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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宸沙
編輯：李偉 楊顥
1979年，18歲的章華妹為了生計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門口擺小攤賣紐扣，最擔心的就是被人抓。1980年，章華妹拿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張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成為第一個“個體戶”，標誌著個體私營經濟重回歷史舞台。
40年過去，2018年11月1日，章華妹的這個故事再次被提及，是在最高層主持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
溫州當地經歷者聞此，無不感慨萬千。大幕拉開，時光機將40年溫州個私、民營經濟的前世今生拉回到了時代的舞台前：溫州八大王，溫州模式，民營之都，溫州炒房團，民間借貸危機，溫州製造業……
11月9日，在溫州市政府主導的一場五年一度的盛會上，溫州市委書記陳偉俊當著1300多名溫籍精英再次鄭重提起：“‘溫州模式’的價值在於，點燃了中國民營經濟的‘星星之火’，揭示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制度變遷規律。”與會的精英中，起碼有半數以上是來自全球的溫商領袖，其次是各界精英，大多屬於溫州模式的見證或者親歷者。
這場聚會，有一些曾經走過的大咖已然隱落，又有一些新貴湧現。
再回首，或許這些親歷者們會發現，不管是時代或個人，都會經過無數個分岔口，歷經無數道誘惑或磨難。但在每路線口，都會有不一樣的抉擇，如今可以反思，那些經得起時光檢驗的抉擇為何行得遠，哪些人成了時代的精英？那些窮途末路的，又陷入何種因果？
馬津龍退休前就職於溫州市委政策研究、體制改革系統，長期參與溫州改革與發展的調查研究、方案設計和政策谘詢工作。在他的概括中，溫州模式是我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出現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實現農村工業化的形式之一；加強對溫州農村民間市場的研究，促進市場調控機制的發育，是完善和發展溫州模式的關鍵。1995年8月，馬津龍應邀參加中國留美學人經濟學會會議，第一次向世界解釋溫州模式，那屆中國留美學人經濟學會會長是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白手時期：八大王辟荒
追溯溫州商人和溫州模式，無可避免的，都會鏈接起被陳列進溫州改革開放紀念館的“八大王”往事。
溫州，隅居浙南閩北，自古以來邊緣於中原文化。頑強、獨立、應變快速如同基因一樣根植於這一區域的人文要素之中。40年前的溫州，一窮二白三缺地，國營、集體經濟體又相對稀缺，走南闖北討生活是很多溫州人，尤其是溫州農民的出路。溫州傳統上是手工業商業發達的城市，但經過了那段計劃經濟時期，溫州的民間資本幾乎陷落。
1976年，出生於溫州市樂清縣（現為樂清市）柳市鎮的少年胡金林，開始做起了五金電器生意。
樂清柳市、永嘉甌北、瑞安馬嶼、永嘉橋頭、蒼南龍港等一樣，均被看做是溫州模式的發源地。當然，誰都不會想到，胡金林所在的柳市，此後會成為中國低壓電器之都。
“我是農歷正月十六開始做，到10月份就被抄家了，”胡金林回憶道。但這種資本萌芽顯然無以抑製。在這個小鎮裡，那時出現了大批個私民營經濟的拓荒者，最為有名的是後來以投機倒把罪被處置的“八大王”。胡金林正是八王之一，被稱為“五金大王”。另外幾個大王也都是以他們所經營的領域而得名，分別是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約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以及電器大王鄭元忠。
1976年，中國還沒啟動改革開放。當時的溫州柳市鎮，和國內大多數地區一樣，公社與大隊也都有所屬經濟體。販賣五金配件的胡金林，苦於沒有進貨管道，就跑到周邊城鎮的一些國營、集體商店，倒賣那些滯銷的五金配件。
在當時，胡金林的做法是不符合時代經濟秩序的，但溫州地處東南沿海浙閩邊界，行政管制相對比較少，類似的做法在這個小鎮裡很普遍。
1955年出生的“合約大王” 李方平也是少年時就經商，但和胡金林在當地倒騰的套路不一樣，李一開始就是走南闖北“兜”合約，收訂單，是溫州後來發展到10萬供銷大軍的開創者之一。
