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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在窘迫的“樹村”樂隊“死磕”音樂

90年代的樂隊最流行的詞是“死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地與現實“作對”。這種態度在當年看來特別搖滾,也讓眾多樂隊度過了難熬的階段。如今回憶起樂隊蓬勃發展的那十年,或許並非最好的時代,但被“魔岩三傑”催生出的這些青年,卻在“死磕”中,譜寫了搖滾樂最純粹的一段歲月。

粉飾出的90年代理想狀態

主唱陳輝加入面孔樂隊,是1993年之後的事。他回憶94年紅磡之後,“魔岩三傑”顯而易見的紅了,到處都能看到他們的音像製品,大街小巷貼滿海報。但真要說搖滾樂紅到什麽份上,陳輝認為,遠沒有外界粉飾的那麽理想。

面孔樂隊。圖片來自網絡

“魔岩三傑”商業化失敗,導致內地搖滾樂市場並未真正拓土,所謂音樂節或商演機會對樂隊而言仍是泡影。94年之後,面孔樂隊長達多年仍混跡於各種“Party”,即北京馬克西姆外交酒店、西郊賓館等,這些當年寥寥可數且稱不上live house的場地,一周最多時能有一場。而樂隊的收入就是和老闆分票账,最多的時候一人能分到一百塊錢;後來一些“Party”被封掉了,場地愈發捉襟見肘,分不到錢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老說那是搖滾樂隊的輝煌年代,我不這麽認為。只不過是當時沒人搞這個東西,以至於外界開始關注搖滾而已。張炬去世以後,很多人才拿出1994年來標榜搖滾樂時代。”陳輝如今已經不願在採訪或公開場合回憶“紅磡”,在他看來,那被捧上神壇的一夜,終究已經過去了20多年,且搖滾音樂人並沒有因此得到相應的收入、相應的生活狀態,直到如今仍沒有活成當年理想中的樣子,“活在記憶裡的人往往都是在衰退,搖滾樂還是要活在當下。”

面孔演唱。圖片來自網絡

陳輝近期因為駐顏有術和長髮還屢上熱搜。圖片來自網絡

月租金百元的“烏托邦”

94年紅磡一戰,樂隊雖沒能迎來真正的時代,但仍影響著一批18歲出頭的小孩們開始學著老大哥彈吉他、組樂隊。新褲子、痛仰、反光鏡等如今仍活躍在搖滾一線的樂隊都恰逢其時。當時北京幾乎每個學校裡都有新的樂隊,新褲子的主唱彭磊曾形容那股風潮,就像如今的偶像練習生,“當時我們感覺自己代表了中國獨立音樂的未來。”

然而,千禧年將至,搖滾樂隊蜂擁而起,風光背後的市場蕭條,卻和90年代初並無分別。演出仍是樂隊最主要的生存來源。當時偌大的北京,能供樂隊演出的酒吧屈指可數,多數集中在大學附近,好多俱樂部演不了多久就被關了,消費搖滾樂的人更是鳳毛麟角。玩搖滾樂的人依舊貧窮。

當年坐落於北五環的“樹村”是90年代末搖滾樂最有發言權的集散地。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貝斯手張靜以及一群準備和搖滾樂“死磕”的人都發源於此。樹村的房子都是爛尾的平房,夏天終日曬不到太陽,冬天要點爐子取暖,一不小心還容易煤氣中毒。但每月一百塊錢的低廉房租,讓極度貧窮的搖滾青年們視這裡為“烏托邦”,自由地宣泄著對搖滾樂的熱愛。“當時從沒覺得艱苦,因為搞樂隊的都是過一樣的生活。雖然大家吃得差一點,房子破一些,但玩音樂的心非常純粹和開心。”高虎坦言。

當年的痛仰。痛仰樂隊供圖

痛仰樂隊 圖片來自網絡

那時,樹村的樂隊戲稱排練為“上班”。痛仰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兩點左右,高虎、張靜等人背著琴奔赴一間幾平方米的小屋。“排練廳”四周裹著隔音的棉被,夏天時每個人走出房間都如同蒸過桑拿。到晚上七八點,樂隊們集體出動尋找演出機會。那時一個插線板、兩個KTV音箱,已算場地的“高級”配備;電壓不穩導致噪音震耳是常有的事,很多場地甚至都不能插電。通常一場演出,痛仰的收入只有幾十塊錢,半夜哥幾個擠在一輛麵包車裡回村,刨去路費和吃飯,每個人多的時候能分到10塊,少的時候只有2塊5,還不夠買一盒煙。直到2001年,痛仰簽約唱片公司並發行首張專輯《這是個問題》,每人分到了幾千塊。但高虎放棄了買電腦的想法,咬著牙自己置辦了演出設備。

