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公平地評價李鴻章，實非易事

撰文/解璽璋

俗語有所謂“蓋棺論定”一說。這種說法對平常人或者適用，對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李鴻章就是這樣一位無論生前還是死後都有爭議的非常之人。此人離世已逾百年，論不僅不能定，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勢。譽之者讚其為清末功勳卓著的偉人，毀之者則稱其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現在的歷史書，更把他定性為在清末外交中向帝國主義列強妥協，出賣民族、國家權益的投降派、賣國賊。稍好一點的，說他是洋務派領袖，做過一些富國強兵的好事，儘管如此仍不忘給他戴一頂改革不徹底的帽子。梁啟超曾斷言：“李鴻章所以為一世俗儒所唾罵者以洋務，其所以為一世鄙夫所趨重者亦以洋務，吾之所以重李責李而為李惜者亦以洋務。”

梁啟超在其所著《李鴻章傳》（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的開篇的確說過“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樣的話。仔細體會他的這幾句話，其中既包含著他對李鴻章的讚許，也有責難和惋惜，說明公正地評價這個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不能感情用事，而且要盡力克服個人的局限性，以一種大歷史的眼光打量這個人，庶幾可以接近他的真實面目。在這篇短文中，我姑且一試吧。

近讀《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一書，才知道在西方，從政要到民眾，特別是新聞媒體，都視李鴻章為當代偉人，是中國（清國）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甚至有這樣的看法，認為在西方人的眼裡，只有李鴻章，而沒有中國。

西方人的這些說法固然不足為據，很多人捧他，討好他，其實是有求於他，看重他手中掌握的錢袋。看他旅歐期間德、法、英、美諸國媒體的報導，這種意圖是很明顯的，而且西方媒體並不避諱這一點。而放眼中國同、光兩朝的歷史，也不得不承認李鴻章的不可替代性。所謂同治中興的清末四傑，李鴻章亦為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也就是說，只有把李鴻章置於1860至1900這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中，他的品性、能力、功罪、得失，才有可能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

李鴻章與尤利西斯·格蘭特在天津合影。 1879年梁時泰拍攝。

說起來，李鴻章的政治生命的確是與同光兩朝相始終的。他是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字漸甫，號少荃，生於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二十五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時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此後幾年的居京生活，過得還算平靜，詩酒唱和，文章興會，其樂融融。不久，授翰林院編修，隨後又授為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雖為文職，盡得榮耀。

直到鹹豐二年辛亥（1851），洪秀全在廣西揭竿而起，發動起義，自號太平天國，兩三年內，竟轉戰全國之半，東南名城，相繼落於其手，形勢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受命討伐太平軍的清朝軍隊，圍堵追剿不成，疲於奔命，狼狽不堪，皇帝不得已，遂命各省士紳團練自衛。

先是曾國藩在湖南招募鄉勇，教以兵法，號為湘軍。隨後，安徽人，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奉旨回省團練助軍。呂賢基知李鴻章也是安徽人，熟悉當地情形，因此奏明皇帝，邀他同行。據說他當時正在琉璃廠海王村書肆訪書，接到聖旨，即刻整裝南下。此時的他，既“感念桑梓之禍”，同時，又慶幸自己等到了建功立業的機會，乃趕赴家鄉，協助當地官員興辦團練。幾年間，他率領募集的團勇轉戰各地，四處奔波，漸有知兵之名。然而並不得志，謠諑紛紜，謗言屢起，曾有詩題壁，表達悲涼失落的心情：“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我是無家失群雁，誰能有屋穩棲烏。”

鹹豐九年己未（1859）正月，李鴻章由其兄李瀚章引薦，入曾國藩幕，掌書記。這隻“失群之雁”至此有了回家的感覺。曾國藩很信任他，曾表示：“鴻章所擬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青出於藍，亦未可必。”而經過這幾年的歷練折磨，李鴻章也顯示出非同尋常的辦事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的城府，深得曾國藩的器重。所以，當上海受到太平軍的威脅，需要派兵援助時，曾國藩就想到了李鴻章，稱他“才大心細，可獨當一面”。最初是讓他作為曾國荃的副手，以其所募淮軍補湘軍兵員之不足。然而，曾國荃卻另有打算。他一心要爭攻克“天京”的頭功，絕不肯帶兵到上海去。無論曾國藩怎麽催促，他都不為所動。萬般無奈的曾國藩，只好改變初衷，將李鴻章由“輔”變“主”，由“副”轉“正”。李鴻章進駐上海後，曾國藩奏請朝廷，任命他為江蘇巡撫，專任江蘇軍事。