“我拿著地圖，坐火車先去標紅星的省會城市，然後就順著火車站和鐵路線，在沿途找工廠談合作，一個地方找完再坐車去下一個城市，這樣就攢了一批客戶。當時一年還有兩次全國機電產品訂貨會，我們就背著自己做的產品目錄去找客戶。”李方平自述稱，“那時候，像按鈕開關價格是2元錢一個，還必須全國統一。因為對產品品質足夠有信心，我們就包運費、包裝費，而且可以貨到驗收沒問題再付款，因此銷路很好，供不應求。”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金林、李方平等人的生意，更是一飛衝天。李方平成了超級富豪，當時人稱“萬元戶”。他添置了大批資產，比如依照當地七裡港一法式建築，給自己還有兩個弟弟蓋了三間4層高的樓房，就坐落在當時溫州對外的唯一一條陸路通道——104國道邊上，被稱為“門面房”。這也是溫州模式前店後廠家族企業的初始狀態。
1981年，李方平在上海又買了第一輛轎車菲亞特，雇了司機一路開回樂清。這些現在看似平常的風光，在那個很多人還食不果腹的年代，相當威風。這些也成了後來他最顯眼的“罪證”。
李方平回憶，他被逮捕的原因現在想來有些好笑，說是當時省裡“打擊經濟犯罪工作組”的車從國道經過，看見他家新蓋的四層樓，就下了結論：“如果不是投機倒把，哪裡來的錢住這樣的房子！”
1982年冬天，李方平因“投機倒把罪”鋃鐺入獄。
而胡金林則是被抓捕的八大王之首，現在，他還時不時提起，還好自己潛逃了，否則就被當典型槍斃了。“當時樂清內定下來槍斃10個典型中，有強奸的、搶劫的，我就是投機倒把的典型，其他9個都斃了，就我逃了。”
1984年1月，潛逃在武漢的胡金林聽到消息：“中央一號檔案給你們平反了，他們已經放出來了。”他結束流亡生活回到柳市，卻還是被抓了起來，坐了66天牢。後來，胡金林先是被取保候審，然後撤銷案件。
主政者思辨：袁芳烈的抓與放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一文，介紹了橫空出世的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發展路線，這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廣大農村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這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報端。
1985年12月，溫州改革開放的領頭人袁芳烈（山東人，南下進浙老幹部）調任浙江省委政法委任書記(後任省高院院長)。而這場全國範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對八大王的抓與放，都發生於袁芳烈在溫州的主政期間。
1979年1月8日，溫州開辟了11個糧油市場，允許農民和完成糧油征購任務的生產隊出售多餘的糧食和食油，允許缺糧缺油的農民、職工、居民在糧油市場上購買，開放溫州市農副產品市場，允許三類農副產品上市交易。
1980年10月，溫州農村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從地下走到地上。“此舉，使百萬農民從人均三分地和為掙工分吃飯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務農和自由選擇各種職業發家致富的權利。”馬津龍回憶說。
1981年9月20日，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並。當時的浙江省副省長兼省農委主任袁芳烈率省委地市合並工作組進駐溫州。同年12月，合並工作結束，袁芳烈任溫州市委第一書記。
一直以來，溫州作為對台備戰前線，國營企業和大的集體企業極少，全市一年的財政收入僅1億多元，連發工資都不夠。而在溫州民間，至1982年，全市已有專業戶、重點戶13萬戶，從業人員四十萬。
1982年9月，袁芳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同年下半年，“打擊投機倒把經濟犯罪活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市場經濟提前發展的溫州無可避免地成為重災區。
國家工商部門將十種“投機倒把”活動列為打擊對象。當時，溫州不少民營企業主、個體戶、購銷員被“點名”抓捕。其結果是，許多興辦不久的企業、市場關門，廣大務工農民和城鎮居民失業，社會治安開始混亂。“八大王”更在這場整頓風暴中首當其衝。
然而，就在柳市八大王鬧騰得紅紅火火之際，誰也沒想到，鎮上一個替父挑擔修鞋的少年鞋匠，後來也會衝進這個領域，一路攻城略地，成就中國低壓電器行業的王者。
此人就是A股上市公司正泰電器（601877.SZ）董事長南存輝。其實，同時進入這個領域的，還有之後德力西的創始人吳成中等。
南存輝等人和八大王走的是不一樣的路徑。八大王在1982年那場幾近致命的遭遇，或許正是因為當初不諳時勢，也沒有熟稔溫商的融合貫通之道。當然，這一精髓，說說容易，也不是誰都能做得到的。
八大王之一的劉大源是這樣看待德力西和正泰的。他把1978年之後的溫州民營經濟歷史分為了四個階段：對著乾、開著乾（公開）、放著乾、扶著乾。他認為“八大王”處於“對著乾”和“開著乾”之間，而正泰和德力西則是“扶著乾”起來的，不可同日而語。
