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通脹”是教育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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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通脹”是教育的悲劇

中高考等選拔性考試變得越來越水準化、簡單化，甚至模式化。這對中國教育弊大於利。

北京中考剛剛開考，就有一些人說，數學題太難了，有考生當場就哭了。這讓我想起了高考開考當天，輿論聲討數學題太難……

中高考變難了嗎？顯然這個判斷是錯的。在高考上一波輿情洶湧之時，一些自媒體杜撰數學題難的罪魁禍首是南師大附中校長葛軍，葛軍隨後在媒體澄清：自2010年後就再也沒有參與命題，也從來沒有參與過全國命題。

在這個公開回復中葛軍明確表示：現在的高考數學考試，是越來越難了嗎？我覺得沒有，反而是越來越容易了，才導致區分度降低，使得每一分的重要程度加大了。

這句話說到了關鍵，中高考不是難了，最大的問題是越來越容易了。

截至6月25日，全國大部分省市已披露高考各批次錄取分數線和“一分一段表”。今年全國高考中，1031萬報名人數創下十年以來報考最高峰，部分省份600分及以上高分段考生空前增多。

近年來，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高分通脹”的現象。四川省今年630分以上考生突破1.6萬人，2018年，河北省700分以上的考生數量多達122人，僅數學滿分就超過了150人（文理合計）。

同樣還有中考，2017年北京中考，人大附中錄取分數563分，滿分則是580分（含40分體育分），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每門功課倒扣不能超過3分。到了2018年，分數競爭更為激勵，僅英語滿分就高達129人。

都是高分考生，分數的篩選價值越來越微弱，也不斷加劇著分數的競爭。這是怎麽發生的？

首先就是把考試難度與負擔強掛鉤。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輿論與大眾對以高考為代表的升學考試口誅筆伐——考試試題難度被認為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學生的負擔，試題難度大，壓力就大。

在這種錯誤的輿論壓力下，各級選拔性考試不斷退讓，追求穩定，降低難度。中高考試題因此越來越趨於模式化，甚至固化，越來越遠離選拔性考試。

導致這一現象，還與我們盲目倡導甚至照搬美國的招生錄取方式有關。

美國“高考”SAT實際上相當於我們的高中學業水準測試，難度相對較低，區分度較低。但在美國這些成績只是基礎，不是唯一依據。盲目套用美國的水準測試，那幾乎是一場災難。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潛在原因，搞分數的GDP，讓多數考生與家長都有分數的獲得感，皆大歡喜。豈不知害苦了教育。

首先，考試簡單化、水準化、模式化，大大降低了考試的區分度，完全破壞了選拔人才的功能。這種升學考試，最後褒獎的不全是最優秀的人，多數是最擅長刷題的人。

其次，在應試教育的現實狀況下，各地也出現了學生學業水準下降的新問題。

最後，如果說區分度降低，難以選拔出優秀人才還可忍受的話，那麽選拔性考試簡單化、水準化、模式化，需要不斷重複的訓練已達到不出錯，這直接強化推動了應試教育的發展，這是我們堅決不能接受的。

節選自：財新網

《“高分通脹”是教育的悲劇》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8-07/101448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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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山東等6地

2019年秋季開始使用高中統編教材

教育部辦公廳近期發布了《關於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語文和歷史教學用書有關事項的補充通知》，通知指出使用新教材的省份，從高一年級開始使用《2019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語文和歷史教學用書目錄（根據2017年版課程標準編寫）》中的教材，高二、高三年級仍使用教材廳函〔2019〕4號公布的《2019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語文和歷史教學用書目錄（根據2003年版課程標準編寫）》中的教材。

據悉，統編三科高中新教材的全國培訓會將在8月9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按教育部通知精神，北京、天津、遼寧、上海、山東、海南等6個2019年秋季學期開始使用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省份所轄地市和省直管縣思想政治、語文、歷史學科教研員(或骨乾教師)將參加此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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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明遠：“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場革命，但是教育的本質不會變

“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場革命。它改變著教育的生態、教育的環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管理的模式、師生關係等等。充分認識“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功能，是當前教育工作者遇到的重要挑戰。

“人工智能+教育”最主要的是要改變教學方式，要從教師的教轉變到學生的學。教師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改變單向傳授知識的方式。

學生通過自我學習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自己去探索，或者與同伴合作，互相探討。教師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優勢，幫助學生的個性化學習設計科學的、合適的學習方案。