上海是李鴻章的福地，在這裡，他淘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當時的上海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地方官員不可避免地要與洋人打交道。對於從未與洋人有過接觸的李鴻章來說，初到上海，總有些忐忑不安。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就曾寫道：“到滬以來，如李陵、王嬙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說明在此做事，處處都要小心謹慎，一舉一動都不能疏忽大意。他的軍隊也因裝束粗陋而被上海駐軍嘲笑。他提及當時的情形：“巡撫薛煥兵，衣錦繡有同優孟；而淮軍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薛煥兵笑指為乞丐。”

不過，與他將要面對的嚴峻局勢比起來，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鹹豐十年庚申（1860）春四月，太平軍將江蘇省會蘇州收入囊中，直接威脅到近在咫尺的上海。隨著戰火燒到上海城郊，城內的官紳便坐不住了，他們提出了借用洋兵協防的主張。此時擔任兩江總督的何桂清也主張採用“撫夷助剿”的辦法，對付太平軍。而中央政府還未從英法聯軍的打擊中緩過神來，據說，當奏請借洋兵助剿的建議送到京城時，鹹豐皇帝勃然大怒，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不過，私下裡，在滬籌辦防務的蘇松太道吳煦仍雇傭美國人華爾組織了一支洋槍隊，江蘇巡撫薛煥將其命名為“常勝軍”，就派吳煦督帶，楊坊會同華爾管帶。直到同治二年癸亥（1863）二月，上諭才正式承認這支軍隊，給予它合法性的身份。

幾年來，這支軍隊在上海附近與太平軍作戰，頗打了一些勝仗，也積累了相當的聲譽和人氣，被當地官紳視為依靠。

外國攝影師拍攝的1850-60年代中國戰爭(Felice Beato/J.Paul Getty博物館)

而李鴻章初到上海所面臨的兩大難題都與這支軍隊有關。中國方面，原駐滬官員與洋人多有往來而交情很深，時任蘇松糧儲道、“綜理夷務”的楊坊，便出身買辦，他還將女兒嫁給“常勝軍”管帶華爾為妻。他與蘇松太道管理海關並署理江蘇布政使的吳煦在上海經營既久，關稅和厘金都由他們管理，關係盤根錯節，錢、糧、財、物、人事及“洋人”，盡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們對洋人的態度，“過趨卑諂”，據李鴻章在寫給皇帝的奏折中披露：“常勝軍本華爾舊部，其初不過千人，吳煦、楊坊等始意欲藉以禦寇，薪糧夫價及一切軍火支應，視官軍加至數倍，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百餘人，並長夫炮船輪船經費，月需餉銀七八萬兩。”

洋人方面，最初也沒把李鴻章放在眼裡。據說，剛到上海時，華爾就拒絕見他，故意冷落他。後英軍約李鴻章一起攻打嘉定，被他以兵力不足推辭了。“英軍官怒形於色，軍士皆憤”，李鴻章對左右說：“彼輕視我者，料我力不能戰，我若整軍卻敵，不邀彼助，彼自然敬服，聽我調度，爭閑氣何為？”

不過，幾次接觸之後，李鴻章便敏銳地觀察到，洋人軍隊的精神面貌和武器裝備，中國軍隊是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洋兵隊伍既整，炸炮又準，攻營最為利器。”他既驚歎洋兵戰鬥力之神奇，則暗中布置下屬向洋兵學習：“洋兵攻嘉定，數千槍炮齊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如神技，因密令將弁隨隊學習。”隨即，他又與英軍簽訂了聯合作戰合約，派三千人協同英軍作戰，並由英軍訓練這三千軍人。

