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人性的拷問

黑暗不是永無光明的時候。善良的人性應該是每個人在黑暗之中的固守。唯有此，我們才不會為黑暗所吞噬。

——羅曼·羅蘭

日本作家元山裡子《他和我的東瀛物語》一書，我為之深深打動。這是關於兩個人的故事，卻是發生在不同的時空裡的故事。書中主角元山俊美貫穿於兩個時空，他的妻子即書的作者，出現在另一個時空當中。元山俊美和裡子的結合則將兩個時空貫通起來。該書不是小說，嚴格地說是一部紀實作品。因而在這樣的時空交匯之下，兩個人的故事就有了一般紀實作品所缺乏的特點。當然，許多紀實作品常常是兩代甚至數代人的故事。但不同的是，這本書的兩位主人翁是夫妻，而且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度。作者元山裡子是在中國出生長大的中日混血兒，她愛中國甚於愛日本。她與元山俊美的結合不是人們常說的花前月下的那種，而是從相互尊重、互相幫助、體貼而走到一起。該書因而也就有了一種毫不做作的情感色彩。書中關於元山俊美的部分主要來自元山俊美一生所寫的日記和其他記錄，因而極富資料價值。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我們極少看到全面展示一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軍人的內心世界的作品。另外，作為人類學學者，筆者對於書中所穿插的大量對日本文化的描寫、分析，以及將之與中國文化作比較尤為興趣。這些關於日本文化和風俗的文字不斷令我想起，2006年一位京都大學人類學學者陪我一起參觀京都各種寺廟時，對我說的“中國和日本文化上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 （Japan and China are culturally so similar and so different as well）”。所以，這本書又有文化比較的意義。

即便到了今天，不少文學作品對人物形象塑造往往非黑即白，這是我們的小說在創作上、思想水準上和對人性的發掘和內心的刻畫上存在缺陷的重要原因。一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並不見得為其所處的政治立場或者階級陣營所決定。一個人，即便是惡棍、賭徒、恐怖分子，他們的內心也不見得永遠沒有一絲人性的閃現。如果抱著非黑即白的是非標準和階級劃分的板塊式認知，我們又如何能理解，在美國的南北戰爭和廢奴的過程中，也有不少黑奴為保衛白人奴隸主而戰？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政治空氣出現“解凍”。其時面世的中篇小說《第四十一》因其刻畫人性超越了非黑即白的壁壘，無論在蘇聯或者在中國都引發爭議。這樣的作品根本無法“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但這篇文字和在它基礎上改編的同名電影卻受到了許多人的喜愛。原著作者可能已經意識到這樣的故事會有些風險，所以在故事的結尾出現了這樣一幕：一個迷戀有著藍眼睛的白軍軍官的紅軍女戰士，在看到她的“藍眼睛”歡呼著撲向迎面而來的白軍時，忍痛將戀人一槍打死。即便如此，這一作品還是免不了以“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被打入冷宮。這一結尾其實很有意義，它恰恰說明，人性是共通的，儘管個人可能有著不盡相同的政治立場或者階級立場——可能有些人更喜歡這個調調。在我看來，作者通過這樣的結尾對那種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隱晦地作了抽象肯定、具體否定。

《野戰排》

戰爭可以泯滅也可以喚醒人的心靈。奧斯卡獲獎影片《野戰排》是一部通過對軍人的心理刻畫來拷問人性的著名電影。影片中的排長，在英俊外貌之下隱藏的是扭曲的心靈。戰爭使他心理變態，變得十分暴戾、勇敢、殘忍。他毫無顧忌地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成天處在一種變態的狂暴之中。而他的副手則在戰爭中經受了人性的拷問。他阻止槍殺平民，保護戰友，與排長完全是兩種人。電影對排長的塑造令人信服，他的瘋狂舉動，其實反映內心的虛弱和極度的厭戰。最後，他的手下發現負了傷的他躺在泥濘裡，藏在灌木叢中。在這最後一刻，排長對他的要求是“打死我”！

