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彈一星”精神 能不能治好中國社會的浮躁?

　　用“兩彈一星”精神療治社會浮躁

　　朱明遠

資料圖：爆炸成功與興奮的人

　　54年前的今天，羅布泊一聲巨響，伴隨著一團蘑菇雲升起，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研製原子彈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難最複雜的工程，只有美蘇英法掌握，也是它們最高的國家機密。但在各種嚴密封鎖之下，中國科研人員憑借自己的知識水準、技術積累和不懈努力，完成了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對比現在，當時的新中國可以說在經濟上是一窮二白，科研技術能力積累也處於剛起步階段，而相關的重要研究設備更是無從談起。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中國一群甘於奉獻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投身戈壁灘，用不懈努力的“兩彈一星”精神，造就了後來一個又一個奇跡。筆者認為，時隔50多年，看看今天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中國科學工作者仍有必要堅持“兩彈一星”精神。我的父親朱光亞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父親於我的言傳身教，一點一滴地融入生活習慣中，成為人生準則和堅持信條。這讓我也更深切地體會到“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

　　首先，讓一個集體爆發最大的力量。奧本海默有美國“原子彈之父”之稱，庫爾恰托夫是蘇聯的“原子彈之父”。那麽，誰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2011年父親去世時，俄羅斯媒體曾將他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但我清晰地記得很多年前就此問過父親，他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搞這一套。我個人理解，完成中國原子彈研製的是一個集體，而它的技術突破長官層也是一個集體。李政道先生曾撰文寫道，這支科學家團隊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為其中包含了許多傑出的科學家，更重要的是這個團隊整體效率很高、整體創造力發揮得特別好，毫不遜色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甚至更好。

　　其次，不看重金錢，甘於寂寞。上世紀60年代初，這批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從人們的視野中集體“失蹤”了，一“失蹤”就是十幾年。當然，這裡所說的“失蹤”是指他們在各種學術交流的舞台上消失了。在生活中，他們並沒有“失蹤”，在我們所居住的大院裡，我經常會看到他們的身影，上班、下班、排隊買菜。包括父親在內的很多人，都是年紀輕輕從美國學成歸來，放棄大洋彼岸的優越物質條件和科研條件，一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直到後來，他們也很少自稱“院士”，父親認為院士不是職務，不是職稱，不宜作為稱謂。

　　第三，做事時刻講求嚴謹、認真。我印象中最為深刻的是父親做事的嚴謹和認真，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都是如此。這也是一種科學精神，在科學研究中要對出現的所有問題都追根刨底，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不嚴謹會把誤差帶進來，會出現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結果。

資料圖：研製原子彈時重要的計算工具——算盤

　　第四，挑戰越大，動力越大。與50多年前相比，現在的中國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技水準都有了跨越式發展。相類似的背景是，在航天、核工業等領域發展中，總有一些外界勢力對中國實施“封鎖”。在原子彈、氫彈研發時，這種封鎖是相對更徹底的，中國研究人員拿不到任何資料。但是，他們面對巨大的挑戰，心裡憋著一口氣。他們把挑戰變成了動力，可以說“兩彈一星”完全是“逼出來”的自主研發。

　　第五，持之以恆 ，專心做一件事。一個偉大的人並不是生來偉大的，而是在日積月累中一點點地成就。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具備優異的能力，實際上能夠從始到終堅持做一件事是很難的。我父親說他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他每天都在琢磨這件事，不被別人意見干擾，堅持自己的觀點，研究之路就是打開一把把攔路鎖，直到最終大門敞開為止。持之以恆，從不放棄，那將是一生的事業。

資料圖：如今的國產超級電腦

　　今天我們的確面臨個別國家在核心技術上的“卡脖子”，但是在全球化和互聯互通的時代，那些新發現的基本自然規律和原理必然會公開發表，這是全人類共享的財富。能被封鎖的只是有國界的“發明”和根據發明創造的產品，從這個性質來看，封鎖對中國自身發展的影響只是暫時性的，我們應堅定信念。此外，我們的體制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兩彈一星”方面多次被證明是獲得成功的關鍵。

　　但是，當下的中國社會充滿了浮躁，年輕人身上缺少了嚴謹、認真和執著，常常是哪裡工作環境好、給錢多就去哪裡，頻繁跳槽、好高騖遠。不少所謂的創新也是或者靠“模仿”去掙快錢。因此，今天我們更應該看到“兩彈一星”精神的稀缺性，讓這種精神繼續帶給我們不畏挑戰的強大動力。▲（作者是北京科銀京成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本文由郭媛丹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