他多次致函曾國藩，商議如何對付洋人。他既不讚成上海官紳的“媚夷”——取悅洋人的態度，以為“失之過弱”；對另外一些把“華夷之辨”看得很重，對洋人抱著十二分的警惕和小心，動輒主張排外仇洋的人，他也認為“失之過剛”。而他的做法是“調劑於剛柔之間”，“體察洋人之性，設法籠絡”。

所以，雖然華爾在他面前擺架子，但他並不在意，在給曾國藩的信中還稱讚華爾“打仗奮勇”。他告訴曾國藩：“近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這樣做的好處是：“彼允為我代請洋匠製炸彈，並代購槍炮，果能學得一兩件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不無裨益。”

李鴻章的通達、明智、權變、務實，於此可見一斑。而中國軍隊使用西式裝備即始於此時，並開洋務運動之先河。曾國藩是傳統衛道士，他教育李鴻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這種思想影響至今。但西洋武器給李鴻章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刺激太強烈了，他在回應曾國藩時說：“用兵在人而不在器，自是至論。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炮台，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獨未能扎營住帳房，又臨敵審慎，膽氣多歉，此則不及中國好兵耳。”李鴻章“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但最初不僅曾國藩不能認同，即便他的下屬，如程學啟、郭松林之流，也不理解，仍然“堅僻自是，不肯求教”。

這在當時一點也不奇怪，士大夫階層囿於這種認識的，相當普遍。李鴻章在寫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批評這種現象：“中國士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長此以往，中國恐很難在世界上立足。

這是李鴻章的開明之處，也是他比曾國藩及諸同僚更為深刻之處。他認為，至少還有兩個原因可以說明學習西方勢在必行，一個近因，一個遠因。所謂近因，是指太平軍已在使用洋槍，他在戰場上看到，太平軍“專恃洋槍，每進隊，必有數千杆衝擊，猛不可當”。而且，“外國不拘官民，竊售利器”，勢不能禁。也就是說，官府無法阻止太平軍獲得西洋武器，結果就造成了官軍以陳陳相因之兵器對付太平軍新式武器的尷尬局面。李鴻章“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歎也”。

至於遠因，也是他比旁人看得遠，慮得深的地方。他看到：“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很顯然，李鴻章是較早看到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擴張野心及其可能性的人之一，防患於未然，中國也應該學習日本，以西方為師，變法圖強。

不過，學習西方技術，借重洋兵洋槍，能為我所用，固然很好，但如何避免為其所製的局面，卻是李鴻章不得不面對的一道難題。從一開始，他就意識到了這一點，1861年9月30日在給史士良的信中他就表示：“洋人船堅炮利，固大可恃，今仰仗其力，亦迫於時勢而已。”而且，“常勝軍”憑借其武器精良，能征慣戰，常常表現得專橫跋扈，狂傲不馴，是很難駕馭的。因此，如何整頓“常勝軍”，收回兵權，就成了李鴻章的一塊心病。

由於華爾在戰鬥中受傷，不治身亡，白齊文接替了華爾在“常勝軍”中的職務。這個人的性情比華爾還要野蠻驕橫，一次，他從戰場歸來，向楊坊索餉，被楊拒絕，他竟動手打了楊坊，搶去餉銀四萬餘元。借此機會，李鴻章不僅將白齊文革職，順便也把吳煦、楊坊告上了朝廷，以管理不善的連帶責任，將二人暫行革職。同時，經過多次交涉，艱難談判，李鴻章還與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就“常勝軍”的管理簽訂了《統帶常勝軍協議》，不僅明確了清朝政府對“常勝軍”的管轄權，而且將士兵從五千人減少為三千人，初步解決了他的心頭之患。梁啟超就很讚許他的這番舉動，稱之為：“李鴻章與外國辦交涉第一事，其決斷強硬之概，論者韙（wei）之。”

很快，英國陸軍少校戈登出任“常勝軍”管帶。李鴻章率領的淮軍與戈登統帥的“常勝軍”合作得不錯，雖小有不快，大的方面則配合默契，李鴻章還奏請朝廷，授戈登以中國總兵。在很短的時間裡，他們就陸續攻下了常熟、太倉、昆山、吳江、江陰等處。1863年11月中旬，以三路大軍圍攻蘇州。