應當說，在眾多關於戰爭的書寫中，關於敵方軍人因為參戰經歷而認識到戰爭本質的文字卻真是不多見。《他和我的東瀛物語》打開了這樣一扇窗戶——為我們揭示了一位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軍人這樣一種心路歷程。我想作者原先只是想平實地將元山俊美的故事講出來，但當她以女性的細膩筆觸和獨特的、融合自己和當事人的視角，為我們展示參加侵華戰爭的元山俊美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時，達到了這樣的效果。通過他的敘述和她與他的互動，人性成為了貫穿全書的主題。在殘酷的戰爭裡，善良的人性融化了敵對的堅冰。元山俊美放走被囚的遊擊隊員，而被救的遊擊隊員也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幫助放下武器的日本軍人渡過了生活的難關。

我對抗戰文學雖不熟悉，但主要的幾部長篇在高中之前都讀過。這些書，除了極為個別的略有涉及之外（如《烈火金剛》），關於日本軍人的刻畫都是臉譜化的，複雜的內心活動幾乎看不到。在戰爭中，人的情緒波動的程度與平時一定不一樣。再勇敢的戰士和最頑固的好戰分子也不可能在態度和情感的波動始終如一。所以，如果一部戰爭小說有這樣一些描寫那就一定讓人覺得深刻得多。反法西斯戰爭勝利30周年時，蘇聯推出一部系列電影《解放》。電影場面宏大，從德國襲擊蘇聯開始，一直敘述到蘇軍攻克柏林。電影肯定不是十全十美，但所達到的水準絕非一般電影可比。電影內容主要是戰爭，但是也不乏對於人性的真善美的刻畫。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幕是，蘇軍攻入柏林之後，闖入動物園，園中野獸早被驚得四處亂竄。紅軍戰士突然顯示出溫馨的一面，為了避免在動物園內戰鬥，他們決定繞道而行。我不知道這是否真的在攻佔柏林的過程中發生過，但至少顯出作者和編劇都有較深刻的人性關懷。我記得影片中對德國軍人的塑造也不臉譜化，這些人都有血有肉，喜怒哀樂如同常人。

元山裡子書裡的主人公參戰前是火車司機。他雖然出生於農家，但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了明確的想法，是一位有追求、有理想的年輕人。戰爭爆發之後，被迫參戰。一開始，他也想信日本軍國主義的欺騙性宣傳，以為戰爭是正義的，是為了把中國從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威脅下解救出來。到了中國之後，他參加了激烈的長沙會戰。他所在部隊後來也就一直駐扎在湖南。在戰爭的過程中，他漸漸感受到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欺騙。既然是來幫助中國人，為什麽又處處遭致中國人恨呢？既然是幫助中國人，為什麽又對他們燒殺掠搶呢？就是這些最簡單事實使他迷惑不解，使他漸漸醒悟。元山對戰爭的認識是自己形成的，並不是來自任何人的宣傳和鼓動。

元山俊美反法西斯演講

對戰爭的認識使元山俊美在戰後成為帝國主義和壟斷資產階級的深刻批判者。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以此來表達與資本主義的決裂。日共後來在道路的選擇上發生了分裂，以宮本顯治為首的一派主張走“議會道路”而與主張暴力革命的德田求一、野阪參三等人分道揚鑣。元山俊美加入了宮本顯治的陣營。元山俊美由於對戰爭深惡痛絕，使他在是否支持越南共產黨武力“解放南方”的問題上與日共黨中央產生分歧，並因此被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日共領導人之一的野阪參三開除出黨。元山不僅被日共開除，也因為其他原因成為依靠工會保障的“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但這是他個人的選擇，他希望能在餘生中更多地為社會做奉獻。我不知道他後來對他當初的烏托邦理想有無進一步的認識。但無論如何他在實際行動中已經有所背離，也感到有些荒謬。儘管他加入了主張暴力革命的日共，但到了具體的表決中，他強烈地反對使用暴力。他的善良本性使他必將無法接受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不惜使用暴力。僅此，我們就能感受到元山作為常人的偉大之處。

