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曾國藩奉命出任直隸總督。
然而，兩年之後，天津就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情——“天津教案”。
案情倒也不複雜。當年夏天，天津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孤兒有三、四十名患病而死。此前，天津又發生多起兒童離奇失蹤的事件。有人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引發民眾圍攻教堂。
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在與天津靜海知縣劉傑理論時，開槍打死了劉傑的遠房侄子劉七。圍觀民眾在激憤之下，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衝進教堂，殺死了數十名名修女、神父、僑民和中國教徒，放火焚燒了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
“天津教案”發生之際，曾國藩正在飽受眩暈病症的折磨，即如他日記中所言，“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他感覺大限已至，便委託自己的學生、兩江總督李鴻章從江西建昌運送了兩副棺木料來保定府。
沒想到，兩副棺木料剛剛運抵保定城直隸總督衙門，朝廷的諭旨就接踵而至。
諭旨裡面說：“曾國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
雖然諭旨裡以商量的口吻，詢問曾國藩是否能去天津，但曾國藩心知肚明，自己是直隸總督，處理發生在境內的“天津教案”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怎麽可能置之度外呢？
然而，“天津教案”比當年進剿太平天國和撚軍，比如今興辦洋務，複雜得多，也艱難得多。
原因很簡單，“天津教案”牽涉到了法國人。在清朝晚期，只要牽涉到外國人在內，多簡單的事情也變得複雜起來。曾國藩書生帶兵，創建湘軍，與太平軍作戰10多年，見慣了各種各樣的大場面，但一旦與外國人打交道，他就不由得發愁。
正是出於對前程的悲觀，曾國藩給長子寫了一封遺書：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複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余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在這封遺書裡，曾國藩表達了法國人“性情凶悍”、天津民眾“習氣浮囂”的憂慮。地方官員面對這兩股勢力，難以采取平衡之策。朝廷所謂“持平辦理”，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稍微處理不慎，就會面臨三不討好的結果：既沒有安撫法國人，也沒有平息天津民眾的怒火，還沒有讓朝廷滿意。到時候，自己人頭不保不說，一世清名勢必毀於一旦。
曾國藩對曾紀澤安排了自己的後事：“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第二日，曾國藩就帶著幕僚趙烈文等人，冒著酷暑趕往天津城，
7月8日，到了天津後，曾國藩頒發《諭天津士民示》，告誡天津士民不可以忿報忿，以亂招亂。7月21日，曾國藩在進行一番調查後，向朝廷奏報《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
在這封奏折中，曾國藩匯報了處理建議。曾國藩幾乎答應了法國人提出的所有要求，如派專使到法國道歉，將帶頭鬧事民眾處死18人、充軍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靜海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子等。
由於曾國藩對法國人過於示弱，激起了民眾的怒火。曾國藩迅速成為了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就如他自己在日記中苦澀地說：“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
在京城的湖南會館中，曾經高高懸掛著曾國藩“官爵匾額”。如今，這些匾額全部被毀掉。曾經以曾國藩為驕傲的湖南同鄉，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這一幕，是曾國藩從保定出發時，就早已經預料到的吧？
【參考資料：《曾國藩家書》《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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