然而，由於蘇州太平軍在主將慕王譚紹光的領導下拚命死守，淮軍與常勝軍連日苦戰，久攻不下，死傷甚眾。為避免更大的傷亡，遂決定以策反的方式，從太平軍內部尋找突破口。這時，困守於蘇州城內的太平軍將領還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以及“四大天將”張大洲、汪花班、汪有為、范啟發。而納王郜永寬已有投降之意，他的副將鄭國魁原與淮軍將領程學啟（程本是太平軍降將）相識，於是，通過鄭國魁與程學啟秘密聯絡，戈登與程學啟來到蘇州城北的陽澄湖，與郜永寬面訂降約。雙方約定，郜殺譚紹光並獻蘇州城降清，而程學啟承諾保證郜及部下性命，並許以郜本人二品頂戴。“學啟立誓，戈登證之”。

12月4日，譚紹光召集諸將在慕王府商議防務，郜永寬乘機讓天將汪有為刺殺譚紹光，並掩擊其親軍千餘人，遂打開城門，歸降清廷。第二天，郜永寬等獻上譚紹光的首級，李鴻章、程學啟入城受降。至此，清軍誘降成功，終於“兵不血刃”拿下蘇州。

接下來發生的事卻有些不妙，據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的記述：“當時此八將（指上述四王四天將）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餘萬人，聲勢洶洶。程學啟既許以總兵副將等職，至是求如約。學啟細察此八人，謂狼子野心，恐後不可製。乃與李鴻章密謀，設宴大饗（xiang）彼等於坐艦，號炮一響，伏兵起而駢（pian）戮之，並殺余黨之強禦者千余，余眾俱降。”《李鴻章年（日）譜》的記載與梁啟超的記述大體相同，也提到程學啟擔心“太平軍過多，恐尾大不掉 ，定計召郜雲官（永寬字）汪有為等八人來議事因設伏殺之”，最後還特別指出，“鴻章初不肯，學啟以去就力爭”，似乎殺降主要是程的主張，意在為李鴻章開脫。

但戈登以為，李鴻章既為清軍統帥，就該為殺降一事負責。所以，當他聽說郜永寬等都已被殺的消息後，怒不可遏，提著短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要殺他以償其罪，甚至宣布“常勝軍”不再受李鴻章節製，並準備攻打淮軍。

查理·喬治·戈登，英國陸軍少將，軍事家

據說李鴻章躲在外面，不敢回營，還請了英國醫生馬加尼為他說情。而戈登始終不能原諒李鴻章，他還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寫信，要求英國政府乾預，迫使李鴻章下台。事後，清政府褒獎“常勝軍”，獎勵戈登白銀一萬兩，被他公開拒絕了，他還拒絕了李鴻章先前應允的犒賞金七萬元洋銀。多年後，李鴻章到歐洲諸國考察，在英國期間，他專程到戈登塑像和墓地前獻了花圈，並鞠躬致意，此舉贏得英國朝野的好評。他是否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懺悔則不得而知。

此事在梁啟超看來卻是不可原諒的，他指出：“夫殺降已為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故此舉有三罪焉：殺降背公理一也，負約食言二也，欺戈登負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齒痛恨，至欲剚（zi）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雖彼鑒於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術，亦可以見其概矣。”

梁啟超的批評指出了李鴻章性情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實際利益大於義理道德、行為準則。有人曾對比曾國藩與李鴻章，說曾做事講應不應該，而李做事考慮的是能與不能。二人的區別就在於，曾是理學家，終其一生都在捍衛儒家的義理名節，絕不苟且；而李是實乾家，做事不得不考慮可能性，有時或委曲求全，或權衡利弊，或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總之是要講謀略，講進退，講權變，講時機，而不拘泥於名教、義理、道德、原則。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就曾有所表示：“以孤軍與方外雜處，每至十分繞舌。用痞子放賴手段，彼亦無之如何。”痞子手段不就是流氓手段嗎？正人君子如曾國藩是不肯為的，而李鴻章卻沒有這麽多的忌諱。