人工智能、大數據，還可以作為教師的有力助手。大數據可以幫助老師隨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幫助教師批改作業，替代教師一些機械式的勞動，減輕教師的負擔，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和學生接觸溝通。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中所說，“雙教師模式”包括教師和虛擬教學助理，“助理”可收接管教師的日常任務，使他們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對學生的指導和一對一的交流。

總之，“人工智能+教育”正在使教育發生了重大的、可以說是革命性的變革。但是教育的本質不會變——提高人的生命質量和生命價值。

學校和教師不會消失。教育必須具備學生和教師兩個主要要素。教師的教育觀念、教育方式方法需要改變，但教師培養人才的職責沒有變。

當前開展“人工智能+教育”，我認為還存在著幾個問題：

一是認識問題。廣大教師還沒有認識到“人工智能+教育”的特點和它的優勢，比較迷茫。

二是軟體跟不上。如適合學生自學的軟體、利用大數據進行教學管理的軟體、個性化學習課表設置的軟體等等。

三是廣大教師還不會運用信息技術來改進教育教學。

因此需要專家和廣大教師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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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美國年度國家教育進展評估報告，錯誤的教學一直在“誤人子弟”？

2001年聯邦政府頒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以來，閱讀和數學成績成為了美國衡量學生進步的標準。

因而，教師們在閱讀和數學上投入的時間變得更多。相應的，投入在科學和社會學科上的時間大幅減少——在那些測試成績低下的學校，這種情況尤其常見。

儘管在這兩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和精力， 但據每隔一年，美國都會發布國家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顯示，全美樣本學生在閱讀和數學兩門科目上的測試成績多年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這不禁讓人疑惑，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有專家認為，NAEP體現的問題根源其實還是學校教授閱讀的方式。

當下的美國基礎教育，其實是由這樣一種理論塑造的：閱讀，不僅包含了字母與發音的聯繫，還包含了理解，這一過程可以通過一種完全脫離文本內容的方式來教授。

只要使用簡單文本來教孩子如何找出中心思想，做出推斷，得出結論，諸如此類的技巧或技能。最終，學生們就能將這些技能運用於任何閱讀的內容上。

也就是說，他們在“通過閱讀來學習（read to learn）”之前，要先“學習如何閱讀（learn to read）”。科學課不著急上；歷史通常被認為對孩子們來說太抽象，所以必須放到以後上。學生閱讀的多是篇幅不長的書和段落，閱讀內容間唯一的聯繫，就是它們能夠用來教授的“理解技巧”。

某種程度來說，讓孩子在早年專注於學習閱讀技巧確實是有意義的。但能否理解內容主要取決於讀者已知的內容，即他們的知識儲備。

而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教授歷史、科學、文學和藝術等，來拓展他們的知識和詞匯；使用有邏輯順序的課程讓孩子能夠理解自己學習的內容。

在不同語境下重複概念與詞匯也讓他們更容易記住這些內容，且比不斷練習讓人困惑的閱讀技巧來得更有趣。

其次，閱讀簡單材料無益且有害。老師需要根據學生所謂的個人閱讀水準提供閱讀材料，而不是學生所處年級對應的讀物。當老師因為學生閱讀能力不足而隻提供簡單的文本，其實是在阻止他們獲取提升能力所需的信息。

此外，經濟差異也加劇了學生的表現差異。理解能力上的差距不是閱讀或理解技巧的差距，而是知識儲備的差距。家庭富裕的學生也許在小學並沒有學到多少，但與他們低收入的同齡人相比，富裕學生的家長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有經濟能力為孩子提供增長知識的額外課堂，比如接受課外輔導或前往歐洲旅遊。

因此，富裕學生更有可能在校外獲得知識。事實上，這種情況並不是無解的。以內容為本、結構性的小學課程就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帶來的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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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昌：教育的精神屬性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談論教育，對於有一定學術閱歷的人來說，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是因為教育本身已經變得越來越沉重，它負載著從個體到家庭再到社會不同層級的期望，實際上是要借助同一個過程盡可能滿足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

如果走進教育現場，教育者一方面被強勁的專業化風潮裹挾，近乎身不由己地走向技術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們固有的教育情懷和來自於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又讓他們在走向技術化的道路上踟躕不前。