為了支撐生活,樂隊都曾另想他法。高虎曾被家裡接濟了一段時間,偶爾教學生彈琴賺外快,也跟張靜商量過合夥開間工廠;彭磊拍了自己的電影,新褲子的其他成員也都在外上班,只有創作的時候才聚在一起。“應該把生活搞好,再去搞音樂。”彭磊多年一直這麽認為。

高虎回憶,當年的樂手要麽“死磕”搖滾樂,要麽計劃南下到歌廳賺錢後再組樂隊,但後者幾乎“全軍覆沒”。“因為當他們月收入從幾百塊一下子增長到幾千塊,習慣了安逸的生活後,很難再回頭為了音樂理想而受苦了。”

痛仰的現場。圖片來自網絡

搖滾到中年必須養得起家

2018年草莓音樂節上,新褲子一首《別再問我什麽是迪斯科》點燃全場上萬名觀眾,大家齊呼新褲子的名字,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同場的流行歌手。追溯到10年前,如此盛況空前的招待是難以想象的事。

新褲子 圖片來自網絡

90年代樂隊談及自己的轉變期,大多歸於2006年左右。2006年,幾經離散的面孔樂隊宣布重組,陳輝、歐洋帶著新生力量重新以最初的面孔回歸搖滾樂。2006年,新褲子發行第四張音樂專輯《龍虎人丹》,音樂開始從朋克偏向新浪潮,並帶動了複古國貨潮流。又是2006年,痛仰樂隊開始全國大型巡演,走過的城市有50多個,各地的酒吧、俱樂部,都留下過痛仰的足跡。

高虎很難說清,為什麽那幾年樂隊市場會風雲巨變。他隻記得,非典剛剛過去,奧運會即將來臨,那段時期北京的音樂學校如雨後春筍,全國大大小小的音樂節邀請蜂擁而至,“可能奧運把社會方方面面都帶動起來了。投資方開始願意去讚助這樣的演出形式,給樂隊一個表現的機會。”

樂隊明顯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所改善,至少不用再四處找尋場地,或為了一頓飽飯而發愁。彭磊直言,音樂節的出現讓樂隊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好了,有更多人開始喜歡獨立音樂,市場從小眾變成了分眾,“這個時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那部分。”但繁榮背後,樂隊仍不乏遇到良莠不齊的演出邀請。曾有一次,主辦方把痛仰接到所謂的景區裡表演,演出場地只是山頭幾間小亭子,演出的舞台下面擺了一千頂帳篷,但一個觀眾都沒有,“我們只好戲稱這是帳篷音樂節。”高虎說,想要搖滾音樂繁榮,僅靠優秀的音樂人還不夠。

今年是面孔樂隊成立30周年,陳輝和歐洋即將進入“知天命”的年紀。與年輕時向世界宣告反叛的態度相比,他們似乎開始尋求和解。“今天的我已經學會抗拒不知名的放縱。清洗著失敗後的痛,做自己的英雄。”新歌《英雄》更好地表達如今的面孔。當年的搖滾少年陳輝和歐洋都有了家庭和孩子,玩音樂餓不死就行的小夥子,成為了承諾“必須養得起家”的中年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覺得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我自己,但30年過去了,如今我們只希望做自己的英雄。真正的黃金年代,應該是大家都能夠爆發起來,而這個時刻還沒有來臨。”

而彭磊答應上《樂隊的夏天》則是因為節目組承諾,參加這檔節目,就會招來100萬微博粉絲,都是真粉。作為各大音樂節的常客,彭磊的微博粉絲卻仍不足10萬。而如今,《樂隊的夏天》成功破圈,播放量破千萬,眾人感歎搖滾樂隊的生存不易,但彭磊距離一百萬粉絲,卻還有八十八萬的差距。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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