此話也透露出一種個體在大環境中的創業哲學：和大環境對著乾，還是順著乾，還有應該怎麽乾，都決定著創業者的成敗，以及路走得遠或近。
南存輝的創業故事，在溫州家戶喻曉。但他也曾有過迷惘，尤其是八大王事件之後，很多溫州人都感受到，辦廠做生意並不是賺不賺錢的問題，而是進監獄、關生死的問題了。此時的南存輝，眼見股東離散，也是守著一個人的小作坊，靜觀其變。
這個時候，袁芳烈的自我糾錯，決定了溫州模式的重新啟程。
初始，袁芳烈是根據高層下派的任務，抓了大批“投機倒把”者，其中柳市八大王就是作為典型來抓。但他事後發現，溫州經濟一落千丈，他開始反省政策執行的方向。而此時，更高層也選擇了繼續改革開放。高層強調發展商品經濟，鼓勵發展民營企業。於是，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又親自為“八大王”平反，表達了支持民營經濟健康成長的新態度。
南存輝也是在1984年才開始辦廠，他曾經公開說過，“八大王”不平反，這個廠他是不敢辦的。
南存輝修鞋時發現，家鄉柳市很多供銷員在全國各地攬了很多低壓電器業務，開了很多廠。於是，他把修鞋的生意停下來，與他的一個小學同學吳成中創辦了“求精開關廠”，也就是現在的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電氣的前身。
1984年4月，溫州被確定為我國沿海十四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至此，膽大勤勞的溫州農民成了時代的先鋒，身份也逐步向“個體戶”、“老闆”、“企業家”等商人群體轉換。此後，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賺了個盆滿缽滿，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為溫州模式的新代言人。
在中國改革的姓資姓社的爭論中，溫州模式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一些人除了不同意溫州這種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之外，對溫州政府在改革初期的無為而治也頗有微詞。
參與者馬津龍認為，在地方性市場法規的制定和股份合作企業的制度建設上，政府實際上扮演的也不僅僅是無為而治的角色。一批批市場的開放、崛起，以及快速壯大的民營企業，說明政府並非如外界所傳言的無為而治，而是給他們營造自由的環境，並加以恰當的扶持。
資本聯合護身符：股份合作製謀變
溫州商業文化，即溫州商道，有一種比較顯著的共性，那就是隨機應變，融合貫通。因此，在這場個私經濟萌芽被碾壓之後，溫州就開始了具備溫州特色的集體、股份製謀變，這個時段，從1981年一直到1994年。
這被費孝通等學者稱之為溫州模式上的二次創業，即個私經濟走向股份合作經濟。其實，這種轉變，不僅是八大王事件後，現行體制下給民營經濟披上的一道護身符，同時也是個私經濟壯大後的一次資本聯合，是市場經濟的水到渠成和製造業飛躍。
至於具體操作，費孝通曾經將溫州一名企業家朱明春作為典型來舉例。
在1984年之前，朱明春的企業就已經走向聯合。他組織了86戶專業戶自願投資入股，每股1000元，建立禽蛋產銷聯合公司。由此，過去分散在各戶的資金、勞力、場地、設備、技術等生產要素集聚組合起來，取得了比單門獨戶的家庭企業更好的效益。聯合後的當年，這個公司就向市場提供了35萬隻飼料雞，佔溫州市區飼料雞供應量的40%，雞蛋供應量佔10%。
同時，農民在工業領域前店後廠的家庭作坊也走向了聯合。比如當時甌海區永興鎮有十幾個農民，大多辦過幾年搞印刷的家庭企業。他們都覺得，老是一家一戶鬧騰不是長遠之計。1985年，他們開始聯合起來，集資創辦一家上水準的企業，生產鋁箔包材料，先是每個一股，每股5000元，後來每股增加到15000元。他們購置了一條具備國內先進水準的自動生產線，產品品質超過了國內同行。兩年時間，產值達到了305萬。在萬元戶還算超級富豪的時代，幾個農民鬧騰出的這305萬的產值，足以震動一隅了。
另外一種聯合是個體私營企業與集體性質的經濟體。這些企業多是在當地鄉鎮政府和村集體的支持下創辦，雙方合作，稅後利潤裡有一定比例留存集體或者國營經濟體作為公共積累基金。
比如溫州某民政工業公司就下轄了十幾家工貿企業，這批企業實際上和這家民政工業公司是一種組織掛靠關係，企業主們相當於避開“私”字頭的政治或者政策風險，同時，也可以相對節約一部分稅費。
以上幾類企業，在當時自然是一種新生事物，甚至說難聽點，是計劃經濟體制裡的“怪物”，既不是規範的現代股份製，也不是傳統的合作製，而是兼有股份製和合作製特徵的新的經濟組織形式，所以被溫州人定名為股份合作企業。
這類非馬非驢的經濟體出現，如果地方政府不及時扶持，也就沒有後來的溫州模式了。但政府的服務馬上跟了上來，通過制定政策給予引導和支持，使溫州的股份合作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溫州模式煥發出多贏的正向能量。