對於談論教育的人來說，過多地強調教育的專業化會讓他們有疏離教育精神意蘊的顧慮，而一味地弘揚教育的倫理學和美學價值又會讓他們具有被貼上教育烏托邦標簽的恐慌。古典的人文性追求和現代的實用精神，至少在教育意識形態的重構上，進行著時而激烈時而隱晦的博弈，這就使得教育越來越成為其從事者和談論者無法回避卻又難以面對的問題。

……

教育其實是一種意念，那些被我們稱為“教育”的行為不過是教育意念的承載者和執行者而已。

為了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妨以三個大人打孩子的事為例：問第一個大人打孩子的緣由，他說那孩子現在不打將來會變壞；問第二個大人打孩子的緣由，他說那孩子砸了他家的窗玻璃，如果那孩子沒有砸，他也不會打；問第三個大人打孩子的緣由，他說他見誰打誰，正好碰見了那孩子，便打了。

在這三個情景中，第一個情景最接近我們觀念中的教育，大人的打是為了孩子未來的好；第二個情景中的打屬於報復性懲罰，即使那孩子因此而長了記性，但大人的打也不是教育；第三個情景中的大人屬於病人或惡人，他的打與教育自然毫無瓜葛。通過如上的分析，我們應該能夠意識到“教育是一種意念”的真實性，在此基礎上，我們再說教育的根本屬性是它的精神屬性就順理成章了。

面對教育實踐，我們強調教育的精神屬性，應該比僅僅宣揚教育人文主義思想更能夠消解教育實踐中的技術主義信仰。

必須指出，由於教育的專業化常常被狹隘地理解為科學化和技術化，再加上功利主義思維的作用，一部分學校教育者對具體的教學方法、程序、模式的用心用力，已經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這種單純技術維度的精細化追求，客觀上在成就“教育工人”和“學習機器”，教育自身在歷史中形成的價值特徵，被精巧的教學設計及其運行極大地銷蝕，被簡單化為學習者的受教育者，在獲得知識和思維收益的同時，不斷付出著價值無能和精神蒼白的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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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華：如何破除區域教育面臨的重重困局？

2012年後，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已保持著超過4%的水準，但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仍然不足。

面對著有限的資源和國家財政政策的約束，區域教育應該使用怎樣的策略才能在體現教育價值的前提下破除區域教育面臨的重重困局？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方華站在教育實踐者的立場，分享了他在江西省弋陽縣做教育局長期間通過分配有限資源來解決區域教育問題的經驗。

1.破解“城擠鄉空”的問題

大班額問題是全國各地教育面臨的難題。具體到區域教育現狀上，大班額問題的背後是更為嚴峻的“城擠鄉空”問題——大量農村學生湧入城市，導致城市優質學校人滿為患，而農村學校缺無人就讀。

面對“城擠鄉空”的問題，關鍵要對問題進行正確解讀和目標設定。弋陽通過堅持國家的就近入學原則使得城擠鄉空和城市大班額現象在幾年時間內逐漸消退，在不新建學校的情況下，弋陽小學從平均65人的班額，下降到52人，初中也從原來平均63人控制在49人。

2.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創新開展家校合作

對中國區域教育而言，面臨的最基本問題就是沒有給學生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弋陽提出 “以良好的校風影響家風逐漸改變民風”的口號，“為教育尋找合夥人”，通過家庭和學校的緊密合作，來為學生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

3.留守兒童——課外互助組

當今社會各界對留守兒童問題分外關注。面對留守兒童問題，區域教育要盡力而為，但要堅持順勢而為的原則，不能替代家庭做努力。

弋陽縣根據這些留守兒童的年齡、年級設立校外互助組，每個互助組配備一到兩名家長志願者。小組人員由老師進行安排，學生自願選出組長、副組長等職位。每天互助組的小組放學後就集體到其中一家裡寫作業，寫完後再各回各家。

互助組在幾年內發展到了1900多個，不僅大大降低了留守兒童放學後安全隱患、轉變了學生的學習態度，更提升了鄰裡之間的教育生態，促進了鄰裡關係。

4.輟學率大幅降低

2016年年初，弋陽縣的初中生輟學率高達33%左右，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源於孩子本身對學習的不熱愛甚至厭倦。這背後的問題其實是用統一的、唯一的標準對所有農村的、城市的孩子進行評價，讓他們往同一個目標學習。

只有真正實現因材施教，為不同學生設立不同的評價目標，讓學生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才能在解決這些教育問題的同時真正成就鮮活的、多元的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