李鴻章與德國政治家俾斯麥

有意思的是，曾國藩一直是以“誠信”要求他的，李鴻章曾經對人談起曾國藩對他的教誨，說是與洋人打交道，關鍵在一個“誠”字。而他此次蘇州殺降，很明顯是對“誠”字的違背，而曾國藩的態度卻非常的耐人尋味。據說，那天“曾國藩在安慶聞蘇州受降，初大喜，繼愁絕，幕僚問故，不答。既而得殺降報，乃歎然稱道‘言鴻章眼明手辣’”。

曾國藩的心態在這裡似乎表現出好幾個層次，既有以較少代價取得蘇州的欣喜，也有對大量降軍的擔憂，還有如何處理這些降軍的為難。李鴻章殺降，解決了這道難題。雖然有些遺憾，但他還是有了一種釋懷的感覺。這裡似乎還隱含著一種更為深層的文化價值觀的衝突，或如梁啟超所言，殺降背公理，而這個“公理”恐怕還不是曾、李二人所能認可的。在他們的思想理念中，人還不是普世價值中的人。故殺降一事，如果考慮到社會的安全、穩定，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國歷史上並不缺少殺降之事，而投降之後再次作亂的例子，更近在眼前，教訓是深刻的，因而曾國藩聞降軍如此眾多而“愁絕”。只是“負約食言”或有悖於他所信仰的“誠”字，故而還有一“歎”。

電影《投名狀》中表現的蘇州殺降事件

李鴻章在上海經營數年，得到兩筆遺產，一曰軍事，一曰洋務。前者，他被認為懂軍事，能打仗。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僅用一年時間，他又率領淮軍平定了讓許多著名將領束手無策的撚亂。梁啟超說：“鴻章之用兵也，謀定後動，料敵如神，故在軍中十五年，未嘗有所挫衄（nü）。雖曰幸運，亦豈不以人事耶？其剿發也，以區區三城之立足地，僅一歲而蕩平全吳哉。剿撚也，以十餘年剽悍之勁敵，群帥所束手無策者，亦一歲而殲之，蓋若有天授焉。其待屬將也，皆以道義相交，親愛如骨肉，故鹹樂為用命，真將將之才。雖然，李鴻章兵事之生涯，實與曾國藩相終始，不徒薦主而已。其平吳也，又由國藩統籌大局，肅清上流，曾軍合圍金陵，牽掣敵勢，故能使李秀成疲於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撚也，一承國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饋糧士有宿飽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後，無狼顧之憂也。不寧惟是，鴻章隨曾軍數年，砥礪道義，練習兵機，蓋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無一不自國藩得之。”

至於後者，又不僅僅說他懂洋務，知洋人，善與洋人打交道。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外交，幾乎都有李鴻章的參與；同時還要看到，他對西洋國家以及西方文明的見識，也在絕大多數士大夫之上。前述他給總理衙門的那封信，就是很好的證據。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指出：“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他認為，這篇文章至少在三個方面表現出李鴻章的先知先覺：“第一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的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舉制度。不但如此，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

總之，軍事與洋務，奠定了李鴻章一生事業的根基，他的榮耀與悲劇，也植根於此。他以畢生精力傾注全副精神於海陸軍的經營，他所辦洋務，如購船、購械、造船、造械、築炮台、修鐵路、設礦局、開工廠，以及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的設置，包括興辦各種新式學校，派學生外國遊學，目的大都是為強軍。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北洋海軍和淮軍都有了一定規模，甚至有資料顯示，中國海軍在世界海軍中排名第八位，高於日本海軍的第十一位，但是，1894年的清日戰爭，清軍無論在海上還是陸上都被日軍輕而易舉所擊潰，屢戰屢敗，兵敗如山倒，李鴻章多年心血，毀於一旦，不可收拾。軍事的失敗，直接造成了外交的困難，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進一步加深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

如果說，平定太平天國是李鴻章得意之歷史的源頭，那麽，清日戰爭就是他失意之歷史的開始。從得意到失意，其中的緣故，或“由於群議之掣肘者半，由於鴻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於用人失當者半，由於見識不明者亦半”。