這種創新模式很快在全市範圍內被複製、推廣。溫州有些縣沒有國營企業，大集體企業也不多，政府鼓勵支持股份合作企業的大發展也更顯得順理成章了。
1987年11月，溫州市政府制定並頒布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對股份合作企業的性質、財產歸屬、收益分配、信貸稅收、企業自主權、勞動制度以及入股、退股、開業、歇業等都作了初步規定。
在以後的數年裡，溫州市又細致地先後制定出5份政策性檔案，引導溫州的股份合作企業走向制度化、規範化，得以健康成長。
到1993年年底，溫州市的股份合作企業已有36887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80%。其中股份合作工業企業24000多家，工業產值達199億元，佔全市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的85%，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7%，上交稅收8.8億元，佔全市財政收入的49%。
然而，在此期間，溫州發展無不裹挾著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爭議，所幸各級決策者始終保持著明辨智慧，而多級執政者的一線調研，更加清晰了溫州模式之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價值所在。
在1986年、1994年和1998年，連續當選多屆人大副委員長的費孝通多次造訪溫州，並三次撰寫文章，對其發展模式做總結，使得溫州商道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關注，並獲得多方肯定。“依我的理解，溫州當時的商品經濟可以看成是從傳統中生長出來的市場經濟初期形式。1985年全年淨收入在5000元上的農戶已經超過40萬戶，總戶數的三分之一。”馬津龍回憶。溫州模式開始與蘇南模式齊名，舉世矚目，被中外傳揚，馬津龍是主講者之一。
“抬會”危機：民間資本的結義與痛苦
所有的改革與突破都會伴隨著刺痛，溫州模式亦然。先富起來的溫州人，也經歷過資本狂歡、結義、崩盤、重塑的輪回。
現在的人們或許已經不記得那個時段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那場抬會危機，和那個38歲就被判處死刑的樂清抬會會主鄭樂芬。
溫州民間資本一個顯著的傳統特色就是喜歡“結義”。通常的方式是，比如甲乙丙丁等10個關係比較融洽的親朋好友成立一個互助基金會，俗稱“呈會”。假設呈會成員每個人出1萬元，那麽10個人即10萬元。10萬元在10個人中輪流存儲，輪存者給其他成員支付利息，擁有資金使用權。正常的呈會，一般每月約定利息為1%上下。
這種呈會方式的創意，有人認為是來自溫州地方風俗婚喪嫁娶的人情，初始只是為了親朋好友紅白喜事開支的互助，人情後送者一般要高出前送者的額度。
但隨著溫州民營企業出現，這種形式開始成為一些關係密切的企業主圈的融資方式。畢竟，個私老闆、小微企業主們經營需要的資金，沒有抵押物，幾乎不可能從正規的金融機構融資。這種呈會模式，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了孵化與滋養溫州模式發展的活水。
後期出現的抬會、平會等等，是溫州傳統呈會形式的變異。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快速致富散發出的荷爾蒙在溫州街頭隨處可見。滿街奔跑的摩托車基本是清一色的日產“鈴木王”、“本田王”和“太空”。綠世界、霹靂宮等等為名的歌舞廳隨處可見，街頭姍姍而來的俄羅斯、東北的長腿美女們，豔麗的妝容以及前衛而性感的著裝，激發出的小城時尚風潮，並不亞於當時的港台。在溫州市區來福門鞋城的一家舞廳裡，一老闆竟然以9999元的高價點歌，一時傳得家喻戶曉。
財富的快速積累超出了產業提升速度，無路可去的民間資本於是締結出怪胎。這種怪胎的借貸不再局限於小圈子裡，而是面對公眾存貸。借款月利率也不僅僅是1%了，鋼彈6%、12%、40%，甚至120%的荒唐高利都有出現過。試問，什麽樣的獲利能支撐如此高的資金使用成本呢？但被金錢衝昏了頭腦的人總如飛蛾撲火般前赴後繼。
這些會也開始小會套大會，成了層層嵌套的怪胎。
1979年，樂清黃花27歲的南碎倩開始組織呈會，開始是50元會、100元會。隨著樂清個體經濟的快速發展，辦廠、跑運輸、做生意，南碎倩借錢的人越來越多。
1981年，南碎倩掌控的單萬元會就有64個，會員達2000多人。1984年2月，南碎倩大小會嵌套的“金字塔”倒了，一些會圈裡的人，為此喝農藥、投河、精神失常者不下10人。
樂清畢竟是溫州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隨著當地的民間資本累積，抬會發展得愈發凶猛。根據一名辦案人員的回憶，當時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稱，都是幾十萬元入會，數額差點沒關係。錢都堆在地上。
