，這跟垃圾場有什麽區別，瞬間心都涼了，開始思考自己做的一切有什麽用，對自己的生活一點改善都沒有。”許多樂手選擇兼職做樂隊，刺蝟的主唱子健由於樂隊排練，不得不頻繁跳槽於主流互聯網公司間，不久前因錄製節目辭去程序員的工作，買琴都要向石璐借錢。
猴子軍團表示“做樂隊現在還在虧錢”。新褲子樂隊彭磊在和反光鏡PK時半開玩笑表示，對方有兩個孩子，他和龐寬加起來有三個，養孩子老費錢了，所以他們不能輸，得留下來。
而參加音樂綜藝，就是最直觀的提高樂隊和樂手商業價值，改善生活的方式。《樂隊的夏天》是在同類型綜藝不斷試錯的基礎上前行的：《中國樂隊》高開低走，《中國之星》中痛仰唱了一曲《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整首歌被刪去，主辦方被質疑。
據接洽音樂商演的人士透露：“現在留在《樂隊的夏天》舞台上的樂隊樂手現在報價都上漲了，這是100%可以肯定的。率先被淘汰的那幾支樂隊像葡萄不憤怒這些變化不大，越留到後面的上漲越多，具體的還是得看人氣。”盤尼西林演出費漲了20倍，老牌樂隊如面孔商演邀約增多，某台灣樂隊出場費仍保持在五位數，節目的收官戰已經錄製完畢，巡演即將展開，最終hot5或將成為最大受益者。
在商演之外，還有更多變現方式：新褲子的《總有一天我會欺騙你》出現在愛奇藝的輕喜劇《動物管理局》插曲名單中，盤尼西林為網劇《當她戀愛時》演唱插曲《再談記憶》。
更早之前，2013年的《快樂男聲》帶火了《董小姐》和原唱宋冬野，2015年的《中國好聲音》帶火了《南山南》和原唱馬頔，趙雷參加《歌手2017》，一曲《成都》大火，此後十三月唱片等民謠音樂公司獲得融資，綜藝對整個行業的提振作用不言而喻。
相比民謠而言，更為憤怒和反叛的搖滾樂的大眾接受度、傳唱度更小。不過同樣屬於街頭圈層文化的《中國有嘻哈》成為爆款，讓人看到了小眾文化出圈的可能性。經歷二十年發展，當文藝青年群體形成了有一定影響力的規模，80後和90後到了足夠緬懷情懷的年紀，這批人情感粘度和網絡話語權都足夠，《樂隊的夏天》生逢其時。
貧窮困頓顯然不應當是付出才華、汗水、青春的樂手們應有的狀態。對比日本，搖滾歌手的收入與偶像演員歌手並無太大差別，因而孕育出了獨特的Live house文化。旗下5支樂隊參加節目的摩登天空CEO沈黎暉說過：“搖滾必須商業化!搖滾如果不商業化,就是扯淡。”然而，偶像化商業化和獨立精神的兩難命題將一直擺在音樂人們面前。同樣的難題，被《聲入人心》所提振的音樂劇行業面臨過，張雲雷和德雲社也面臨過。粉絲經濟為藝術商業變現推波助瀾的同時，也多多少少為其帶來了非閱聽人和作品外的名利浮躁。
從彭磊的朋友圈段子，到大張偉直斥盤尼西林“你們做搖滾為什麽要這麽裝”截圖廣為流傳，無關音樂的娛樂化是節目出圈的必經之路。黑撒的《蒼井空與流川楓》被改成了《校花與流川楓》，海龜先生的樂手們穿著高領衣物遮擋文身，妥協也是參賽樂隊們必然作出的選擇。
當熱度褪去之後，樂隊的夏天能持續多久？
剛剛誕生不到四年的Click#15在這批大多成軍二十年以上的搖滾中年面前還十分青澀，此前經常出沒於DDC等中小型Live house的拚盤演出中，門票50元左右，觀眾在幾十人到一百人左右。他們在節目中透露過自己“做樂隊一個月賺1000塊”，每次計程車費都需要主辦方報銷，租60塊錢一小時的排練房超時一小時，問對方能不能按半小時算。
得益於節目表現和鍵盤手楊策的顏值，他們成為這次節目中一舉成名的新生代樂隊之一，躁動的搖滾女青年們在朋友圈刷“想睡楊策”。近日他們趁人氣展開全國巡演，從拚盤演出升級為專場，場地也從小型Live house升級為VOX、糖果等足以容納數千人的場地，巡演票已全部售罄，北京場“秒光”。淘寶上出現了他們的漫畫頭像T恤，也出現了加價80%到100%不等的黃牛票。
“希望參加完節目能有更多的演出機會，不再為計程車費操心，想做一個真正的音樂人。”這是Click#15的願望，已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由於老牌樂隊成名已久，商業價值上升空間有限，像Click#15、九連真人這樣的年輕樂隊得到了更多機會。互聯網視頻平台在搖滾樂發展進程當中，比起早年間樂隊預期的“對立面、障礙”，更多地是扮演著助推手角色。
不過，在節目結束之後，樂隊的夏天能持續多久，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據接近摩登天空人士反映，當年在《中國有嘻哈》播出後，眾多選手出場費從幾千元飆升百倍，PG One的商演報價是50萬，商業代言不斷，月入千萬。據雜誌編輯回憶，給自己打上“中國第一女RAPPER”標簽的VAVA給出的廣告報價是70萬到100萬。
但隨著去年PG One事件波及整個嘻哈圈，紅花會歌曲被下架，GAI遭《歌手2018》退賽，嘻哈再次從地上回到了地下。被全面封殺的PG One靠開網店為生，VAVA、GAI商業價值和熱度也不如節目剛播出時。
不可否認，小眾亞文化存在一定的內容風險，受政策影響較大，《樂隊的夏天》尤需對《中國有嘻哈》引以為鑒。當優愛騰成為青年亞文化主推手，嘻哈、街舞、街球、樂隊、滑板等紛紛成為綜藝選題，小眾文化出圈之勢蔚然成風，那麽，在出圈之後呢？他們能走多遠？
一個行業的復甦和發展，絕不只靠一檔綜藝的推動。綜藝或許是大眾對其增進了解的契機，而背後，是無數力量的共同角力。當國內市場成長得更廣沃，或許，地下搖滾才能從不見光的塵土裡生長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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