作者元山裡子在文化上無疑是中國人。20世紀80年代初，她赴日留學。到了日本之後，原先理應照顧她的表哥卻待她如同路人，簡單幫她安頓之後，便離她而去。她剛到日本時比我當年剛到美國留學時的條件差多了。但她挺過來了，而且還獲得了成功。幫她一路走來的功臣就是這位元山俊美。元山俊美幫助她建立起自己的小生意，通過課後開班教授中文來支持她在早稻田大學求學。在她留學奮鬥的過程中，幾乎每個重要的抉擇都是元山俊美指點她的。她也在他的鼓勵下，參加日本國家級的寫作大賽，並獲得第一名。這個第一名在她日後進一步求學和求職的過程中作用巨大。獲獎之後的她也在事業上踏上坦途。長期的交往使作者被元山俊美的善良和理想主義情懷深深打動，情感上也產生了變化，並決心與他共度餘生。

湖南祈願會發言

作者在講故事時，人性的光輝閃爍於細微之處，強烈地叩擊者讀者的心靈。元山俊美無私地、力所能及地幫助了許多中國留學生。他居然為許多中國學生擔任留學期間的經濟擔保。儘管這只是一紙協定，然而，以個人的名義出具擔保面對的是制度性的信用體系，所以擔保人是有風險的。出於對於中國同學的支持，他做了。在他的晚年，幫助中國留學生成為元山俊美生活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他經常通過各種方式給中國學生提供建議和谘詢，毫無保留地支持他們。

縱觀全書可見，作者原意是想把她的先生的人生經歷和思想過程展示出來，對人性的揭示與展現渾然不覺地成為全書的亮點。作者也將自己長時間在東瀛生活的經歷寫了出來——因為她在日本取得的每一個進步和成功，都與元山俊美的鼓勵和支持分不開的。通過這一主線，人性之美貫穿全書。

以上是我的點滴感想。相信這本書會引起每一位善良的讀者的共鳴。它告訴我們——借用羅曼羅蘭的名言——黑暗不是永無光明的時候。善良的人性應該是每個人在黑暗之中的固守。唯有此，我們才不會為黑暗所吞噬。

本書是日籍中日雙語女作家元山裡子的非虛構作品，描寫了她的日本丈夫元山俊美和她的人生經歷。元山俊美橫跨大半個20世紀的人生，親身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目睹日本進入“和平憲法”年代，成為日本共產黨驚心動魄的路線鬥爭的犧牲品，為日本侵華戰爭懺悔，與日本右翼分子不懈鬥爭，一生命運與近現代中日歷史緊密相系。元山裡子於20世紀80年代在日本留學時與元山俊美結識，受到元山俊美多番指導和關照，在日本開辟了自己的事業道路，並與元山俊美結為伉儷，並肩作戰，反對日本右翼勢力。

元山俊美是農民的兒子，1940年被強製征兵，送到中國戰場上，成為了侵略軍的一員。在殘酷的戰場上，元山俊美看清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不願意與中國人民為敵，對中國百姓友好，中國百姓也救他一命，甚至在戰地風雲裡乾杯，結下一段戰爭時代難得的友誼。戰後，元山俊美加入日本共產黨，成為堅定不移的反戰人士和無產階級社會活動家，為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揭露731部隊罪行、反對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反對參拜靖國神社而奮鬥，終生為反戰貢獻自己的力量。2000年，元山俊美重回對他來說意義深遠的湖南文明鋪，捐植200株櫻花，表示對戰爭的懺悔和對中國人民的歉意，祈願中日兩國永遠和平（當時被湖南媒體廣泛報導）。

本書作者元山裡子，日本雙語女作家，中日混血兒。自由撰稿人。已出版中文非虛構作品《三代東瀛物語》，日文長篇小說《XO醬男與杏仁豆腐女》。在海外中文網家史征文活動中，以《三代東瀛物語》獲得一等獎。

范可

范可，本科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碩士、博士。現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社會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類學學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評審專家。長期以來致力於認同政治、全球化、文化人類學和政治人類學理論諸方面研究，出版有《他我之間——人類學語境裡的“異”與“同”》《在野的全球化——流動、信任與認同》《漂泊者的返鄉之旅》《認同、文化與地方歷史——人類學的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理解族別——比較的視野》等著作，以及各類中英文學術文章逾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