其實不僅在樂清，當時，溫州永嘉、瑞安、平陽等地，一些民營經濟相對發達的區域，共有大大小小的抬會1346個，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30萬人卷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
1987年冬天，失去理智、極度病態的抬會體系，發生集體性的雪崩。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衝向會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劇上演了。在短短3個月裡，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多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負債累累，傾家蕩產。
在當政者眼裡，抬會，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在這些抬會中，鄭樂芬所主持的抬會規模為中等。抬會的鏈條在1986年春出現崩盤跡象，3月23日，鄭樂芬夫妻潛逃，4月30日，鄭樂芬的丈夫在上海投案自首，7月16日，鄭在江蘇被警察機構捕獲。 1991年，鄭樂芬被以投機倒把罪執行槍決。
黃金十年：製造業英雄記
雖然溫州模式依然飽受爭議、多次陷入困境，日漸豐厚的民間資本也是么蛾子不斷，但都一次次突圍成功，而且遇到困難越大，往往提升得越強。
從袁芳烈到劉錫榮、錢興中、李強、陳德榮、陳一新等等，歷屆主政者，幾乎都秉持著這樣一個觀點：可以說，溫州模式一直是“在外部爭議中前進、在內部爭論中發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世紀末年，溫州製造業發展進入到一個氣勢磅礴的階段，除了中國低壓電器三巨頭——正泰、天正、德力西外，一批服飾、鞋業、打火機等等品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至今都佇立在中國品牌潮頭。
創業英雄榜如下：
鄭秀康，1985年，國家允許個體戶辦廠的檔案上午傳達，下午他就去注冊了鴻盛皮鞋廠，並注冊了鴻盛商標，鴻盛皮鞋很快進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他創設的康奈商標，成了中國馳名商標；
錢金波，從1987年開始做生意，1995年創辦了紅蜻蜓（603116）；
王振滔，1988年逆境起家，創辦了奧康集團的前身“永嘉奧林鞋廠”，1995年，奧康集團成立，奧康國際（603601）鞋王品牌開始出山；
邱光和，1996年12月創立了森馬服飾（002563）；
吳志澤，1996年創設了報喜鳥（002154）……
溫州模式也令這個區域呈現創業吸虹效應。比如在這個模式上創設的美邦服飾（002269），創始人周成建雖然並非溫州本地人，但他懷揣9000元，來到溫州創業，1995年在此創設了中國知名休閑類品牌美特斯邦威。
溫州模式在產業領域，以製造、商貿、代工起家，在溫州區域內，工貿原料供應領域也有民營企業在低調的發芽生長，多個產業開始形成立體化、多層次相互連接的生態化構建。
比如華峰氨綸（002064）創始人尤小平，1996年創設溫州華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其主營的聚氨脂業務，系列產品“聚氨酯鞋底原液”與溫州的皮鞋產業群配套，替代了進口產品，使其掘到了第一桶製造業的金。1996年，他籌資2000萬打造一條年產3000噸的聚氨酯鞋底原液生產線，當年即產值過億。1997年溫州製革業迅速崛起，尤又投資2000萬元生產聚氨酯革用樹脂。2006年成功衝上資本市場，成了溫州民營企業首家上市公司。
王均瑤（已逝）、王均金、王均豪兄弟1991年承包開通了長沙至溫州的包機航線，開創了中國民營包機的先例，以“膽大包天”名聞天下。發展至今，均瑤集團旗下擁有了三家A股上市企業，業務涉航海、金融、教育服務、科技創新等五大板塊。
以上十年布局可知，溫商資本日漸積澱後，一方面在全球市場、產業方面衝出了中國的發展速度以及市場穿透力，另一方面，伴隨著資本熱錢化，同時散發出令市場魅惑的魔力。
至2000年中期，根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測算，當時溫州的民間資本起碼在8000億以上。而且，這些資本開始在房地產、煤炭等領域布局。在上海樓市升值通道還沒真正啟動之際，溫州人與台灣人兩路資本就開始進駐上海，當他們用編織袋裝著的現金掃樓的時候，溫州炒房團開始名震境內外。
國內棉花、煤炭等領域價格大起大落之際，炒作者的指向往往就是溫州遊資，溫州民間資本也一度成了快進快出的熱錢標識。
溫州商道輪回：資本與創業者再次碰撞
此時，在溫州當地資本剝離產業跡象開始明顯，一場危機已經在醞釀、潛伏。民間依然還是抬會形式的結義與反噬。