具體說來，前面一半是外因，後面一半即內因。所謂外因，也就是他所處的時代以及社會環境。梁啟超所以“悲李鴻章之遇”，就是看到了他的境遇不佳：“蓋自李鴻章有生以來，實為中國與世界始有關係之時代，亦為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作為清王朝的首席外交官，處在這樣一種境遇之中，所謂弱國無外交，其命運肯定是悲劇性的。特別當城下之盟，當事人的外交手段再高明，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且，外交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要之，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得不隱忍遷就於一時也”。這個“國勢”，就涉及李鴻章所處的社會環境。李鴻章是主張改革的，雖然他的改革訴求還很有限，儘管如此，每當有效法西方的新的建議提出來，都會遭到一般士大夫的激烈反對，而且，他們的理由往往又是觀念的而非現實的。這些不顧實際的爭吵往往會影響朝廷決策，阻礙建議實施，甚至將已經上馬的事情攪黃。從買船、造船、開礦、建廠，到修鐵路、辦郵政，乃至派學生出國留學，沒有哪一件事不是費盡苦心，慢慢奮鬥爭取到的。

這個時代計程車大夫群體，整體上是守舊排外的，先知先覺者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對世界都缺乏最基本的認識。這些人又很自大、盲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遇事很容易做英雄狀而輕舉妄動。

1894年，甲午清日戰爭中國的慘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許多人都歸咎於李鴻章，責李罪李，幾於身無完膚，人皆欲殺。然而，這種指責是很不公允的。在梁啟超看來，“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咎者”，他列舉了戰前戰後在外交、軍事、人事、指揮等方面處理不善，以致失誤、失當者凡十二處，認為是李鴻章應該負責的。但他又說，更不能容忍的，卻是“盈廷虛驕之氣”，那些“峨冠博帶、指天畫地者”和“虛驕囂張之徒”，才是真正的“亡國之利器”。

他進一步指出：“李鴻章之失機者固多，即不失機而亦必無可以幸勝之理。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為什麽呢？即文明愈進步，則國勢愈強；而拒絕文明，固守愚昧者，國勢必弱。強勝於弱，優勝劣敗，乃世界之公例。因此，以甲午戰爭的失敗責備李鴻章一個人，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李鴻章本人並非沒有問題。梁啟超說“鴻章之自取者半”，就是看到了他的缺陷。這裡固然有歷史的局限性，也有他個人的局限性。用人失當是一方面，“其裨將故吏，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要津，委以重任，不暇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機僨（fen）事，貽誤大局”。從另一角度說，李鴻章用人，比較重視才乾，和曾國藩、張之洞的部下比起來，他羅致的人在才智方面或更勝一籌，他們無論是任幕職的還是補實缺的，多數都能不辱使命。但相比曾氏部下多為尚簡樸，好讀書的君子；張之洞的部下，也極少貪婪聚斂之徒；那麽，李鴻章的手下顯然就多了一些奢靡放縱之輩，有人則因沉溺聲色而聞名。

有人認為，李鴻章可能正是要以牟取私利的機會為誘餌，吸引人才為自己效力的。而且，李鴻章本人就有這樣的“慣例”。當年太平軍圍攻上海，米價暴漲，每石高達銀五兩。淮軍和“常勝軍”佔領蘇州後，收繳了大批太平軍所存大米，李鴻章以為機會難得，竟以每石銀三兩的價格將這些大米全部買下，運到上海賣高價，他和淮軍將領因此而致富。他辦的許多洋務企業，對國家也沒有太多的助益，倒是他自己以及與他一起辦企業的人，賺得盆滿缽滿。由此看來，說李鴻章導致淮軍腐敗，並不冤枉他。而腐敗，正是淮軍與北洋水師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

李鴻章有句名言，今日為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但處於大變局中的他，似乎並不能一變到底，還是有所保留，有所顧忌的。所以梁啟超說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zhi）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他希望李鴻章“以彼之地位彼之聲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輿論以呼起全國”，然而，李鴻章未能利用他的這種優勢，這是梁啟超為他可惜的。但也應該看到，這只是梁啟超的一廂情願而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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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寶宗儀編著《李鴻章年（日）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8月版。

[3] . 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4] . 《籌辦夷務始末》。

[5] . 費正清 鄧嗣禹著《衝擊與回應：從歷史文獻看近代中國》。

[6]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插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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