2000年以後的這個時段，比較有名的民間抬會組織代表人物應屬高秋荷。2006年開始，她組織高利息的50萬元、100萬元會，先收來會款，再以月息15%出借。到2006年11月份，借給幾名會員的大額現金或幫會員墊付的會款、利息都收不回來，資金周轉緊張。於是，她就向社會上借，放在會上運轉。2006年11月開始“倒會”，2007年8月徹底“崩會”。
2007年11月20日，樂清市警察局經偵大隊民警拘傳高秋荷。據查證，高秋荷虛構自己經營房地產、擔保公司等事實，向他人高息借款後再高息轉借給會員，牟取暴利或用於維持“經濟互助會”的運轉，高秋荷將款項用於參與他人非法組織的“經濟互助會”、購置多處房地產及個人揮霍等，致使共計1.16億元巨額資金無法歸還115人。
2009年3月20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樂清“女會主”高秋荷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實際上，在這個時段，龐大的溫州民間資本一旦出現負面，其反噬力以及對正規金融機構的衝擊力，在2010年這場民間借貸危機中可以明顯呈現出來了。
溫州模式，民營企業是主體，區域內企業大了開始走向世界，而區域內的小、散應該是常態。正規金融機構對小微融資支持的慣例是抵押貸款，溫州區域內的各路銀行機構為了分散風險，那時段往往會搭橋擔保公司，並要求企業互保聯保，一家企業發生危機，就對互保企業施行壓貸、抽貸。
一些運行良好的企業，也往往一夜之間禍從天降。2012年，擁有90多家子公司、以服裝製造發家的莊吉集團，因銀行連續抽貸和船東棄船原因，深深陷入了資金困局泥潭；而為之提供擔保的眾多民營企業擔保總金額逾300億元，亦受此牽連，遭到銀行斷貸威脅。
當年的一個數字說，溫州有98%的企業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機爆發，肯定就是一輪企業破產倒閉潮。
溫州區域內做製造業，或許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空間、基礎相對低端，溫州老闆的資金，也較少投入到製造業的技術改造和轉型更新中去。但是，這些資金實際上也沒有更多的選擇。也是出於民間資本正向疏導的政策意圖，這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後，2012年11月23日，溫州市召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溫州金改細則。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項是，金改計劃的第四條：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製訂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等。然而，溫州金改試驗已經施行5年多，聲勢漸息。
這一時段比較明顯的變化是，一部分人開始脫離了製造業，從事不良資產處置、私募投資等等金融領域的群體逐漸龐大起來。這些資本向新零售、區塊鏈、科創型企業等集中，同時，在這兩年，溫州人資本在製造業上又有趨暖的跡象。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溫州商人邱學凡等人的資本，與八大王之一的溫州“合約大王”李方平的醫療科創交融的故事。
李方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從事低壓電器經銷，被稱為溫州“合約大王”；1990年定居加拿大，1996年回國創建浙江嘉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建設杭州慶春路嘉德廣場等項目。2006年，李方平收購多項人工耳蝸專利，組成研發團隊，並先後創建美國諾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諾爾康神經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專門研究生產人工耳蝸。
各類溫商會、溫州人大會是溫州商人們重新相逢的平台。2017年，深圳溫商峰會期間，做資本投資的邱學凡結識了李方平。15分鐘以內，邱學凡決定投資李方平父子創設的諾爾康公司。當時邱學凡進駐之際，諾爾康估值不到20億，而一年不到，目前已經超過30億。
溫商資本又開始了一輪一生二、二生三、生生不息的輪回，資本或再次與溫州創業者新舊交替。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文獻為溫州市委匯編的黨史叢書《溫州市場》，以及張國謙等人所著的內部刊物《樂清灣金融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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